二、《幸福咒》：來順的死亡反諷

　　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雖然還在推進之中，但同時也具備了某些后現代文化的因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出現了一批自覺的學習后現代主義的先鋒派作家，創作了一些具有先鋒實驗性質的小說。這樣的創作思潮對一些優秀的“打工作家”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模仿和運用后現代小說家的敘事技巧和表現形式的同時，他們與中國社會現實和歷史文化、人的生存境遇相融合，創作了具有后現代色彩的“打工小說”，體現了后現代的精神實質和內涵。“打工作家”曾楚橋的《幸福咒》(原載《收獲》2007年第6期，收入《2007年短篇小說》，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李敬澤選編)無論在敘述的文體上還是內在精神上，都具有成熟的后現代小說特點。

　　《幸福咒》是充滿了真正結構性反諷的后現代小說文本。因為真正的結構性反諷，只能在后現代小說創作中才會產生。反諷是后現代主義寫作消解書寫主體自我情感的有效方式，也是伊哈勃·哈桑借以描述后現代文化特征的系列性定義之一。結構反諷，是在一種含有兩重意思的結構中表現出來的持續的反諷，通常借一個天真的主人公、敘述人、代言者，他們糊里糊涂的天性導致了對情況的誤解，于是作者心領神會地引導讀者去修正更改。人對自己周圍的世界、他人以及自己的錯誤認識而遭到命運的捉弄，是造成反諷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幸福咒》中，民工來順死后，單純的媳婦翠珍要按家鄉的風俗在城市給他做場法事。工頭在女人的堅決要求下，請來一年輕和尚念咒語。和尚最后念的是“幸福咒”，“其實和尚根本就沒有什么幸福咒可念，和尚只是用風流底話一遍一遍地唱《我要幸福》，和尚早就看出女人是個剛從鄉下出來的，就是風流底話罵她，她也一樣云里霧里去的。”假和尚是這篇小說的敘述樞紐，也是這篇小說的反諷之源。在假和尚做“法事”的一個晚上，許多亂七八糟的人，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集中上演。這些完全有違女人為丈夫做法事的初衷，讓她感受到了命運的捉弄，這是一種深度的對“幸福”的命運反諷。而在機警的讀者看來，這些都是可以修正或避免的，讀者也可以從中體味出敘述者的反諷意圖。因此，在《幸福咒》中，單純無知的女人的行為與全知全能的敘述者的矛盾結合，就造成了《幸福咒》的結構反諷，因為整個語境的反諷性，決定了文本內一切組合關系的反諷性。文本中的一切要素均制約于整個反諷語境，反諷推動了文本中的一切。連小說的名字和死者來順的名字都是反諷的，明明痛苦得要死，卻偏偏叫“幸福咒”，明明從腳手架上摔下來，偏偏叫“來順”，符合人類缺什么想什么的原理。這種本質性的結構反諷，使《幸福咒》充滿了后現代色彩。

　　反諷作為《幸福咒》的中心原則，決定了文本中人物、故事、情節、細部、語言的關系均是反諷。人物反諷：比如和尚“一頭歌星般的長發，手腕上還刻有刺青，樣子不像是個和尚，倒是和香港電影里那些爛仔有幾分相似”。比如看上去弱小卻意志不亞于劉胡蘭的二奶，還有看上去大方卻骨子里算計的包工頭。場景反諷：小說中多次描寫熱鬧的麻將桌，多次描寫死者放大的彩色照片，“死者一臉幸福的笑容”。細節反諷：比如和尚念咒時，拿出手機給女朋友回信息，這在話語上構成了沖突和相互拆解的格局。最有力的細節是小說的結尾，“女人突然發現照片上的丈夫長出了長長的胡子”，收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死者照片長胡子的懸念看似不可能，但仔細一想也完全有可能是女人昏睡期間某個人的惡作劇。構成對命運、對故事、對人物最強有力說服的是細節，細節是我們洞察人物與事件的根本所在。小說中密集的細節非常有力地揭示了小說的反諷性質。小說里的細節，既是主題的，又是人物的。故事的輪廓是用細節從各個角度和方向填出來的。一方面，整篇作品的敘述流波瀾不驚，另一方面，每個角落都有不安的小騷動，于不事聲張處，給人以巨大的震驚。

