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作家的時代擔當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這些論述都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必須勇敢地肩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責任與擔當。作為一名軍旅作家，我想就這一問題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

　　我很敬佩幾十年來一直堅守在軍旅文學創作陣地上的同行們，也同樣敬佩堅守在這塊陣地上的后生。最近有位文化名人說：現在越是天賦好、越是有才氣的作家越不寫小說了。我不認同這一說法。相反，我認為還在堅持小說創作的恰恰是有天賦、有才氣的作家；他們不光有天賦、有才氣，還有對文學的信念。而那些不再寫小說的人，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方式，或者去做官，或者去經商，或者去做別的，這是選擇的自由，物盡其用，人盡所能，無可厚非。但留下來的，一定是文學隊伍的精華。因此我說：堅守，是一種起碼的文學擔當。

　　但是，文學擔當并不等于時代擔當。文學擔當是作家對文學的執著，文學的時代擔當則多了一份作家的社會責任。中國老百姓有兩句俗話，一句是“干什么的吆喝什么”，一句是“吃誰的飯給誰干活”。這兩句樸素的話語說出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這就是人要有良知、要有責任感。作為軍旅作家，身穿軍裝，拿著軍餉，那你首先就是一名戰士，就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作家。你對這支軍隊、對這個社會是有責任、有擔當的；你的作品，應該更多地關注時代，關注人民大眾，關注軍隊的新軍事變革和現代化建設。

　　作家只有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有著深刻的認同感，才有可能擔當。一個時代如同二十四節氣一樣，有立春、有雨水、有驚蟄，也有寒露、有霜降、有冬至。但“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馀成歲，律呂調陽”，它總是在日新月異中往前發展的，太陽每天都在落山，但每天又在升起。如果對這個時代缺乏客觀、科學的認識與理解，看這也不順眼，那也不對勁，甚至對它失望，就不可能去為它而擔當。這里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從事文學創作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說，我沒有目的，文學創作只是我的生活方式；還有人說，我沒有目的，我只是喜歡而已。其實，“生活方式說”也好，“喜歡說”也好，這種貌似超脫的說法遮掩不了內心深處的真實。人的每一個行為，都天性地帶有某種目的。大凡從事文學創作的人都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沒有目的呢？有，這就有區別了。一種就是為了名利，這也無可厚非，從某種角度看，選擇了文學創作就是選擇了“名利場”。不能當下出名、當下獲利的作家，一般也不會在當下產生有影響的作品(當然也不排除像曹雪芹、蒲松齡、安徒生、梵高那樣在去世若干年后才出名的作家藝術家)；還有一種，那是一些有著時代擔當的作家，他們拒絕“逍遙游”，不計名利，用腦袋思考，用思想寫作，用身體力行，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文化情懷，比如我國的魯迅、茅盾、老舍、曹禺，英國的莎士比亞、拜倫，法國的巴爾扎克、雨果，俄國的托爾斯泰、高爾基，等等，都是這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跳動著時代的脈搏，給人以警醒、以啟迪、以激勵。我接受前者，贊賞后者。作家在某些方面就像是醫生，在指出病情的同時要永遠給人傳遞生活的希望，讓人恢復和保持健康的機體，而不是一見到患者就宣判死刑。我最不能認同的是某些作家，把自己當做正義的化身，專門將這個社會的傷疤拎起來去討某些人的歡心，甚至用低級的謾罵和詛咒代替文學，然后就渴望著有人給他一個什么獎。這其實是一種透到骨子里的媚俗和軟弱，當然談不上有什么時代擔當。

