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圍繞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產生的討論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歷史與審美兩個標準的框架下，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對是否需要經典化、如何經典化以及經典化的后果等問題的論爭。聚訟紛紜之下，許多理論問題其實并未得到有效彰顯。諸多觀點仍然從中國古典文學經典、西方文學經典的既成性出發認為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自動的過程、是一種后視行為，當代人無權也無力從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實踐。同時，也有不少人擔心可能出現的話語霸權問題。這些擔心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對真正進入問題實質并無多大意義。除了要嚴格區分文學經典與文學經典化兩個不同的概念以外，在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的討論中引入未來性維度是十分必要的。甚至，要廓清對經典化問題的許多認識誤區，未來性維度是必不可少的。

所謂未來性維度，在這里指的是以未來社會的發展作為語境、以未來人類情感的變遷作為參照、以未來文本的結構變異作為方向、以未來敘事主題的可能空間作為視野，重塑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基本觀念、方法與目標，在更加開闊的歷史時空與學術視野中重新考量中國當代文學的未來命運。尤其是在后人類社會已經逐漸拉開大幕的時候，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而言就不能再停留在原有的觀念階段和學術方法之中，著眼于未來性、聚焦于建設性、提升國際性、融入新的時代話語與理論思維，才是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必然走向。

“對當代文學的‘經典化’不是對過往經典、大師的否定，也不是給當代文學唱贊歌，而是要建立一個既立足文學史又與時俱進并與當代文學發展同步的認識評價體系和篩選體系。”（吳義勤：《當代文學經典化：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面向》，《光明日報》2015年2月12日第16版）建立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體系與篩選體系，其前提條件仍然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總體時空序列中形成盡量完善的操作標準，因而，無論歷史標準還是審美標準，都不能只包含傳統和現實，而忽略了未來。經典化過程本身的動態性決定了任何評價標準都不能只停留在現有觀念體系的水平上卻對文學發展的未來前景視而不見。

將未來性維度納入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問題視域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必要性。首先，與已經充分經典化的中國古典文學、半經典化的中國現代文學不同，中國當代文學是一個開放的、未完成的歷史過程。過去七十年的文學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創新力量與表現領域，在未來發展方向方面具有豐富的可能性。因而，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對象先天地包含了未來較長時間的寫作形態、批評形態與閱讀形態。其次，在網絡化、全球化、交互化等趨勢影響下，當代文學創作的社會語境、文化語境與技術語境已經完全不同。尤其是在AI技術的催生之下，后人類時代的來臨必將對文學寫作的主體、客體、媒介等各個方面產生深遠影響。后人類美學方興未艾的同時，后人類寫作已經悄然進入大眾視野，后人類閱讀、后人類批評等也正在路上。當代文學需要直面新的時代，也需要在創作、評價、傳播各個方面探索出新的未來方向。再次，在評價標準、方法、結論等方面不能固化，要做到與時俱進。新的學科、理論、方法在不斷產生，這些都為當代文學經典化提供了新的機遇與挑戰。最近幾年，文學地理學、計量文體學、賽博空間文化等新興學科對文學研究的沖擊力不可謂不大，可以想見，更多的此類新興理論會對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不斷提供新的課題與對象。

在未來性維度的視域下，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以下幾個問題可以得到新的解決思路。

其一，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有沒有經典的問題。已經有學者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判斷：“學術研究不應該為當下有沒有經典而爭論，它不需要這個前提；這種工作最深刻的理由，只是按經典作品應有的文學性要求，對當代作品進行時地予以考察和研究。”同時，“既然是進行時地，那么它就與文學的過程共在，沒有窮盡。同時，既然是按經典作品應有的文學性要求作批評，那么其研究對象也就不應該止于所謂‘好’作品，也要研究不怎么好的或者‘壞’作品。反襯、比較更容易發現真理，誰說研究非經典不是一種經典化研究呢？”（王乾坤：《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定位》，《小說評論》2014年第2期）這種論述視角很好地反駁了對當代文學是否存在經典的追問，可以說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在引入未來性維度后，這種反駁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向得到加強。一方面，是否有經典、哪些是經典，這些問題不是經典化的全部，經典化的努力是學術界對當代文學的責任與義務，也是學術研究的核心內容。經過長期持續的經典化過程，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家、作品會在未來慢慢浮現出來。“經典一定會在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讀者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價值。這也是所謂文學永恒性的來源。也就是說，文學的永恒性不是指它的某一個意義、某一個價值的永恒，而是指它具有意義、價值的永恒再生性，它可以不斷地延伸價值，可以不斷地被創造、不斷地被發現，這才是經典價值的根本。”（吳義勤：《“經典化”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文藝報》2014年2月24日第1版）因此，在未來性維度下，中國當代文學是否存在經典變成了一個偽問題，這種追問的實質是按照傳統的評價標準與樣板文本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機械識別。另一方面，“文學性”的內涵與外延必然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變化，“進行時”式的經典化研究必然也會不斷自我更新，避免“文學性”概念本身變成自我的阻力與障礙。例如，網絡文學、科幻文學、兒童文學等的經典化問題已經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其核心問題就是如何界定這幾類文學形態自身獨有的“文學性”及其未來發展可能，如何將其與傳統文學形態普遍意義的“文學性”進行區隔。比較樂觀的觀點認為：“網絡文學在解構傳統文學審美系統的同時正慢慢地建構自己的審美范式，其自身經典化是必然趨勢。”（張勇：《網絡文學經典化芻議》，《前沿》2018年第5期）可見，當代文學經典化是一個復數概念，不同的文學形態有不同的路徑與目標。許多新寫作形態的經典化并沒有現成的經典樣板作為標準。單純靠中國傳統文學經典、西方文學經典，甚至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標準都無法完全適應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在理論與方法上的需要。當然，這種思路下的經典化也并不是真正的經典化。

