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科學地總結文藝思潮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強調“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這些深刻見解，對我們回顧和總結近些年來的文藝思潮，也提供了指針。

　　文藝在新時期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如何總結和認識這一時期的文藝思潮，是學界和理論界關心的事情。文藝思潮是文藝光譜中的重要部分，是文藝歷史河床中的顯著痕跡。正確總結文藝思潮，無疑對推動文藝的健康發展，在回望中汲取教訓大有好處。這種總結要有高屋建瓴的科學判斷，要有尊重歷史的求實精神。倘若沒有經過認真的反思，不去考慮其利弊得失，依舊停留在人云亦云或以意為之的階段，那么這種總結對把握新時期文藝運動的本質和規律，產生出前瞻性的構想，都不會有太多的幫助。我們應當遵循習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的精神，對文藝思潮演化有個清醒的認識。

　　如何看待“先鋒文學”

　　為了說清問題，我們不妨以具體的思潮分析為例。

　　“先鋒文學”是1985年前后興起、具有思潮性質的文學流脈。它的存在形成一個“馬鞍型”軌跡，火爆一陣兒后，便走了下坡路。從某種意義上說，“先鋒文學”確乎曾攪動當時文學而發生一場裂變，對既有的文學體制和文學觀念發起了挑戰。可是，“先鋒文學”的弱點和弊端也日益暴露無遺。它在所謂“探索”和“追新”的助推下，其腳步逐漸離開了生活和人民的大地。因之，我們在總結時是不能忽視它的缺欠的。有人認為，“先鋒文學”的道路可說就是新時期之后的當代文學的道路，認為當代文學自此之后才開始發生真正的變革。這就把話說過了頭，缺乏一分為二的精神。無可否認，不少批評家對當代文學的基本看法和批評價值觀，是受了“先鋒文學”的影響。但若以為所有批評家的觀念和看法都須在閱讀和研究“先鋒文學”中確立，那就一葉障目、以偏概全了。

　　“先鋒文學”與先前的文學確有不同。不過，這種不同不能簡單地做如下解釋，即所謂“先鋒文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大大提高了當代文學的文學性。不能指責過去的當代文學總是在政治和藝術的圈子里打轉轉，只有“先鋒文學”才首次把文學當成“藝術”。這種見解，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對“藝術”概念的理解也很片面。

　　“先鋒文學”作為一個歷史范疇，認真加以總結是應該的。它雖然與社會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畢竟是一次影響了新時期文藝史的變遷，其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界定和回顧它的時候，務必要盡量符合對象的實際。本來，“先鋒文學”是“85新潮”之一種，它是對蜂擁而入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化的認同和移植，是試圖以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想作為文藝的精神支柱，以西方現代文化哲學——人類學、語言學、史學、美學、經濟學等等——為理論資源，力求用所謂“新的”文藝觀念來取代所謂“傳統”的文藝觀。這才是包括“先鋒文學”在內的“85新潮”產生與終結的根本原因。我們不必去遮蔽這一事實，也無須去制造“先鋒文學”同西方現代主義對抗或并列的神話，更不能顛倒“先鋒文學”同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源”“流”的關系。如果把“先鋒文學”提升到“當代文學道路”的高度，把“改變漢語文學面貌”當作它的功績，那么，新時期我國文藝運動的本質和規律就要由“先鋒文學”所主宰和決定了，西方現代主義就變成了開辟新時期我國文學發展道路的東西。顯然，這種理解是缺乏新時期文學發展的歷史常識的。

　　怎樣認識文學的“先鋒”性

　　“先鋒文學”的特點是它的“先鋒”性。那么，何謂“先鋒”性呢？有種意見，在描述“先鋒小說”的特征時，對其“先鋒”性做了如下表述：它超越了形式上的文體實驗和藝術創新，其“先鋒”性在于處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上走的是“另一條通向真實的道路”。它所認定的真實“不是現象的真實，而是內在的、精神的真實”。顯然，這里講的“另一條通向真實的道路”，實際就是作家所信奉“內在自我”和“精神真實”的道路了。其實，這正是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命題，而非我國先鋒派作家自己的“藝術創新”。“先鋒派”的一些作家和批評家，把這個在西方本是具有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規定性的創作原則，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過來，其結果不是阻塞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就是割斷文學與人民群眾的血脈。它所造成的所謂“超越形式上的文體實驗和藝術創新”，只能獲得一種曇花一現的命運。