　　反諷作為一種修辭術，在《幸福咒》里形成了文本語境上的喜劇色彩。死亡與喜劇性似乎難以對接，但小說文本偏偏實現了這種對接。包工頭與來順的工友打牌，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表現出無聊、無奈、不認真和游戲的態度：“工頭現在已經贏回了一部分錢，興致特別高，工頭的興致一來，他就忘記了法事，至于和尚來不來似乎已經與他無關了。”這汲汲于現世的活著的人們，對死者和死者妻子的態度頗有幾分敷衍的意味，表現了對生命的麻木狀態，流露出冷漠的精神特征，體現出對死亡的隔膜態度。而工頭二奶和三奶的到來，更讓來順的死，在這里成了一場鬧劇的道具。她們先是看工頭打牌，后來吵起嘴來，并大打出手。“林黛玉”把“牛仔”打傷了，“牛仔”搬來兩個男人報復“林黛玉”，“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靈堂里，當著那么多人的面，兩個男人就把‘林黛玉’輪奸了。整個過程‘林黛玉’始終一聲不吭，一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模樣。”靈堂里的場面很是滑稽，描述簡直是一場精彩的小品。在小說里，喜劇手法成為一個中介，因為它的作用力，使悲傷、憐憫、嚴肅、恐懼等傳統的悲劇感情中滲入了異質性的諧謔、嬉戲、悖謬的因素。而小說中的那張假鈔，更為來順的死亡悲劇增添了諧謔成分，成為喜劇的滑稽與悲劇的沉重的結合。工頭讓女人去買幾瓶紅牛，隨手甩給女人一張百元大鈔。大鈔是假的，女人自己掏了腰包把紅牛買了回來，一聲不響地坐在了草席上。和尚來做法事，收了女人準備好的五百元紅包并不滿足，又讓女人支付二百五十元。假和尚對女人遞來的錢非常在乎，發現了那張假鈔。當靈堂里最后只剩下和尚和女人時，和尚以念“幸福咒”為名，再次收了女人的一百五十元。這應該是和尚對收到那張假鈔的不滿，巧立名目來報復女人，所謂的“幸福咒”只是和尚用風流底話一遍一遍地唱《我要幸福》。這樣的敘事消解了傳統文學中死亡的悲劇意義，悲劇失去悲劇的意味，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呈現出喜劇的特征，成為喜劇性的悲劇。對于他人之死的同情性悲慟，是人類的一種自然情懷，與此相適應，悲劇就成為理所當然的表現形式。曾楚橋卻以喜劇的形式表現死亡，這種生存悲哀告別了作家傳統的死亡表現形式，然而，給人的震撼力卻來得更為強烈。可以這樣說，在這里苦難和悲劇非但沒有得到消解，反而是更強烈地加劇了。用喜劇表達悲劇，無疑如同黑白色調間的對比，會產生反差強烈的戲劇性效果。在小說設置的喜劇情境中，女人最后在靈堂里把三天的安眠藥一齊吃下去，悲劇的主角在悖謬中得到了強化。她無法接受自己心中神圣的超度亡夫的宗教儀式被別人一再地戲弄，反復地褻瀆。當工頭和工友們在亡夫的靈堂里打麻將的時候，當工頭的兩個“二奶”在亡夫的靈堂里大打出手的時候，尤其是當一個俗不可耐的偽和尚在那里為她的亡夫念著假咒語的時候，女人的心其實在暗中滴血。表面上的冷靜和忍讓掩蓋不住她內心的憤怒、絕望和痛苦。在抒寫高潮后，留下的是一片死一樣的靜寂、徹骨的寒冷、無限的悲情。因此，女人“醒過來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馬上回家，她一刻鐘也不愿意在城里停留”。在反諷的語境中，體現著敘述者曲折表達的否定情感和批判力量，淡然、調侃、嬉戲的非常姿態后面，隱藏著更執著的態度、更強烈的憤怒、更深層的悲哀、更難排解的苦痛。

