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怎么才能做到這一點？這幾十年來，中國文學有很大的變化，我走上文學道路和你們現在開始要走上文學道路，所處的時代是完全天翻地覆的。我們當時要完全忘我，完全泯滅自我，不要我，只要集體。帶來一個什么好處呢？我們國家的觀念，民族的觀念，集體的觀念，在我們深深扎根。我們隨時隨地會想到我怎么為這個國家想一想。比如我舉一個小的例子。十天不下雨我就會替農民擔心，這不是我今天自夸。不下雨，郊區的農民怎么辦，或者我插隊的農場怎么辦。我在農場待了十二年，和種地的人打交道十二年。天氣的變化我自然會想到他們，我相信你們十天不下于肯定不會想到這個。不下雪馬路上會不會走的更通暢一點？但是沒有我，沒有自己是對文學創作的一個致命傷，為什么？因為文學作品必須是個性的，必須要從自己心里面流露出來的真情實感，它才是真文學。不能虛擬，和虛構不一樣，文學是要虛構，但是不能作假，一定是心里面流露出來的真情實感才能成為真文學。但是那個時候沒有我，我們拿起筆來就想到誰的臉色。我們開始做文學的時候真的沒有真文學。我后來有十年時間為了找回自我很痛苦，要學會尊重自己。

今天來接我的肖老師，她說她寫了一篇散文，叫《學會美化自己》。你們一開始寫作想寫什么就寫什么，這一點很不容易，這是文學應該有的起點，就是你最想寫的。因為我們沒有自己，所以我們往往寫一些很假大空的東西，不真實，沒有真情。也有情，但是這種情不是從自己心里流出來的，往往有很多虛擬的東西，它和真文學是兩碼事。

為了找回自我，為了回到我自己心靈中間去，我用了十年時間。今天很多人拿到了《泥日》，還有《桑那高地的太陽》，我寫這兩部長篇小說為什么？就是為了要找到自我，我一定要從我陸天明的心靈出發來寫作。我想說什么，我想喊什么，我想告訴人們什么，我就寫什么，學會這一點我用了十年的時間。我寫《泥日》這部小說的時候沒有提綱，我不要提前設想好想什么。那時候沒有電腦，打開稿紙的時候，開始根據我的感覺，我心里的浮動，我開始往下走。這部小說寫了三年，一直在折騰我是什么，什么是我，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要表達什么。我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了，我到底要想中國人說出什么來，而且只有我能說出什么話，這應該是我說出的話，用了三年的時間。一麻袋一麻袋的稿紙往下賣，翻來覆去地寫，找到什么是我陸天明，什么是我要說的話。你們現在不出現這個問題。你們無論寫詩也好，寫散文也好，寫隨筆也好，尤其不寫課堂上作文的話，你們肯定不會按老師的旨意去辦的。我用十年時間到了你們今天這個地步，我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我說的就是我想說的。

整個文學界當時認為，中國的文學大發展，因為所有的作家回到了自我，有了自我就有了中國的真文學。中國也因此開始了一個黃金時期。從1985年到1995年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作家。現在活躍在文壇上五六十歲的這一代人，就是當年的青年作家。他們回到自我以后，承認自我以后，有了個性以后，他們開始寫作，寫了一批優秀的作品。

