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梳理歷史、城鄉、“新人”等重要文學史命題上，2019年的一批長篇小說充滿啟發與暗示。

文學史研究需要假定一種“總體性”，歷史與現實為文學創作預設了很多難題，年復一年的創作則提供著或對或錯的答案。當后世研究者在梳理歷史、城鄉、“新人”等重要文學史命題時，會發現2019年出現的一批長篇小說作為個案，充滿啟發與暗示。

真正的長篇戰爭文學

從十七年時期的《銅墻鐵壁》《保衛延安》《鐵道游擊隊》《紅日》《林海雪原》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紅高粱家族》《靈旗》，再到新世紀以來的《歷史的天空》《風聲》《牽風記》，文學史中一直有一條關于戰爭的“紅線”。文學如何書寫戰爭，關乎一個民族如何理解歷史。包括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王松的《爺的榮譽》、麥家的《人生海海》、徐貴祥的《穿插》、周建新的《錦西衛》、楊少衡的《新世界》、梁鴻的《四象》、徐皓峰的《大地雙心》、周愷的《苔》等作品在內，2019年出現了一大批關于戰爭的重要長篇作品。未來的文學史在延續有關戰爭的那道“紅線”時，會發現文學對于戰爭的理解在2019年前后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爺的榮譽》用二爺旺福這樣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強人形象，串起了鄉村世界中的癡男怨女、江湖恩仇，小說不僅寫出了戰爭的傳奇性，更寫出了戰爭的非理性。在文學史家的眼里，這或許可以視作一部延續了新歷史小說命題的作品，也許在思想性上并不拔尖，但作者在虛構故事上的才華令人驚嘆，整個小說如同多條景觀豐富的羊腸胡同纏繞在一起，枝蔓無數、引人入勝。

當代文學史中，除了楊子榮等少數幾個“定型化”的人物，少有深入人心的地下情報人員形象，但這一類身處“無間地獄”的人們卻值得大書特書。這就決定了麥家的小說必會在文學史上留下痕跡。《人生海海》的主人公既被敬稱為“上校”又被蔑稱為“太監”，整部小說就是為了揭開他身上的秘密。秘密的核心是主人公腹部的一行刺青，所有人都好奇刺的是什么，主人公則拼命隱瞞，情節的張力就在這一揭一掩之間。

當代文學史上，作家大多從家國仇恨、英雄傳奇的角度書寫戰爭，少有純粹從“人”的角度出發的作品。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或許實現了這一突破。這是一部關系到軍事、政治、經濟，描寫“全面戰爭”的小說，也是一部超越狹義民族和國家的小說，更是一部從“人”的立場出發的小說，操持中文、英語、日語的主人公進入戰俘營，牽連、見證著各國士兵失去了國籍后，僅僅作為人的權利與戰爭之間的尖銳矛盾。鄧一光在開篇就寫“遠離戰爭，不論它以什么名義”，這是就現實層面而言的；文學應該了解戰爭，進而反思戰爭，從文學史的角度，《人，或所有的士兵》翻開了新的篇章。

城鄉顛倒以及城市敘事的內核

當代文學史中，鄉村敘事占據支配性地位。但是在2019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中，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一方面,城市敘事多到寫作者不再強調“城市”這一漸成共識的敘述背景。另一方面，以鄉村世界為敘事空間、以小農生活的經驗與情感體驗作為內容的長篇小說幾乎消失了，城市也不再是鄉村的“鏡像”，反而鄉村變成了城市的“他者”。

馬金蓮的《孤獨樹》、周瑄璞的《日近長安遠》等作品都佐證了這一趨勢。鄉村年輕一代不惜代價追求城市生活，鄉村與城市從平行關系變成了從下到上的等級關系。這種變化滋生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問題，從鄉村到城市的單向道上，到處都是迷茫的人們。對于文學史而言，這一類創作很難再暴露新的社會問題，需要作家完成的則是尋找更貼切的視角進入問題，將已有的情緒體驗進一步深化。

阿來的《云中記》在題材和寫作時間上都具有特殊性。小說寫了震撼全國的汶川大地震，但采取的卻是顛覆常理的視角。祭司阿巴既不是救人的英雄也不是受難者的家屬，經歷了災難的他不追求重建家鄉或更好的生活，而是去追趕即將消失事物的腳步。借此，阿來看到了現代都市文明崛起與鄉村文明土崩瓦解之間的深層聯系。許多研究者將“挽歌”概括為近一二十年來鄉村敘事的美學特質，而在一些小說中，“挽歌”已經從隱約的美學層面直接變成了小說的情節。祭司阿巴的招魂儀式仿佛就是一曲挽歌，宣告著文學史的一個轉折，無論前方迎來的是轉型還是終止，《云中記》都將是重要節點。

相比之下，城市敘事則蔚為大觀，格非的《月落荒寺》、張檸的《三城記》、張欣的《千萬與春住》、付秀瑩的《他鄉》、陳希我的《心！》、劉慶邦的《家長》、孫颙的《風眼》、二湘的《暗涌》、方方的《是無等等》等都是代表作品。過去文學史在闡釋鄉村敘事的重要意義時，也多少對文學面對城市化經驗力有不逮表示擔憂。但2019年前后，我們漸漸發現，作家已經基本對城市人的生存與精神狀態有了理性的把握。

