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期之所以可貴，不在于這一階段短暫易逝，也不在于這是人生僅有的精力與體力同處巔峰的階段。在大多數(shù)人的生命中，青年是明晰的分水嶺：少時懵懂，中年成熟，唯有青年擔負著起承轉合的任務，決定著人生接下來的路究竟指向何方——此時，一座燈塔意義重大。在漫漫寫作長路上，人人都希望有一座燈塔能驅散迷魅，照亮前路。燈塔有時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一件震動內心的事，也可能僅僅是幾句懇切交流，一聲真摯叮嚀。

9月20日至21日，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和共青團中央共同舉辦的全國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議中，青年作家匯聚一堂，悉心聆聽、開懷暢談，嘗試發(fā)現(xiàn)或重新確認自己心中的那座燈塔。

1 在向寫作成熟期的過渡中，首先是寫好“人”

“我常常用一些成語比喻自己寫詩的過程和目的，我常常對自己說，你要有鑿壁借光的勤奮，你要有火中取栗的勇氣，你要有一葦渡江的意念……”這是1982年出生的詩人張二棍在交流發(fā)言時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表白。他在生活中常出現(xiàn)的身份，是一位多年奔波在山野中、風餐露宿的地質隊員。但正如他所言，盡管客觀工作條件艱苦，他面對的是日新月異、無比美好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寫作者早已習慣了身邊物質豐饒的世界，每一天都在多姿多彩中感受和坦然享有著一切。這種“坦然”，既是一種心理狀態(tài)，更暗指著某種隱形的寫作舒適區(qū)和慣性，雖然自有其優(yōu)勢，但顯而易見無法將寫作引導向更高的精神維度，于是，如何擯棄“坦然”，嘗試突破“舒適區(qū)”，成為包括他在內許多青年作家近年來思考的問題。在本次青創(chuàng)會上，似乎正應對了錢谷融先生曾經提出的“文學即人學”論斷，多位青年作家表示，在由青春書寫向寫作成熟期的過渡中，他們的選擇，是寫好“人”這個字。

“人”字，首先意味著書寫對象的確定性。對評論家楊慶祥而言，這個世紀，是人民的世紀，人民絕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符號，而是那些在神圣勞動的召喚下，為追求人類幸福的自我完成和自我發(fā)展而不懈工作的普通人。正是從這些鮮活、昂揚的個體的身上，寫作者才能獲取源源不竭的靈感和力量：“我們忠實于自身的經驗，但同時以一副白熱的心腸投身于時代生活的熱烈和喧囂，它的闊大和無窮。”很長一段時間里，作家馬金蓮曾被完全埋沒在家長里短的農村家庭生活中，在走出人生的困境后，她的第一選擇就是書寫那些在困頓中仍存有善意的人們，“關注現(xiàn)實，書寫現(xiàn)實，用深情優(yōu)美的文字謳歌熟悉的家鄉(xiāng)土地和人群，我這樣的寫作方向是有意義的，也是值得繼續(xù)堅持的”。為了創(chuàng)作紀實文學《鄉(xiāng)村國是》，獨自尋訪了202座村莊的作家紀紅建在與村民的接觸中充滿了無盡感動與感慨，這種感動，讓他將作品的話語權交給了貧困地區(qū)的老百姓，把他們的心聲呈現(xiàn)和傳遞出來：“雖然他們生活在最基層，他們是草根，但他們純真、樸實，他們有一種摧不垮的高大與偉岸。”