現在回過頭想，這樣夠了嗎？有了自我因此就開始發聲了，開始有創作的沖動了，就開始向世界、向人類說話了。夠了嗎？大多數人都認為夠了，只要你有自我，向自我的心靈去走就夠了。后來發現，起碼是我發現不夠。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你這個“我”，自我，尤其是作家的自我是什么樣的自我，你這個“我”是什么樣的我。如果一般人，我們不問這個問題，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媽媽的兒子，我就是我老公的老婆，我就是我孩子的爸爸或媽媽，我就是老板的雇員，我把這個工作加班完成拿到工資了。但是作為作家的我，即便這樣也是不夠的，也不能成為一個有光彩的人，或者完整的一個大寫的人。那么作為作家的我，你要向人類、向社會、向國家民族呈現精神產品的一個人，你這個我如果只有小我是不夠的。你只想表達你自己個位數的一個我是不夠的，起碼應該是一個復數。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了，因為你的發聲，你寫作的沖動，如果你只為了自己，只為了表達自己，你無需去發表。如果你寫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心聲，并不能呼應大部分人生存的愿望、訴求，那么有個問題，人們為什么要看你的小說？為什么要看你寫的電影？為什么要看你寫的電視劇？為什么要讀你的詩歌？怎么可能被你的詩歌打動？撥動他的心弦。你跟老百姓人民無關，如果寫情書，寫日記就可以了，但要發表出來就有一個社會的功能。我認為，完成這個轉向，年輕同志不太能體會到回歸。因為你們一起步就有自我了，你們在自我的角度上進入文學殿堂，開始向文學殿堂邁進。我們有一個回歸的問題，從沒有我到回到我，回到我就萬事大吉了，還不行。第一次回歸還不夠，要實現第二次回歸。要回到一個大我。我想小學生可能還不太能體會，有很多中學的同學，你們同學之間應該有差別，有的同學心里只有自己，很獨，但有的同學心里有大我，起碼有班級，有學校，他能想到社會，這個差別很重要。而對于搞文學的更重要，一定要有大我。作家的“我”一定要包含人民、民族、國家、時代和歷史。有沒有這點很重要。這是我簡單的講，為什么呢？你在為人民發聲，你有很積極的沖動要為人民說話，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文學。回過頭去看，包括青年朋友，所有的文學名著，除了有些詩歌，大的文學家，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歐美的，還是蘇俄的，都是在為自己的國家、民族人民發聲，在陳述人民的生命訴求，因此人民也會給予回饋。

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剛才主持人說到我有反腐幾部曲。我的體會非常深，《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陽》、《黑雀群》是純文學作品，我的純文學作品也是摻和了我剛才講的那種情懷，家國情懷。因為我們是那一代人長大的，我們當時有愿望去為國家作犧牲。可能你們難以想象，我們當時到新疆去，我是上海人，大上海的。我們不是上海郊區的孩子，是上海市區的孩子，是東城區、西城區的孩子，是朝陽區、海淀區的孩子，不是大興、順義的。當時父母跪到我們面前讓我們別到新疆去種地。上海的家長怎么想的，讓自己的孩子到火焰山，孫悟空和和唐僧取經的路上去種地，而且種一輩子地。女孩子要報名，把孩子的頭發剪掉半拉，不要她出去報名。就像羅米歐與朱麗葉一樣的談戀愛，從二樓偷偷地爬下來去約會，那時候男孩子把女孩子接下來不是去約會，而是一起去報名到新疆種地去，她們頭發都剪的鴛鴦頭，就這樣還要報名到新疆去種地，而且寫了血書。第一批是報名3萬只批準1萬，撤銷了上海戶口，我是第二批去種地。你們覺得可能昏了頭了，但是那一代的青年人就是那樣，就是要到農村去改變祖國的窮困面貌。我們就是受那樣的教育，那樣的熏陶，那樣的時代，變成了另外一種人。

