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 丁 楊/攝

我的這種轉變就好比，寫書法，原來用的是特別細的筆，當我要寫另一種字體，就必須換一支粗筆，換筆的過程特別痛苦。所以，寫作上的這種轉變就特別困難，但又必須完成這個轉變，不然以后很多東西都寫不了。

長篇小說《誓鳥》在2006年問世的時候，張悅然已經寫出了三部長篇，多部中短篇。那時，“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等獎項的肯定，評論界的認可和眾多讀者的支持，令她被視為文學前途一片光明的80后作家代表人物。此后，同時代的作家要么一部接一部地出書，不斷擴大市場號召力，要么擁抱資本、涉足影視領域。與之相比，張悅然似乎安靜了下來。

2016年初，隨著長篇小說《繭》在《收獲》雜志上發表，張悅然的微博、豆瓣小站上一下子熱鬧起來，讀者們紛紛留言表達對這部新作的期待，對她目前寫作狀態的關注。“我會看這些留言，看到一直有讀者在等待，就覺得很感動。”完成了《繭》的進一步修改、確定單行本封面方案后，只待新書出版的張悅然看上去篤定而釋然。當初讓寫作的腳步慢下來，自有她的道理，“其實我這些年也沒閑著啊。”她對本報記者說，寫短篇，編雜志書《鯉》，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當老師，閱讀和旅行，這些與文學的關系或遠或近，都是一種積累。她坦言遲遲沒有寫長篇是遇到了困難，“說是十年磨一劍實在沒意思”。

從爸爸的一段童年記憶里，張悅然獲得能夠帶給她寫作沖動的素材，斟酌出適合這個題材的敘事方式。她在《繭》中設置了李佳棲和程恭這兩位80后人物作為敘事主體，通過他們的回憶、講述，逐漸拼貼、還原出跨越半世紀時光的李、程兩家三代人的恩怨，用兩條敘事線索推動情節發展。對于歷經文革、改革開放、八十年代、市場經濟熱潮等時代背景的人物精神脈絡、情感走向的把握，特別是對于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呈現、世情冷暖的幽微刻畫，都意味著她以這部新作實現了某種蛻變。歷經這些年的反思、積淀、打磨，當作品中的人物還在命運之繭中迷惘，張悅然已從《繭》的構思和寫作中對自己的文學之路有了抽絲剝繭般的清醒。

讀書報：從上一個長篇《誓鳥》到新作《繭》，相隔十年，是什么原因讓你寫作的腳步慢了下來？

張悅然：寫作上，確實是經歷了比較困難的時期，寫得不順利。之前我的青春文學寫作有點像類型文學，風格雖然強烈，但會束縛發展，還是得從那種風格里面出來。我的這個選擇當時令一些出版商失望，他們可能想把我培養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大的IP（知識產權，延伸意義是由此生發的影響力和商業價值）。但是，我的發展方向跟他們想的不一樣，市場并不缺少巨大的IP啊。每個人心里的文學標準不一樣，我要真地往那條路上走可能會失敗。

讀書報：具體到《繭》，什么時候開始醞釀的，寫了多久？

張悅然：寫了大概五六年。構思長篇的時候，我喜歡先想個命題，然后帶著命題生活、帶著命題上路的感覺，之后文本也會不斷變化。這種寫作狀態的壞處是過程比較慢，好處是這是個挺好的自我訓練。《繭》成書是這個字數，但還有很多文字沒有放在書里。以前我寫過三個長篇小說，但我的寫作并不職業化，我是通過《繭》的寫作完成到職業作家的轉變過程。

讀書報：你之前的寫作，不管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如何，都更像是在寫自己。《繭》的寫作雖然有很多你的童年經歷為素材，但確實在努力記錄時代變遷。

張悅然：《繭》里面是有很多我的個人經驗，很多我童年的細節。不過整部小說完全站在虛構的立場上，這接近我認為比較理想的寫作狀態。一開始動筆的時候，覺得這個故事離我特別遠，和我沒有任何交集。寫著寫著發現，越來越多和我有關的細節被寫進去了。