　　小說的結構性反諷決定了小說的敘述態度。在《幸福咒》里，曾楚橋用冷靜和克制的態度來講述生命毀滅的故事，包含著話語和語調的雙重反諷。這是上世紀末期先鋒作家偏愛的敘述態度，也就是當時小說界風靡一時的所謂“零度情感”或“零度敘述”，作家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抑制感情傾向和理性評價，使敘述者的主觀因素保持不介入狀態或零度介入狀態。在這種“無我”的敘述中，敘述者看起來表情漠然，對不幸者沒有同情的表示，對作惡者也沒有激憤之辭。曾楚橋成功地運用了零度介入的方式，造成了小說文本較豐富的意義層次和情感的張力。從敘述策略來看，“局外人”的姿態本身就是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情感態度。小說展示女人失去丈夫之痛時，敘述者卻不動聲色，顯得若無其事，并刻意細致入微地進行貌似純客觀的描述。故事的悲情與敘述者的漠然態度、讀者的震撼感與敘述者情感的“零度狀態”，其間反差過大，必定引起讀者的注意和追究，意義的增值也最顯著。故事和人物提供的暗示已經確立了文本的基本價值，作者的零度介入強化了這種價值。

　　反諷作為一種曲線表達，是對負性表現對象的一種隱性批判。這種批判比直接批判更有力度，更具震撼力，更耐人尋味，也更具藝術感染力。《幸福咒》以作者的反諷敘事精神，從話語嬗變的角度，關注時代物的異化、人的異化和精神存在的異化。曾楚橋在小說里發掘假惡丑，把做法事的夜晚變成了一個假惡丑的狂歡節，對和尚、工頭和工頭的二奶三奶們進行戲謔式的嘲弄。在“牛仔”和“林黛玉”的物質糾纏中，工頭已經異化成了一個物質的符號、欲望的符號。工頭身邊的女人，什么“二奶”、“三奶”之流，看中的全是他的金錢，而不是他作為人的真正價值。連和尚的靈魂世界都為物欲所塞。所謂“幸福咒”，其實是假和尚欺騙女人的一個招攬錢財的伎倆。小說的反諷敘述批判了人性的異化、現代社會的病態，也暗示了生存的荒誕。曾楚橋對人性的洞察是深刻而痛入骨髓的。他的《幸福咒》，毫不留情地把骯臟與丑惡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示在我們面前。與此同時，小說也開掘了女人本真善良的細微之處，展示生命的受虐和反抗、屈辱和高貴。那個女人其實并非不知和尚的伎倆，她明明已經識破了和尚的騙術，但她卻并沒有揭穿和尚的假象，而是選擇了“假中求真”，滿足了和尚貪得無厭，額外索要錢財的要求，一定要他為自己的丈夫，同時也是為自己念一百遍“幸福咒”。因為女人此時已決意去死，去追隨丈夫的亡靈。在面對人性的丑惡和冷酷，面對社會的冷漠和陰暗，面對生存的荒誕和荒謬，她渴望在死亡中找到生命的歸宿。小說最后寫女人吃安眠藥，想跟丈夫一起去另一個世界，既含有對異化世界和周圍人性之惡的控訴，也寄寓了對不幸者靈魂之美的肯定。小說由此實現了對丑惡的超越。這種來自于西方現代小說經典的寫法恰恰證明了曾楚橋小說骨子里的精神根基是先鋒的，牢不可破的。他固執地探求的正是人類靈魂深處的奧秘，是尊嚴與屈辱的交替，是生與死的考驗，是靈與肉的搏殺，是美好與邪惡的交戰。小說以特殊的反諷方式介入主題，對一個充滿荒誕感的現代靈堂進行了后現代深切揭示，為我們認識世界提供了一個本質性的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