文學為人民發聲，當時我寫的純文學小說里面也是有這樣的東西，但是我們有一種很強烈的概念，就是我要為大眾寫作。當時為大眾寫作是恥辱，不是真文學。很多年，到現在為止，我告訴同學們，朋友們，仍然有一些作家，有一些朋友仍然認為為大眾寫作不是真文學，他們反對為人民寫作。我那個時候找到自我以后，我也不是很清醒的，一定要走為大眾寫作，為人民寫作這條路。后來怎么扭過來的呢？我的工作是中央電視臺，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我們看不起搞電視劇，現在電視劇很吃香，很掙錢。當時我的職業就是寫電視劇，很痛苦，我寫《泥日》寫了三年，我沒給中央電視臺一個字，現在早就把你開出了。如果你在電視臺工作三年不給電視臺寫一個字，還要你干嘛？還給你每個月發工資，我的稿紙都是到電視臺領的，也不要掏錢買稿紙。但是后來寫完那些小說，給我任務要寫一個電視劇。電視劇是大眾的，我必須去完成這個任務。領導告訴我，要寫好看，電視劇是給大家看的，不看是要關機的。我的《泥日》雖然現在看來是非常文學，到一個城市參加文學藝術大獎評比，二十多個評委看到我的《泥日》，最后有十多個評委不知道我想說什么。你們去看一看，你找不到我的主題所在，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追求，我們不要主題先行，不要有一個主題。《紅樓夢》是什么主題？100個人有100個主題，這就是我們的向往，我們的追求。《人民的名義》反腐敗，主題很明確，這是我們當時看不起的。領導就說，你一定要寫好看，要明確，我就寫了《蒼天在上》。為什么要寫《蒼天在上》，我是非常不愿意寫這個電視劇的，但是有一個心愿支撐了我，又回到第一個因素上去了。當時是80年代末，中國開始出現了腐敗，打倒四人幫以后中國形勢非常好，中國的春天來了，全國上下一條心，一個勁奔向未來。忽然發現有腐敗了，大家都想不通，為什么這么好的形勢，這么好的局面，黨內為什么會出現腐敗呢？沸沸揚揚，輿論四起，家家戶戶一下班都在議論哪個單位的組長出了問題了，科長出了問題。當時還沒有想省長和省委書記會出問題，或者部長，或者軍委副主席會出問題，那時候還沒有這么大的“老虎”。但是科長出問題，組長出問題，大家已經覺得不得了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整個社會在議論這些事情。我當時就有一個愿望，要喊一聲，蒼天啊，我們不能這樣。有一股強烈的沖動，要替老百姓喊一聲，中國這么好的形勢，這么好的局面，我們不能一直這么下去。有故事嗎，沒有，有情節嗎？沒有。領導說你跟我談談，我們什么都沒有。我說題目有了，《蒼天在上》，我就要喊一聲，老天爺，中國這么好，咱們別腐敗行不行？有這樣一種沖動寫了這個劇。結果是什么呢？因為替老百姓喊了一句，又寫了一部老百姓愛看的電視劇，陸天明成了紅人。中國之所以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從這部戲開始的，這部小說開始的，我以前寫了那么多東西大家不知道陸天明。收視率39%，現在達到1%戲組就要喝慶功酒，3%燒高香，3%以上就轟動了。我當年《蒼天在上》最高收視率39%。至今為止，什么轟動的劇都沒達到過39%。播出這個劇，每天播一集，片尾曲出來以后我家電話一定響。一集45分鐘，從8點05分播起播到8點50分結束，我家的電話一直響到12點鐘。不斷有觀眾找到我的電話，跟我探討剛播的一集，說他們的憂慮，說他們家里發生的事情，說他們單位發生的事情，或者跟我探討下一集應該怎么做。電話打到這個戲播完。我拿著這本書可以辦任何事情。我家電話壞了，當時電話局很牛，不像現在電話局倒過來求著你安電話。那時候裝一部電話初裝費5000多塊錢，而且要等半年才發號給你。電話局就是老爺。我家電話壞了整整一個禮拜不理我，后來我拿了一本《蒼天在上》到電話局去，當他們知道我是《蒼天在上》的作者以后，他說行了，陸老師你回家吧。電腦一撥，電話就通了。5分鐘，我回家電話就通了，就因為他知道了我是《蒼天在上》的作者。火到那個程度。