讀書報：和你前面的長篇相比，《繭》的文字風格要趨于平實，很多對人物的刻畫，世態炎涼的細節描寫。那種人情世故的細微玄妙很難寫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張悅然：這對我來說特別難。寫青春文學時的那種狀態還是挺虛的，原來的寫作，個人風格強烈，但過于抒情化，寫著寫著就跳到抒情模式里，有些題材那種風格是沒有辦法去寫的。所以，我的這種轉變就好比，寫書法，原來用的是特別細的筆，當我要寫另一種字體，就必須換一支粗筆，換筆的過程特別痛苦。所以，寫作上的這種轉變就特別困難，但又必須完成這個轉變，不然以后很多東西都寫不了。

讀書報：聯想到書中人物的命運，《繭》這個書名還是很有深意的，這個名字是一開始就定下的嗎？

張悅然：以“繭”做書名是寫到一小部分后定的，當時我就明確地想要這個書名。但寫完之后，很多人建議我改名字。有人覺得這個書名特別抽象，有些拒絕讀者。可是為什么要取那么長的書名？長的書名里難道不是有一種對讀者的邀請嗎？像是一種表演和撒嬌。

說起來，我的小說名字總是和動植物有關，加起來簡直就是一個花鳥魚蟲市場。葵花（《葵花走失在1890》）、櫻桃（《櫻桃之遠》）、鯉魚（《水仙已乘鯉魚去》）、鳥（《誓鳥》），現在又是《繭》。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總是喜歡從一個意象出發，小說會圍繞著這個意象建立。《繭》也是這樣，它在中間，被文字包裹著。

讀書報：書中寫到，文革時，講述者一方程恭的爺爺頭上被釘了一根釘子，講述者另一方李佳棲的爺爺有行兇嫌疑。可以說這根釘子引發的事件造成了兩家三代人之間的恩怨，這個事件有原型嗎？

張悅然：確實如此，甚至有的人替我想書名都是圍繞釘子去想的。這個故事來源于我爸爸的記憶，事情就發生在我爸爸居住的醫院大院，是他十幾歲時發生的。1977年，我爸爸上了大學，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個短篇（篇名就叫《釘子》），寄給了《上海文學》雜志。很快他收到了被采用的來信，高興得還和他的女友（也就是我媽媽）慶祝了一番。可是，又過了一段時間，對方來信告訴他，小說的基調太灰，沒法采用。爸爸肯定感覺很沮喪，后來又寫了好幾篇小說，據他說調子也還是灰，也沒發表過。再后來他畢業留校，之后我出生了，爸爸就再也沒有寫小說，《釘子》是他寫的第一篇小說，我想，那肯定是童年里對他觸動最大的事情。他后來給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講得特別簡要，沒什么細節。好像我很小的時候他就給我講過這個釘子的故事，這個故事已經老早地進入我的記憶里了。

讀書報：后來，為了這個故事的細節更豐富、更真實，你還做了哪些準備？

張悅然：我回去做了一些調查。那是我奶奶工作的醫院，我爸爸和我姑姑都在那里長大，姑姑后來也成為醫生。我通過姑姑找到醫院的人，那個人給了我一份“檔案”，是從檔案上抄下來的一張紙，紙上記錄了那個被迫害的植物人的一生。哪一年參軍，哪一年轉到醫院，哪一年變成植物人，在醫院里住了多少年，什么時候死的……我還了解到一點那頁紙之外的內容，那個植物人的女兒被安排在醫院工作，有點像《繭》中程恭姑姑的形象。我其實可以見到她，甚至去采訪她，做更多工作，但我沒去做。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很多作家在對真相的調查中，最終都迷失在真相里。我們總是覺得，真實的事情特別有力量，天然地存在邏輯上的合理性，只要把真實還原出來，邏輯就是成立的，讀者一定會接受。事實上并不是這樣，可能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你對真實的調查到什么時候結束？哪些是留給讀者去想象的，才更重要。所以我就只有這一張紙的“檔案”。

至于《繭》中寫到的第三代，李佳棲和程恭，這些人到底有沒有原型，他們是怎樣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把現實作為故事的開端，后面的虛構應該讓它充分地和作者產生感情，然后由作者生發出來的。我覺得小說寫作應該是這樣的過程，而不是把現實硬裝進來。