　　在新時期的文學發展過程中，借鑒和吸收包括西方文藝學說在內的一切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為我所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這種借鑒不是生吞活剝，不是不顧一切時間、地點、條件的任意“拿來”，更不是以硬搬進來的西方文藝思潮對唯物史觀和藝術的思維方法加以代替和轉換，而是需要先去鑒別它是否合理、是否科學、是否有審美地反映現實生活的功能。我們要吸納的是那些依據正確經驗所得到的、有真理性的可靠東西，而不是不可靠、不積極、不健康的東西。即使是對那些有價值的東西，也須看到它畢竟是當時當地的文藝實踐經驗的結晶，而不是我們自身文藝實踐經驗的總結。因之，對外來文藝觀的借鑒和吸收，其前提是對它要有一個理性的了解，要較全面、詳盡地占有相關資料，并對這些資料進行批判分析。如果僅憑道聽途說或一知半解就對其給予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那將是盲目的、有害的。

　　所謂“先鋒”性，也就是“先頭”性或“帶領”性，而非“顛覆”性或“異己”性。文學是否具有“先鋒”性，須得將其與我們自己的文學實踐作比較，須得把它放到歷史和現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改造之后為我所用。那種離開中國現實土壤、與國情不符的東西，那種照葫蘆畫瓢、崇洋媚外的東西，只能落得“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下場。因為這樣的“先鋒”性是外加上的，是與真正的“先鋒”性背道而馳的。事實上，我們的不少先鋒派作家不論是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對唯物史觀文藝學的基本知識，還是對西方的情況和現代西方美學、文藝學，都了解得不多。有些作者只是鸚鵡學舌式的轉引一些西方現代主義“新名詞”，有的甚至連這些“新名詞”的出處、含意和用法都沒搞懂。所以，將這種“先鋒”性的追求說成是“理論的自覺”、“理論的創新”，那是難以服人的。圍繞著“先鋒派”和“先鋒性”的論爭，如果丟棄文藝發展路徑和藝術方法論的視角，那結果只能是縱容各種主觀主義文藝思潮的泛濫和滋生。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務必保持應有的清醒。

　　何謂“對慣性寫作的反抗”

　　文學貴在創新，創新是文學的生命。文學創新與繼承傳統，互為表里、相反相成。從這個角度看，那“先鋒文學”反抗所謂“常規化寫作”，也是有其道理的。但反抗不能越界，不能把反抗“常規化寫作”和“慣性寫作”，變成主張“不信任現實”、“背離現實”的寫作，變成對現實主義精神“厭倦和不滿”的寫作，變成用渴望“人性的復蘇”來“反抗現實”、挑戰合理的“文學體制和文學觀念”的寫作，那樣的話，這種“抵制”和“反抗”就有走到斜路上去的危險，就可能陷入虛無主義和跪著造反的泥潭。作家不滿足于固有的模式和風格，敢于否定和突破自我，秉持探索和先鋒的精神，這是作家的天性，是符合藝術規律的。文學本來就具有思想和幻想的廣闊天地。但這與尊重歷史和貼近現實是不矛盾的。“對慣性寫作的反抗”，不等于是“向歷史挑釁”，不等于只是“直擊人性痛處”，更不等于是放棄文學的理想和高尚價值的追求。因此“對慣性寫作的反抗”，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先鋒文學”走過一段途程后日漸式微了，是有緣由的。毋庸諱言，無論是“先鋒文學”樂意挑戰的既有文學體制和文學觀念，所厭倦和不滿的現實主義一統天下，還是它所警惕和反省的“惰性寫作”、“同質化寫作”，其矛頭針對的都是近30多年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這就決定了它與西方現代派所面對的“反抗”對象和“反抗”精神有著質的區別，它失去長期存活的土壤也就不可避免了。

　　為了文學的發展繁榮，為了文學的未來，我們在總結文藝思潮時，一定要放出科學的眼光。一定要意識到，西方現代派作家對其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持抵制、排斥和反抗態度，是因為將文藝當成了他們借以表達自己思想、情感、觀念的手段。因之，西方現代派的批判武器在面對新的對象時，是不可避免帶有局限的。這正是“先鋒派”文學在中國大地上以“先鋒”的姿態出現，又以“先鋒”精神終結的真正原因。

　　“先鋒文學”無疑是一種“試驗”。它經歷過多種多樣的引進和嘗試，也經歷過驚心動魄、幾起幾落的論爭和辨析。但是，當落潮以后，我們不難發現它對主體意識的張揚已經過度，它的瘋狂“試驗”已淪為一種形式的烏托邦和紙上談兵，它與時代和民眾生活的隔膜已使自己變得麻木冰冷。鑒于此，我們在回顧和總結它的時候，是不能沒有反思意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