我悟出一個道理，當我為老百姓喊了一句“蒼天在上”，說了一句心里話，人民就這么回饋你，報答你，看重你。作家很清高，我可以不顧大眾的需要，只寫個人的東西，但是文學和人民的關系就是我剛才講的，你離得開人民嗎？書要人民買，詩歌要人民看，電視劇要人民打開電視機看，離開人民大眾還有什么文學的活路呢？1995年以后中國的純文學走下坡路，這是作家們都承認的。純文學小說賣不出去，雜志訂不出去了。黃金時期一下變得秋后蕭瑟了。為什么蕭瑟？就是因為一部分作家堅持搞純文學不能貼近現實，不能為大眾寫作。你不理大眾，你不理人民，人民干嗎要理你啊？再說了，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要寫出來給大家看，大家就是人民。《蒼天在上》就很清楚，包括后來的《大雪無痕》，包括后來的《高緯度戰栗》、《省委書記》。都很嚴肅。你們不要以為我迎合大眾，迎合觀眾，這里面就有很多三角戀愛，四角戀愛。我這四部電視劇沒有接吻，沒有大腿，沒有床上，一直保持中國電視劇收視率的最高。為什么？我在和我的人民、和大眾探討中國和中國人應該怎么活。而所有的中國人，不管他是怎么無聊，怎么低俗，最后心底里總歸有一個疑問，我們怎么活才活得好，他需要一個答案，需要有人和他去商量，需要有人替他去說話，希望有人和他一起建立一個高尚的精神王國，讓他真正的變成一個高尚的人，活得更像一個人。沒有人說一出娘胎，我就要做一個無聊的人，很爛的人，沒有。我到監獄里采訪過死刑犯，你仔細談，有很多死刑犯甚至都是很孝順的。他雖然殺了人，犯了死罪，但是有另外一面，就是做人的一面。每個人都有一片凈土，要開發，要扶持，要成長，就看能不能成長，能不能壯大。而文學的責任就是把每個人心里的凈土擴大，擴張，排斥骯臟的，低俗的，讓每一個人都成為高尚的、偉岸的、真正的人。我這四部電視劇沒有低俗的。為什么人家的收視率那么高？為什么一定要有小鮮肉？為什么一定要有三角四角？我實在想不通。而且我的四部劇的演員在出演以前都不是名演員，都在出演我的電視劇以后成為了大腕兒。39%是什么概念？當時是11億，12億，每天晚上有4、5億人在看這個電視劇。那個演員的臉當然被大家記住了，馬上就成為名人了，成為一個大腕兒了。不是因為你是大腕，我請你來演我的戲，把我的戲演火了，我當時是倒過來的，原因就在這一點上，你替老百姓說了話。我的《蒼天在上》很成熟？寫的非常完美了？向經典致敬？同學們，我的《蒼天在上》不是經典，現在回過頭看很多地方可以更好。它之所以火，當然藝術上還是過得去的，故事情節還是很好看的。根本一條，他為老百姓說話，為人民說話，替老百姓寫作，替人民寫作，這一條是文學的根本之路，根本的活路，有了這一條文學就活了，有了這一條做文學人就走上了康莊大道，而不是走了邪門歪道。其實文學要不要為大眾寫作，到現在還是有矛盾，有糾葛，我不愿意用“斗爭”兩個字來說。其實在這一點上，我們這些作家在一定圈子里還是被排擠的，被瞧不起。幸虧我還有幾部戲是純文學作品。要發聲，要有創作沖動，不僅僅為人民說話，不僅僅為自己說話，不僅僅寫心里那一點點小自我的東西。

現在有很多大學生寫作，我到大學里面去，藝術學院有專門搞寫作的專業，寫電視劇的。老師們很頭疼，因為他們寫來寫去就寫同學之間的愛情，中學生寫作恐怕慢慢也會成為這樣。他只有這點東西，或者寫跟老師之間的矛盾。這也是大學中文系、藝術院校教學上的一個毛病。

（文字整理：周茉 李菁 劉家芳 李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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