　　二

　　如何評價當今軍旅文學之現狀？說它不繁榮嗎？每年有大量長篇小說出版(雖然很多只印三五千冊)，有若干軍旅戲劇推出(雖然有的只演幾場十幾場)，另有不計其數的中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加上各種評獎營造的氣氛，可謂旌旗翻飛，浩浩蕩蕩；說它繁榮嗎？又有多少作品能獲得讀者的認可？能進入文學的史冊？我的閱讀范圍有限，這些年讀過的作品中，讓我特別激動的小說不多。有的小說看到十幾頁就看不下去了，首先連語言關都過不了，一看就是那種快餐式的、缺乏文化內涵、沒有文字魅力的蒼白敘述。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軍旅文學現狀的焦慮：問題出在哪里？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社會原因和其他方面的影響不說，我們作家應該反躬自問：我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時代擔當如何？我們是不是把反映這個偉大時代、反映人民關切的社會問題、反映中國革命的風雨歷程、反映我軍的新軍事變革和廣大官兵的精神風貌作為創作的主要思考？假如作家只關注個人的感受，放棄或淡化對社會發展、對軍隊建設的責任，甚至跟風去追逐什么“市場效益”，其作品就必然矮化，必然不會有大格局、高境界。

　　說到底，作家的社會責任和時代擔當來自于作家的理想與信念。在社會轉型期，在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空虛浮躁的考驗下，理想與信念顯得何等的重要！尤其是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不僅應是一個有理想信念的人，而且他的理想信念還要堅定而又崇高。惟有如此，他才敢于擔當；敢于擔當的作家才會敢于直面生活、直面矛盾。

　　三

　　直面生活、直面矛盾，這是一個并不新鮮但卻是永恒的話題。的確，由于種種原因，反映部隊現實生活的文藝作品比較難寫，這也成為一些軍旅作家的“創作之殤”。但是，因為難寫而去回避，就是對責任的回避；因為難寫而只是隔靴搔癢，不去大膽地、深刻地揭示部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作品就毫無生命力可言。在我軍當今不斷推向深入的新軍事變革中，各種新的問題、新的矛盾也隨之而來。只有善于發現、敢于面對、勇于去寫這些矛盾，軍旅文學才有可能在新軍事變革中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誠然，軍旅作家的責任就是要書寫我們民族和軍隊的英雄主義精神，不管是平凡的英雄還是不平凡的英雄，都是我們民族和軍隊的脊梁。無論時代怎樣發展變化，描寫英雄主義永遠是軍旅文學的主旋律。值得注意的是，書寫英雄絕不等同于歌頌好人好事，反倒應更加深刻地揭示矛盾，因為大凡英雄一定是在種種矛盾與困境中磨礪、成長起來的；沒有了矛盾，就沒有了產生英雄的環境；對矛盾揭示得越深刻，英雄的形象就越真實、越崇高。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從進入網絡時代以來，我們的一些作家去基層部隊深入生活的熱情和幾率大大減少了。經濟社會、城市生活和發達的資訊使我們產生了創作惰性，到部隊去體驗生活好像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于是就走捷徑，靠以往的生活經驗、靠獵取資料、靠在網絡上百度搜索、甚至靠道聽途說去進行創作，其作品必然與現實生活相去甚遠。尤其是那種認為“體驗生活已經過時了”的觀念更為荒謬。當下部隊中流行這樣一句話，叫“打仗不打贏，一切等于零”；我套用這句話說，叫“寫作沒生活，一切瞎忙活”。只有長期到基層官兵們中間去，用生命和熱血體驗生活，用心觸摸新軍事變革的脈搏，捕捉新鮮真實的第一手創作素材，才是通往創作者心靈、也是通往讀者與觀眾心靈的惟一道路。

　　曹禺說過這樣一段話：“藝術家應該有膽識。所謂‘識’，就是要有豐富的生活、豐富的知識，見多識廣，才能對生活有獨到的見解。所謂‘膽’，就是要有勇氣，有勇氣寫，有勇氣堅持自己的真知灼見……古往今來，真正成熟的大作家都是真誠的人，他們總是正視人生。對人，對社會，對人類，對世界，都有誠摯的責任感。在錯綜復雜的生活中，永遠追求光明和真理，從未失去希望。對他的時代所面臨的大問題，從不躲避，總是和人民在一起，努力探索。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有可能深刻。”愿我們的軍旅作家都能夠有膽有識，勇敢地、義無反顧地擔當起時代所賦予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