“人”字，同時也意味著重塑內心世界，醞釀新的寫作理念和外在觀照。2013年至2016年，作家肖江虹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蠱鎮(zhèn)》《懸棺》《儺面》三部以貴州邊地民俗民風為題材的小說，不是為行將消失的邊地風物吟唱挽歌，而是希望留存其中由一代代藝人傳承、凝結的詩意和美好，“其實所有文學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個手段，最終的指向還是人”。這種由物質的消亡轉向人文記憶和精神傳承的關注，最終使他放棄了以往充滿對抗意識的寫作觀，“文學最終的指向不是對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這個世界的和解”。在十年的寫作生涯里，作家孫頻逐漸明白，所有的人都是時代里的人，而所有在歲月長河中能被我們薪火相傳、能滋養(yǎng)作家心性與才華的一定是那些歷史中最厚重最深沉最不會被歲月湮滅的星光，“它們將如蒼穹中的北斗七星一樣高懸于人世之上，永遠指引著我們這些寫作者的精神歸屬”。同樣寫了十幾年仍自謙為“學徒”的作家王威廉也慢慢意識到，天地之間，時間并非人的容器，人才是時間的容器，而歷史、現(xiàn)在、未來，則是在人作為生命的進程，時間所展示出的三種面向，人的命運、人的創(chuàng)造、人的局限，和這三種面向糾葛在一起，形成無窮的寫作可能。在他看來，只有先“立人”，才能觸摸到有溫度的歷史。而在面對現(xiàn)實當下時，青年作家需警惕于“只在現(xiàn)實生活的外殼上做文章”的情況，不能以小說的“物質外殼”和“外在景觀”取代靈魂的位置，“這個科技迅猛發(fā)展的年代，人自身的危機才是最大的危機，我們得想方設法重返人和現(xiàn)實的深層關系，洞穿‘物質外殼’的蒙蔽，獲得靈魂的景深，才能有力回應人的危機”。

2 這一代人肩負著艱巨的使命，須重建一種新的文學

“70后”已陸續(xù)邁入寫作的成熟期，“90后”剛剛嶄露頭角，隨著年齡增長、閱歷與寫作經驗的積累，近年來，以“80后”為創(chuàng)作主力軍的青年作家群體正呈現(xiàn)愈加清晰的寫作面貌。在評論家金赫楠的閱讀感受中，“80后”作家群體的重要變化之一，是藝術風格和題材關注的差異化、豐富性越來越明顯。在她看來，這種豐富性與差異化，某種程度上凸顯了這一代寫作者“告別青春”的意識和能力，成長的焦慮與急切。

如果說每一代寫作者都擁有自己所身處時代的獨特印記，那么對于“80后”寫作者來說，這個印記恐怕常常和大眾媒介相連。在“80后”作家橫空出世的上世紀90年代末，察覺于商業(yè)大潮下文學的窄化，或是為了自身利益而試圖 “造星”，“80后”作家曾被大眾媒介粘貼了種種標簽，以群體化的方式進入人們的視野，也取得了相應效果。但如今，為了突破這些標簽所固定的刻板印象，“80后”寫作者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從‘新概念’出發(fā)的這批作家，他們寫作的起點是書寫自我與青春，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必須在創(chuàng)作中呈現(xiàn)出相應的‘成長性’。”金赫楠表示。

在更大范圍內觀察，一種關于“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品的闡釋系統(tǒng)，仍在變動的書寫經驗中有待成型。楊慶祥認為，如今我們之所以擁有一批“五四”時期形成的文學經典，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那一代人擁有關于 “啟蒙和救亡”的這一巨大闡釋系統(tǒng)：“這其中有的小說在藝術上并未盡善盡美，藝術上粗糙、模仿痕跡也有，但在那個急劇變化的歷史里找到了一個坐標系，就能被各種闡釋和延展，并慢慢形成其經典性。”在他看來，這一點在當下同樣適用：唯有找到自己的寫作坐標，青年作家的作品才具有更豐富的闡釋性，并擁有更強大的力量。

如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副主席錢小芊在報告中所說，今天的時代特點和生活特質，給青年作家的寫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考驗。“生活內容豐富多彩、紛繁復雜，面對不斷變化的生活圖景和經驗內容，青年作家如何避免 ‘浮光掠影’‘淺嘗輒止’，如何從‘大致了解’的狀態(tài)進入到 ‘深刻把握’的境界，是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完成的功課。”從另一角度出發(fā)，這種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創(chuàng)作理念，不僅是青年作家寫作自身成長的需要，更來自我們所身處時代的要求。面對社會飛速發(fā)展所提供的種種經驗和理念之“新”，如何把握、如何內化并在筆端呈現(xiàn)，是青年作家一項需要時常思考、時以更新的議題。

