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大山：文淡而有味 人淡泊名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談到，文藝家要熱愛人民，特別提到了河北作家賈大山。這不只是因為習近平總書記早年與他有交往、有交情，還因為賈大山確實在為文與為人兩個方面，有自己的操守，自己的特點：這就是長期置身于生活的熱土，始終與人民打成一片。他的為文與為人是相統一的，那就是植根生活，情系人民。

　　閱讀了新出的《賈大山文學作品全集》(花山文藝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獲益甚多，也感慨良多。這部上下兩卷的《賈大山文學作品全集》，除去前邊的習近平總書記的《憶大山》和后邊的“附錄”部分，共約56萬字，這便是賈大山從1971年至1996年這25年間創作的全部作品。因為創作態度的異常嚴肅與格外嚴謹，賈大山輕易不下筆，輕易不發表，因而在同代作家里，他的作品數量明顯偏少，甚至可能是數量最少的一個。

　　賈大山的為文與為人，給我印象最為突出的，是兩個“淡”，一個是作品的“淡而有味”，一個是做人的“淡泊名利”。兩“淡”見出真性情，兩“淡”也含有深意蘊。

　　“淡而有味”是賈大山作品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他的筆下，多是尋常百姓人家的細瑣故事，日常生活涓流的微小浪花，可以說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小波瀾、小插曲。但因為他深諳人物的內在心理，熟悉人物的微妙關系，小人物卻性情互見，栩栩如生，人性亮點自然顯露，因而別有意味，饒有趣味，讀來引人入勝，讀后耐人尋味。

　　比如，他的短篇小說《花市》，就寫了一個在集市賣花的鄉下姑娘，先遇到一個黑黑瘦瘦的鄉下老頭，又遇到一個盛氣凌人的年輕干部，兩個人都想買姑娘的令箭荷花，鄉下老頭出到12塊，年輕干部加到13塊，老頭又加1塊后，干部又出到15塊。兩人相持不下之時，姑娘卻意外地把花賣給了老頭，并且只要了10塊錢。在這一看似蹊蹺的買賣中，既寫出了鄉下姑娘講利更講義的內心準則，又寫出了鄉下老頭在生活改善之后的審美需求，還寫出了年輕干部毫不掩飾的自負與跋扈。一樁小小的“花事”，就如此這般地折射出當事三人的不同性情與各自心事，看似平淡，但淡里有濃，似乎平常，又平中見奇。

　　賈大山在“夢莊紀事”系列里所收入的《花生》《干姐》《寫對子》等短篇小說，也大致都是這樣：以鄉間故土為生活舞臺，以鄰里鄉親為描寫對象，寫他們的小遭際與小故事，小憂煩與小歡樂。開讀作品，一群小人物便撲面而來，躍然紙上；掩卷之后，他們的喜怒哀樂仍揮之不去，長留心頭。這樣的作品，稱得上是以小見大，尺幅萬里。把這些作品連綴起來看，就是一軸如《清明上河圖》一般的市井萬相圖。

　　作為作家的賈大山為何寫得不多，作品較少？這可在他的一些創作談文章中找到個中端倪。他在《我的簡歷》里說到：“我只想在我熟悉的土地上，尋找一種天籟之聲，自然情趣，以娛樂讀者，充實自己。”又在《多寫一些，寫好一些》里說：“我們給農民寫作，應該像他們交公糧那樣，拿最好的。”沒有找到“天籟之聲，自然情趣”，決不硬寫；自己覺得夠不上“最好的”，絕不出手。因為師法自然，所以惜墨如金；因為高看讀者，所以嚴以律己。這就是賈大山作品數量無多的內因所在。而這種近乎嚴苛的創作態度，與那些制造大量參差不齊的作品的作家比起來，是何等的讓人紉佩，令人敬重。我們實在應該學習賈大山，慎于下筆，本色為文，最好做到像他那樣，以精致的作品“愉悅讀者”，而不是以良莠不齊的寫作，挑戰人們的閱讀耐性，甚至以量多質差的粗糙制作，給市場添亂，給讀者添堵。

　　淡泊名利，是賈大山為人處世的根本操守。這與他在寫作上的不求聞達，只求愉悅讀者，是一脈相承，桴鼓相應的。因而，他的為文與為人，渾然一體，水乳交融，很難完全區分開來。他以扎根基層生活為榮，以娛樂農民文友為樂，這種既把自己有意地混同于老百姓，又甘當隱身市井的寫作者的姿態，使其身份、立場等都具有明顯的多重性，乃至模糊性、混合性。比如，體制內與體制外，公家人與民間人，專業性與業余性等，很難簡單地界定與認定。他既把它們之間的差距彌合了，又把它們之間的界限模糊了，還把它們之間的聯系打通了。

　　從習近平總書記《憶大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賈大山是經過反復動員之后，才出任縣文化局局長的。但他一旦當了局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娛場館的修建、文物古跡的保護等緊要工作中。他在意的，不是當官，而是做事。這種有可能獲取名利時的不爭名、不爭利，有機會得到職權時的不爭官、不爭位的選擇與做法，無論從文學界看，還是從社會上看，都為數不多，較為罕見。

　　重讀賈大山，給人的教益與啟迪是多方面的。無論是他的為文，還是他的為人，他的低調與淡泊，他的本色與本分，都是今天這個時代的人們所稀缺的。正因為難得一見，彌足珍貴，我們懷念他、追憶他，并以他為鏡子，來反觀自己，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