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優秀 傳遞大美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是繼我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召開的又一次重要的文藝工作會議，它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讀書應當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當下，不少人憂心忡忡，認為我們國民的讀書量越來越少，與別的國家相比差距甚大。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習總書記在座談會上說：“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以為，這是一種表率，一種倡導，一種指示，一種精神，一種風范，一種人格魅力。雖然這是對文藝工作者所講的一句話，但我覺得對我們國家的每個公民都非常適用。

　　在我們當下，不少的作家都很浮躁，忙于創作，無暇讀書。在他們看來，寫比讀更重要，寫比讀更實惠。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暢銷書作家不讀書，忙于生產新作品，有點創作水平的作家不讀書，覺得自己創作水平已經很不錯了，不需要讀書。無論是浮燥，還是自滿，都是不去讀書的理由和借口。讀書，應當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為了提高寫作水平。有學歷的人，不一定是有素質的人。同樣，我們的作家，不一定是有素養的人。而素質和素養，和自己的文學創作水平不是正比的關系。

　　習總書記的話，在我看來，他是倡導每個公民都應當把閱讀當成一種生活或方式。我們要建立書香社會，書香校園，書香城市，如果沒有廣泛而又普遍的閱讀行為的支持，那么，這只能是空談。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不僅要用自己的作品影響我們的下一代，而且也應該用自己的行為去影響我們的孩子。在閱讀行為的推廣上，作家應該首當其沖，擔負起這個使命。對成人而言，閱讀應當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而對孩子們來說，閱讀應該成為他們的一種習慣。所以說，習總書記的話，我以為也是中國夢的一項內容。換句話說，就是讓我們這個民族成為世界上有良好閱讀行為和良好修養的民族。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

　　習總書記在座談會上說：“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這句話一語中的，一針見血，基本是對我們目前文藝現狀一種深刻的解讀和評價。精辟，深刻，準確，振聾發聵。

　　我以為，習總書記的話同樣適用于我們少兒文學的創作和出版，其中包括國外引進的翻譯作品。作為一個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詩人、編輯，我感同身受。這些年，兒童文學的創作和出版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局面，但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低劣的作品充斥市場，而且還異常暢銷。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怪相，一種亂相。

　　兒童文學的門檻低，比網絡文學的零門檻高不了多少，許許多多的、沒有一點文學積累和準備的新人蜂擁而至。發表作品，出版圖書，成了家常便飯。我們不少作家雖然作品暢銷，但很低俗。正如習總書記所說：“低俗不是通俗。”我們有一些作品，惡搞老師，惡搞同學，捉弄家長，俗不可耐，但卻迎合了兒童天性中惡的一面。一位校長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我們辛辛苦苦教書育人，這一本惡搞的書就把我們老師和教育全顛覆了，我們成了殘害兒童的幫兇。”這是低俗作品所帶來的惡果。“媚兒童”的傾向和前些年的“媚俗”如出一轍。這些作品都具有破壞性，而不是建設性的，不能提供正能量，相反，提供的都是負能量。打著“兒童本位”的旗號，張揚兒童天性中不健康的東西。

　　滿足兒童的天性，滿足兒童的欲望，本來是兒童文學作家創作中應當恪守的一個信條，但是我們的一些作品卻不加節制地表現兒童天性和欲望中“惡”的東西，如破壞欲、毀滅欲、暴力、惡搞、隨心所欲、不尊重師長和家長等。這樣的作品應當是陰暗的，黑暗的，讓我們看不到希望和理想。這樣的書越暢銷，危害就越大。我們文藝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就是自覺抵制創作中格調低下的傾向，給孩子們送去弘揚真善美的文藝作品。

　　追求優秀  輸送正能量

　　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談到：“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這是對我們文藝工作者在創作和出版上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對優秀文學作品和優秀的文學出版物提出的衡量標準，它應當成為我們的創作追求和創作理想。

　　我當然知道，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的兒童文學作品，是最理想的。既體現作家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擔當的精神，又具有很高的文學品質，但這樣的作品畢竟是少數，我相信，它并不妨礙我們將其作為我們的文學理想和文學追求。對一個作家而言，他能不能走得很遠，就要看他的文學理想大不大，文學追求高不高。這對每個作家都是適用的。

　　盡管現在是市場經濟，但我們的追求不能片面地建立在經濟利益至上的原則上。對兒童文學來說，更是如此。因為我們肩負著向兒童傳達人生經驗、審美經驗、倫理道德的使命，用我們的作品向孩子們輸送正能量，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傳達這個世界的真善美。所以說，我們應當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都很高的文學作品。

　　古羅馬的教育家昆體良說：“一個雄辯家既要擅長雄辯，通曉各種有價值的知識，具有較高的才能，同時也應具有崇高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成為一個善良的人。對于雄辯家來說，才能與德行是相互聯系，缺一不可的。在一定意義上，德行比才能更為重要。”這話用在我們的作家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辯證關系上，同樣適用。也就是說，在一定意義上，社會效益比經濟效益更為重要。

　　其實，優秀的作品，都是作家長期以來才華和靈感高度集中的噴發。無論是曹文軒的《草房子》《青銅葵花》，沈石溪的動物小說，張之路的小說，秦文君的小說，還是金波的兒童詩，圣野的兒童詩，他們都是經過長年累月的積累才達到如此的境界和品格的。作家要能夠耐得住寂寞，曹文軒多年堅持自己的風格，沈石溪多年堅持寫動物小說，才能寫出既具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既有思想性又有藝術性的兒童文學作品。這些成功的經驗，充分地證明習總書記對文藝作品標準判斷的正確性。

　　與成年文學相比，兒童文學更需要作家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很多兒童來說，他們只知道自己喜歡什么，而不懂什么是好的。他們還沒有積累足夠的文學鑒賞和識別經驗。所以，一些格調低下的、低俗的、媚兒童的、娛樂性的兒童文學書才會廣為流傳。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像詩歌和散文這樣的作品，很難達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舉的地步，所以，讓這類文體的優秀作品廣為傳播，我們的教育部門、推廣人、評獎等都應為其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