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鼠年春節，武漢難得放晴，張賽抓緊留了個念。

前兩天，《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施戰軍找到了外賣小哥張賽的聯系方式，他說想看看張賽寫的小說、童話和詩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外賣小哥張賽一直在武漢送外賣，他沒有忘記用文字記錄下他在武漢送外賣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張賽和他的日記火了，也引來著名文學期刊對他的關注。

希望武漢好起來

“我很難受。希望武漢早日好起來。”張賽在他的第一篇武漢日記的結尾處寫道。

1月30日，《單讀》微信公眾號以《一位武漢外賣員的自述》為題發出張賽的這篇日記。這篇日記是《單讀》編輯劉婧在征文來稿中發現的。

早在1月26日，《單讀》發出了征文消息，希望大家將疫情期間的所見所聞寫下來，家庭主婦、外賣小哥、學生等各行各業的人通過投稿郵箱發來稿件，“外賣小哥、武漢封城這都是吸引我們大家的關注點。”劉婧在大量來稿中發現了張賽的日記，她看重這樣的素人寫作，文字都是自己所見所感，語言沒有華麗辭藻，卻讓人耳目一新。除了個別錯字，劉婧甚至沒有對文字進行修改，她覺得按成熟作者的寫作來修改，沒有意義，“看到這些文字，真的讓我又驚喜又安慰。”

張賽在日記中寫道：“疫情讓人閉嘴。讓身邊不幸的人永遠閉嘴。我想說話了。”接二連三，張賽已有6篇日記發表，而發表作品對他來說還是第一次。他寫武漢的街頭：“就算我讀完世上所有的小說，在心中也搭建不出今天武漢街頭的安靜。”“今天下班的時候天有些黑了。有車，沒人按喇叭。有人，沒人說話。有雨，有雨聲。”

“忙的時候，思想會停在動物的水平線”“我就想起張愛玲說過的那句話，大難來時口燥舌干”……張賽日記的字里行間有很多這樣簡潔卻有深度的文字。

“寫得太好了，平靜，真實”“很久很久沒看到這么好的文章了”“請繼續投稿，我們都在看”，網友們被這些文字感動，而張賽也被網友的文字感動。

覺得自己不孤單

張賽是1月28日開始寫日記的，他每天在武漢送外賣，剛開始武漢封城的時候他很害怕，于是他很自然地拾起寫日記的習慣。他曾經寫過9年零1個月的日記，那些記在紙上的日記被他鎖在老家的木柜里珍藏，它們是他心中的寶貝。

這場疫情到來后，張賽的工作時間變短了，不再像以前常常會工作到夜里10點才回到出租房。現在他早上9點出門，下午3點就能回家，掙的錢會超過9000元，比疫情前要高。“忙的時候沒想那么多，回來后就一個人瘋狂刷各種新聞，自己把自己放在信息轟炸中，有一種崩潰的感覺。”他說，寫日記會安撫自己。

這一個多月來，除了寫下十幾篇日記，對于張賽來說，他更感受到人情冷暖的變化。“突然之間，大家都變得客氣了。不是大多數人，而是每個人。”過去，有人會抱怨他上門敲門，為什么不先打電話。“我比我的同事更敏感，遇到這種人會更委屈。”張賽說，但現在有一種平等的關系，“他們把我當成一樣的人，我們是平等的。”

張賽的日記發表后被某報記者發現，那位記者通過編輯部找到了他，張賽火了。他的同事也在網上看到了消息，他們說：“你出名了！”但張賽說，他平時就不愛說話，就像是隱形人一樣，雖然大家知道他的日記，相互還是熱乎不起來。

張賽給遠在河南的爸爸打了電話，張賽爸爸以前經常會說，“趕快結婚吧，把希望放在下一代。”這一次，爸爸說了一句“還可以”，張賽想，不知他掛了電話，會不會很高興。

張賽經常會對老婆吹牛皮，他會說“我不是干活的料”，老婆總會回他一句“你到底是干啥的料”，而這一次他證明了自己，老婆也為他高興。

張賽要好的一位朋友說，這些日記不是他寫過最好的，他以前寫的那些更好的，他都看過。

武漢的街頭還很安靜，但張賽說，現在他不再是一個人在送外賣，好像很多人在同時看著他送外賣一樣，“感謝互聯網，讓我和外界有了聯系，我還會寫下去，我覺得自己不孤單了。”

不能把湯灑了

張賽的老家在河南駐馬店泌陽，他說，他的文學愛好遺傳自媽媽。

張賽的媽媽1988年因一場意外去世，那時他小學即將畢業，成績從此一落千丈。媽媽去世后的第二年，爸爸也出了意外，腿不行了，他和爸爸只能靠哥哥打工掙錢養活。初中三年，對張賽來說特別難熬。他考上了高中，但家庭狀況無法讓他繼續上學，他也像哥哥一樣出外打工。但他心里不服氣，“你們的課本是教育部定的，我的課本是自己定的。”

張賽的媽媽喜歡讀書，家里都放著她愛看的書，張賽因此讀過一半的《紅樓夢》，另一半《紅樓夢》被媽媽的好友借走，媽媽去世，那位好友也賴賬不還了。家里放著不少“傷痕文學”小說，也被他看了好多遍。張賽上中學迷上了李敖，后來卻不再喜歡。再后來南下打工，他在工廠流水線上做紙尿褲，在鞋廠干活。但這些地方的圖書館被他緊緊依靠，他看了很多書，很多詩人的詩集他都看過。逐漸地張賽發現，他更喜歡柔軟的東西，他最喜歡張愛玲的東西，“張愛玲隨便寫一句，能讓你想到很多東西。”就因為看了張愛玲的文字，張賽說殺豬的聲音聽了好多回，再去聽就不一樣，她的筆特別神奇。

早在2003年，張賽曾經把他寫的小說投進郵箱，他的目標是《人民文學》《中山》《十月》這些專業雜志，但沒有人給他回音。就像他在日記中所寫“長久以來，我不想說話。我寫文章，我寫小說，我寫童話，我寫詩，但我不投稿。因為投了也不中，更因為投了的作用還不如投一個石子到水里的漣漪大。”

這一次他的日記終于讓他找回了昔日的文學夢想，但他說，“我想的還是不能把顧客的湯灑了，想的是2:58一定送達。”他對自己也開始了反思，他覺得自己的見識很淺，只有進工廠、送外賣、家庭生活這些經歷，從未旅行過，工作地在哪兒，旅行地就在哪兒。而且他感到自己的知識儲備也少，沒有什么自然科學知識積累。他不知道自己的日記是否有出版的價值，“當一個文字工作者一定要讓別人喜歡自己的文字，如果別人不喜歡就不去做。”（路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