其二，關于對當代文學經典的話語權與命名權問題。反對進行當代文學經典化的觀點所持的主要理由是其容易導致話語霸權與過度意識形態化。這種擔心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卻不能成為阻止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充足理由，不能因噎廢食。未來性維度意味著多元，意味著更多評價主體、更多評價視角、更開放的評價結論，這正是最大程度上消除話語霸權的主要方式。以未來性的思維，采用新的評價機制與觀念，能夠最大程度上消解文學權威的立場與觀點中可能存在的誤區與誤導，促進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的“民主化”：“理論上，我們都相信文學權威對一個時代文學經典命名的重要性，但我們又不能夠迷信文學權威。如果把一個時代文學經典的命名權僅僅交給幾位權威，那也是非常危險的。這危險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幾個人的錯誤會放大為整個時代的錯誤，幾個人的偏見會放大為整個時代的偏見。我們有很多這樣的文學史教訓。”（吳義勤：《“經典化”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文藝報》2014年2月24日第1版）事實上，即使面對古典文學經典，今天的學者與讀者所持的態度也未必都一致。某種程度上，經典作品的地位與價值是經由漫長歷史而遺存下來的，是許多認知角度、立場與目的所形成的最大公約數。李杜之爭自唐以來綿延不絕、所謂四大古典名著只是近代以來的命名、重寫文學史思潮、重返八十年代、民國作為方法等等，諸如此類的文學現象都足以說明，當代文學經典化本身并不會造成單一的價值立場和命名結果。因此，當代學界、評論界與讀者大眾都有足夠的理由與權力參與到經典化進程之中，因為他們都是當代文學經典化最初的發起者、參與者與實踐者。當然，作為歷史中間物，他們的評價嘗試與學術努力會最終催生出更加合理的評價結論。實際上，文學研究史上這樣的例子也大量存在。以相對更加經典化的中國現代文學而言，假若沒有1930年代趙家璧發起編纂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沒有魯迅、周作人、茅盾、胡適等各輯編選者所撰寫的提綱挈領的導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理論框架必定將會是另一番模樣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纂過程本身可以視作彼時一次成功的“當代文學經典化”實踐。

其三，關于當代文學經典化與全球化文學視野的關系問題。無可否認，對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經典化實踐的質疑聲音很多來自國外，顧彬的“垃圾說”無疑起到了主要作用。這種立場蔓延到國內，逐漸變成了當代文學虛無主義，也成為了國內很多人的聲音，反過來更加說明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經典化實踐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經典化可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不經過充分經典化就做全面否定或者肯定的判斷毫無意義，也無法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克服虛無主義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深遠的歷史時空中展開開放的、多元包容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尤其是將未來文學的種種可能性作為參照。這種“在長時段歷史意識的統攝下，以廣闊的文化視野的姿態，開展整體性文學問題的交流對話”（楊洪承：《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研究與“經典化”問題》，《中國文藝評論》2017年第7期），是未來性維度的最好體現方式。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走向世界”，到新世紀莫言、閻連科、余華、張煒以傳統文學體式、曹文軒以兒童文學、劉慈欣與郝景芳等以科幻文學屢獲國際大獎，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影響已經成為客觀存在的事實。另外，姜戎、格非、麥家、徐則臣以及部分網絡文學作家的作品都曾經在國外引起極大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成為世界文學重要的甚至主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現實在未來性維度上將得到不斷加強，在中國文學逐漸具備全球化視野和世界性地位的同時，世界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也必將不斷加強和改善。因此，全球化文學視野應該成為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促進性因素，而非相反。正如有學者所言，“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國際化語境業已形成。”（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國際化語境》，《文藝研究》2015年第4期）只有具備了未來性維度，國際化語境對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促進作用才能實現，也才有會產生更加有效的實踐成果。

未來性維度并不意味著對已有文學傳統的淡化和將經典化的歷史任務交給未來，相反，更多未來性維度的考量將會影響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觀念、方法與走向。“當代文學經典化，從作品誕生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在21世紀信息時代，文學經典化，更是不以人的情感、意志為轉移，已經開始當代化、經典化、加速度化。無論今天的研究者、讀者和同齡人作家承認與否，當代文學經典化都已經以一種加速度的方式無比迅捷前行了。”（張麗軍：《為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正名的十大理由》，《小說評論》2017年第5期）這種判斷是可以成立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歷史、現實、未來的完整時空序列中，順應當代文學創作、批評、研究、閱讀、傳播等各個方面的未來發展，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實踐一定會越來越深廣、有效和穩健。

【作者系魯東大學張煒文學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