從《翅鬼》到《飛行家》，十年間，作家雙雪濤陸續(xù)推出五部作品，用文字和想象構建自己的北方王國，在《平原上的摩西》中，他試圖進入歷史，書寫父輩的故事。同樣選擇深入歷史層面進行書寫的既有張悅然的《繭》，也有孫頻的《松林夜宴圖》等，試圖站在精神層面，闡釋個體生命與歷史洪流之間的絲縷關系。有的作家則選擇回到故鄉(xiāng)，書寫“郵票大小”的故鄉(xiāng)風物人情，如顏歌、林森等人的寫作。其實無論是深入歷史，還是切近故鄉(xiāng)，從更廣泛的向度上度量，都是青年作家在現(xiàn)實主義題材寫作方向的一種努力。我們所熟悉的現(xiàn)實題材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既是社會的，也是個人的，現(xiàn)實題材絕不是對于客觀世界的簡單重述，因作家所處立場、思考角度、經驗結構的不同而迥異，更因斑斕、多重面向的中國當下社會圖景而形成有難度的書寫。因年齡和閱歷所限，青年作家往往會在一個階段的經驗書寫后面對錢小芊所言“寫疲、寫盡”的狀況，怎樣從廣博社會中獲得養(yǎng)料，又以何種方式“提純”，為現(xiàn)實中國留證？對此，作家王蘇辛的想法是傾聽和探查，于復雜世界里各種各樣的裂隙、各種各樣的聲音中找尋自己的位置，不但鍛煉即時性的捕捉能力，更應該有意識培養(yǎng)作品的前瞻性。不止寫出菱形的一個面和兩個面，而是直接就寫出所有面的交疊，整個菱形的厚度。“作家需要不斷傾聽，又要用自己的肉身，用自己的精神意識，不斷將這么多元的訊息一次次消化，直到提煉出屬于自己的文學藍本，將它回饋給這個時代，回饋給這個世界。”就好像楊慶祥在周嘉寧的作品《基本美》中所看到的那樣，在當下寫作中探查和辨識屬于時代、屬于自身的精神難題，并將其呈現(xiàn)在紙面：“她也許沒法給出答案，但文學正是要展現(xiàn)這個思考過程。”也正如評論家岳雯所言，他們這一代人，肩負著艱巨的使命，須重建一種新的文學、一種大文學：“這種大文學將有能力提出新的時代議題，表達新的心靈律動，重新成為其他藝術的原點，既與人類生活同構，又超越其上，將許許多多陌生的人們聯(lián)系成一個整體。”

3 媒介形態(tài)的豐富性也許將壓縮文學的空間，卻也能突顯其優(yōu)勢

按照麥克盧漢對于“媒介即訊息”的闡釋，在媒介所承載的語詞和意義之外，一種媒介的產生，本身就會喚起新的思維方式乃至行為標準。這一點曾被無數(shù)人質疑，卻在互聯(lián)網以各種方式浸潤我們生活的當下顯得尤具前瞻性。互聯(lián)網催生了網絡文學，在迄今二十年的時間里大大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構成，本次青創(chuàng)會上，39位網絡文學作家的到會交流足以證明這一文學門類的重要影響力。而后，移動互聯(lián)網的飛速發(fā)展又帶來包括各種閱讀APP、公眾號等在內的自媒體，通過付費閱讀和打賞，經由平臺，作者與讀者之間構成了自給自足的生態(tài)鏈，寫作不再需要經由編輯、出版這道“門檻”，新的創(chuàng)作生態(tài)，已經滲透到了每一個寫作者身邊。