讀書報：整部作品由李佳棲和程恭二人的講述構成，他們的視角、講述的事件乃至故事發生的時間既有別，也有交叉和重疊，如何確定這樣的敘事結構？

張悅然：確定敘事方式非常重要。如果選擇了一個主題，敘事方式就決定你怎樣去剪裁這個主題。開始寫的時候，覺得很難找到敘述角度進入這個離我特別遠的故事。這個故事很復雜，我不知道該用誰的視角和口吻來講。也考慮過像福克納那種很多個聲部的寫法，這樣寫的難度在于我要進入我父輩講話的腔調，好處是隨時可以把這個故事補得更清楚。

大概是2011年，我回濟南我小時候住過的那個家屬院過年。我在樓下看到很多小時候見過的人。那個賣報紙的還在那兒賣報紙，水果攤上幫著爸爸賣水果的少女已經變成一個中年女人，那一刻我覺得很恐怖，他們竟然還在那兒。有種感覺，好像是我把他們給拋棄了。所以我意識到一個問題，童年的那個世界沒有閉合，我還是在那個世界里面轉。童年的世界好像就是平行世界，一直跟著我。這給我一個啟發，我想要回到更遠的時空，先要回到童年現場。所以我就返回了1993年這個時間點，我確定兩個人分別講述的敘事方式，跟我回到童年現場有關。那建立了一種重逢模式，從來沒有離開的程恭和遠走的李佳棲之間就是一個“我”和另一個“我”的關系，是兩個“我”的重逢，一起去觀望過往。建立這種敘事方式后，我會覺得這里“我們”的聲音，一個是受害者的后代，一個是“兇手”的后代，他們一起看這個事件，會有一種和解的意味。

讀書報：恕我直言，從讀者角度，我還是覺得李佳棲那條線要寫得更飽滿、充沛，你認同我這樣的感覺嗎？

張悅然：可能因為李佳棲的生活更像我以前的方式，她對父親的感情啊什么的，都是我熟悉的，所以寫起來更順手，特別自由，能放很多情感進去。程恭這條線，我必須得特別壓著去寫，這個角色比李佳棲要復雜和痛苦。也有人會覺得李佳棲不太真實，她缺少自己生活的部分，對父親有追尋，卻缺少自己生活的空間。程恭是在自己的生活軌道上，零零碎碎地經歷一些事情，有很多的情緒變化。

讀書報：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強，讀者群也比較固定，怎么很少被改編成影視作品？

張悅然：《水仙已乘鯉魚去》會改編成電影，我也會參與劇本的籌備。其實，我的作品的價值觀大多不是很積極，而且我的作品里也有很多禁忌。很早就有人跟我談過《十愛》里那些短篇的改編，也沒結果，主要是價值觀和基調的問題。現在是治愈、積極的寫作基調泛濫的時代，跟我們當年青春文學熱潮的基調不一樣，那時還是有些撕裂和尖銳的東西。現在好像讀者不需要那些東西了。

讀書報：到了你現在的年紀和狀態，又剛剛完成這部長篇，寫作是不是已經到了另一個階段了？

張悅然：是到另一個階段了。坦率地說，也會有焦慮，是作為職業作家的一種焦慮。寫作這條路特別長，雖然我做不到村上春樹那種苦行僧般的寫作，但也必須更多地去學習和努力。我覺得，女作家天然的短板是更多地靠一些感受去寫，自己像容器，各種各樣的東西進來，她盛住這些東西。現在我是要強迫自己去學習，因為這個容器的新陳代謝在變慢。我沒法預估自己的文學生命有多長，延續文學生命，重要的還是要不斷學習，閱讀。

讀書報：在大學里教課，面對講臺下的學生，和你面對電腦或稿紙寫作反差很大吧？

張悅然：這個學期還好，下個學期我會有一門對本科生的公開課，需要比較多的備課工作。我一開始到人大的時候，還是有壓力的。每次上課前都會在咖啡館里，一邊匆匆忙忙吃東西一邊做PPT，感覺當老師的狀態比當學生還手忙腳亂，有一種考試之前的感覺。漸漸地，我越來越適應這個角色了，這也是讓自己多建立一些能夠和外界交流和通氣的窗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