得到、失去、尋找、焦慮……所有的城市敘事幾乎都與此有關，其內核是什么？在《月落荒寺》中，格非借心理醫生之口觸及了問題的核心，當代城市人種種無關生死的負面情緒，都可以歸結到弗洛伊德所說的“抑郁”之中。從故事和人物形象的角度看《月落荒寺》都略顯平平，但是從思想的角度，這部作品是作家對書寫城市知識分子與現代性體驗的一個總結，甚或也解釋了困擾文學史的一些難題。

矛盾“新人”

從《傻瓜的詩篇》《欲望的旗幟》到“江南三部曲”，格非塑造了一系列思想大于行動、內在矛盾大于外在矛盾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現當代文學中，《圍城》里的方鴻漸、《綠化樹》中的章永璘、《廢都》里的莊之蝶、《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李洱筆下的“應物兄”加之格非的代表作品，構成了人物性格鮮明的知識分子形象譜系。雖然這些形象無一例外看似優柔寡斷、一事無成，但他們的軟肋恰恰見證著不同時代人們“痛點”的轉變，換言之，這些形象始終在用自身的局限性去思索是什么困擾著這個時代。《月落荒寺》試圖指出現代城市人的問題，不是此前文學史或批評家所概括的精神潰敗或道德陷落，而在于弗洛伊德所說的那種與“哀悼”相對應的“憂郁”。人物的不安分甚至自毀傾向源于這種憂郁使“自我把自己呈現為一個無足輕重、一事無成而且德性卑劣之輩；他譴責自己，貶低自己，希望自己被拋棄、被懲罰”。（弗洛伊德：《哀悼與憂郁癥》）

新的時代環境、新的心理結構終究需要新的人物形象來呈現與適應。張檸《三城記》中的顧明笛，相對此前的知識分子形象譜系有了新變。相對當代文學史中已經典化了的人物形象，顧明笛是一個“下一代”形象，其基因就與物質上的匱乏絕緣，其欲望也不會病態地滋長。在不考慮身份、地位方面的問題，不缺乏金錢、兩性方面的照顧，而純粹由內心驅動的“漫游”之中，顧明笛身上屬于城市人的“憂郁”在某種程度上“治愈”了。

與那些衣食無憂的人物相對應，許多形象正是因為身處社會問題的漩渦中，受困于物質現實而顯得格外重要。現代文學伊始，中國就有“問題小說”傳統，從十七年文學到后來的傷痕、反思、改革小說，也都緊扣著時代問題，2019年長篇小說也延續著這個脈絡。馬金蓮的《孤獨樹》寫出了一個“新”的留守兒童形象，與一般的同類創作不同，主人公哲布在階層的焦慮、親情的疏離中并不是單純“無害化”的可憐人，外界的壓迫會激發他們人性中的負面因素，進而使其成長為憎恨鏈條上的一環。從《閃閃的紅星》《小兵張嘎》到《班主任》，再到后來的《爸爸爸》《透明的紅蘿卜》，少年形象在歷史變遷中承載著驚人的信息。以馬金蓮的《孤獨樹》、丁力的《圖書館長的兒子》、馬笑泉的《放養年代》、劉慶邦的《家長》等為代表，2019年的長篇小說創作繼續挖掘著作為“人之初”的少年形象和少年問題的意義。

此外，這一年還涌現出許多有關“新時代”“脫貧攻堅”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主題的作品。趙德發的《經山海》、林雪兒的《北京到馬邊有多遠》、滕貞甫的《戰國紅》、陳毅達的《海邊春秋》等都各具代表性。當各種聲音在呼喚文學重新塑造梁生寶那樣純粹的“新人”形象時，這些作品卻關注到了“上行”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內心深處的聲音，以及集體與個人之間細微、深刻的矛盾。

敘事的變與不變

2019年的長篇小說中，有不少作品延續了形式探索的道路，《人，或所有的士兵》全部由“呈堂證供”構成，這是一種變形的書信體小說或“視點人物寫作手法”。梁鴻的《四象》用現實、歷史、精神世界、自然世界四個維度結構全篇，是為“四象”。陳應松的《森林沉默》部分利用了植物、動物的視角呈現世界，因而體現出了生態意識。付秀瑩的《他鄉》用雙重文本呈現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故事，以及現代人精神的撕裂。包括這些作品在內，不少長篇小說努力尋找著敘事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平衡。也有很多作家在敘事上選擇回歸傳統，《爺的榮譽》《千萬與春住》《孤獨樹》《是無等等》等洗盡鉛華，努力用最樸素的敘事形式講述精彩的故事。

黃孝陽的《人間值得》是一部充滿“后先鋒”味道的小說。作品關注人性惡、沉醉于敘述本身、內部存在多重文本……這些都是文學史上被“經典化”了的文本特征，但它們絕非永久生效，甚至值得警惕。時過境遷，很多問題需要被重新反思。當年以先鋒文學為代表的創作采用反常規、甚至阻礙讀者理解的敘事形式，是為了豐富文學的表達手段。大量書寫人性惡，是為了文學能夠真實地書寫“人性”。某種程度上，當時文學面臨著“過正”才能“矯枉”的局面。然而今天的文學作品，即便是最樸素的一類創作中，作者也基本能在局部熟用意識流的手法，并了解敘事時間和空間的錯落安排的巨大意義，大多數創作都能將現實問題和人性中自私自利或消極絕望的一面結合起來。這正是當時的嘗試與變革取得的成果，同時也意味著小說創作應該結束“過正”的階段，重新回到如何講好“故事”，尋找可讀性與思想性相統一的追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