與動輒百萬字、依靠點擊量積累收入的網絡文學模式相比，自媒體擁有更多的題材和更新周期上的寬松度，也因為用戶訂閱和彼此傳閱易造成“群聚”模式，往往一篇“爆文”能夠大量“吸粉”，而粉絲需求則會倒逼寫作者不斷復制自我，這恐怕是當下自媒體寫作中一個較為常見的困局。在豆瓣APP上，評論家李偉長曾寫過多年的書評，今年隨手寫的一篇談《西游記》的文章突然讓他感受到了自媒體的力量——十多萬閱讀量、數(shù)千次點贊和收藏，以及陌生讀者陸續(xù)發(fā)來的小額“贊賞”。從中，他看到的是一種自媒體寫作“被普遍認可的方式”：“首先你要會講故事，能用比較流行的方式跟上社會某一熱點，或者點到個人或某一群體的‘痛點’，把這些因素糅合到一起，這個過程其實是相當粗陋的。”在網上搜索，教人如何寫作自媒體“爆文”的教程比比皆是，大同小異，在李偉長看來，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形成寫作的一種錯覺和套路，也是當下青年作家需要警惕的。“對青年作家來說，新媒體的存在，最大劣處在于發(fā)表和被人看見變得格外容易，寫作很少再有‘抽屜文學’的階段，不再有自我推翻、反復修改，而我們都知道這是一部真正優(yōu)秀作品的必經之路。”

在許多人眼里，馬伯庸是走在新媒體前沿的作家，他的歷史題材小說在網上擁有大量擁躉，并時常通過連載形式首發(fā)于網絡。盡管擁有很大的網絡號召力，他卻只把自媒體看做一片寫作的“自留地”，從不因“催更”的聲音打亂自己的創(chuàng)作節(jié)奏。“點擊、‘贊賞’是讀者表達喜愛的方式，但他們喜歡的最終是你的作品，就像我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上，一個作家還是要以作品說話。”于他而言，載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位作家的寫作經歷，都是一次尋根之旅，只有在持續(xù)不斷地創(chuàng)作中反復思考、不斷深入，作家才能抵達自己精神的原鄉(xiāng)。 （下轉第5版）

（上接第3版）“從閱讀角度考慮，新媒體的出現(xiàn)會造成感官認知上的變化，如今我們所習慣于的碎片化信息流并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質性和認知的提升，在這一點上，信息并不等于認知。”評論家劉大先表示。但他同時認為，科技發(fā)展所帶來的改變是無法阻擋的，在經過一個時期的沉淀后，新媒體也許將重新界定我們時代的文學。如今的新媒體只是改變了從紙筆書寫到以電腦書寫的形式，但未來很可能會發(fā)展為影像寫作、動漫、視頻等結合的方式，以多種形式共同發(fā)展。在他看來，媒介形態(tài)的豐富性也許將壓縮文學的空間，卻也能突顯其優(yōu)勢：“與影像、視頻等方式相比，文學書寫不易被外力所操控，只要寫作者的頭腦沒有被資本、權力等占有，而是保有一顆自由的心，文學會越來越偏重于思辨，而不是導向簡單的欲望層面的意義。這反而有可能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思辨性、深度性的反芻和思考，有可能生產出我們具有思想性的文化成果，這是文學在將來的創(chuàng)新性空間。”在金赫楠看來，新世紀以來互聯(lián)網技術的高歌猛進，已經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行為方式，而自媒體對青年作家的影響，不過是時代之大在文學這個局部的顯形。這種影響既包括新的資訊方式對青年作家的審美和表達慣性的滲透式塑造，更包括新的言說世界的方式對文學寫作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沖擊。“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生態(tài)結構中，各種表達方式本就應該層次分明又并行不悖。而且從歷史經驗來看，它們相互支撐、影響、滲透，共同參與著文化脈絡的演進。”

短短兩天的青創(chuàng)會，是一場寫作思想交流與碰撞的盛宴，亦是青年作家在叩問前路時與同仁攜手、與時代共進的宣言。如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李敬澤在閉幕式上所言，青創(chuàng)會不僅是一次會議，也將中國文學群星燦爛的未來圖景作了一次集中展示：“行走不僅是一種態(tài)度，更是一種價值，一種藝術，一種情懷，一種理想，是責任與擔當?shù)倪x擇。對所有青年作家來說，你們都是行走者，前面的路都很長——期待未來的5年、10年，大家以更多優(yōu)秀作品來證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