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桑德豪斯（Derek Sandhaus）的《在中國喝醉：白酒與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Drunk in China: Baijiu and the World's Oldest Drinking Culture）（2019年）是一本類似于中國酒文化大觀的書，談論酒在中國的歷史、酒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等。在書中李白、杜甫等好飲的詩人一一登場，共同展現了詩酒的斑斕多姿，彰顯了醇厚的中華文化。在桑德豪斯看來，酒之于中國，猶如“文明之血液”。這是一個有著七千年飲酒歷史的國度。當一個人飲一杯中國酒時，“便融入了一個七千年之久的文化傳統”。

一、杜詩與“濁醪”

《在中國喝醉：白酒與世界最古老的酒文化》的卷首引用了杜甫《落日》一詩的尾聯“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愁”作為題獻，英譯為：“噢，酒，誰給了你微妙的神力？/只需一小杯便可以淹溺千種的愁。”作為一部介紹中國酒文化的書，這是一個極為巧妙的選擇，一開始便將詩與酒、酒與人生聯系在一起，表述了酒對于中國人生活和文化的重要性。它的英譯并非出自桑德豪斯之手，而是引自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120多年前所譯的一個集子《古今詩選》（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s）（1898年）。在原來的譯本中，翟理斯將《落日》的題名換成了《酒》，但在這里，桑德豪斯又重新改為原名。翟理斯的譯筆淺白曉暢，不過 “濁醪”與“散千愁”兩處均未譯出：前者指未經過濾、粗制的酒，后者指史冊所載的一種被東方朔命名為“怪哉”的小蟲，遇酒即化，故有“散愁”之說。

“濁醪”一詞自帶粗糲之感，有隨性之意，不講究精致。老杜尤其喜歡拿這個詞來指稱酒，在詩中屢屢使用：“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吾年。”“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等等。這一方面和他潦倒的生活狀態不無關系——他常常囊中羞澀，無沽酒之錢：“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大詩人胸懷曠達，能夠苦中作樂，隨遇而安；另一方面也有審美的考慮：“濁醪”的要義在于不修邊幅，在于一種質樸無華的感受。“葡萄美酒夜光杯”反而太過強調那種雕琢、修飾、工整的意味，不若“濁醪”來得天然純粹，這正是“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的道理：縱是濁酒，幾杯下肚，亦可讓人陶然忘憂，暫不必掛心仕途坎坷、命運多舛。“濁醪”這個小小的詞，宛若不經意間在文字中投下的石子，激起細微的波瀾，制造了意義表達的起伏蕩漾。若無它在場，詩歌則如一潭止水，太過平淡無奇。由此可見，從文化中提煉出的掌故，既可為詩文增色，亦可以含蓄地表達內容和思想。這么一來，詩的一呼一吸，都牽連著文化的脈搏。可惜這一層多余的意蘊在譯文中完全消失了。

此外，濁醪、醪糟等詞也指向了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所理解的“wine”的酒文化，其中牽涉中國的傳統釀造工藝。

濟慈《夜鶯頌》里這樣寫道：“啊，但愿飲一口美酒，/一口曾在地窖冷藏多年的佳釀！”詩中，“美酒”用的是“vintage”一詞的本意。無論是“wine”還是“vintage”，共有的詞根均是“vinum”（葡萄酒），與vineyard（葡萄園）等詞均指向了葡萄這一原材料。古羅馬人說：In vino veritas（酒中有真理或酒后吐真言），vino便是葡萄酒。與之相比，醪糟、濁醪等詞指向的是谷物類酒，從原材料到釀制工藝都大不相同。以“wine”譯“濁醪”，這種方法對于譯者而言自然簡單易行，不過也暴露了酒在跨文化的旅行中所遭遇的屏障。在很多情況下，譯文很難還原其原初語境進而曲盡其妙。

二、谷物酒與葡萄酒

關于“酒”字翻譯的難度，一百多年前，翟理斯在較早介紹中國酒文化時便深有感受。他認為：現代中國的酒和孔子時代的酒并無二異，都是“由米發酵、蒸餾的烈酒”，“雖然大量詩文顯示中國人在歷史上也飲用葡萄酒，但這種酒自15世紀后便消失了”——當然，他的判斷并不準確，酒的蒸餾技術一般認為開始于元代，中國的釀酒在原材料、工藝等方面也要遠比這句話所傳達的信息復雜得多。不過，翟理斯主要是為了強調中國的“wine”并非西方人普遍理解的“葡萄酒”，以及用“wine”來表達中國酒只是權宜之計，這么說也無可厚非。雖然在談中國的酒文化時，他援引了古雅典的飲酒風俗來加以比較，認為兩種文化之間有著諸多共通之處，都熱衷于飲酒時劃拳、賦詩、聽音樂，都喜歡在飲到酣暢處換上大杯，“在中國的小說中，半醉的英雄人物總是毫不例外地叫嚷換上大的杯盞”，但是，看似有可比之處的兩種文化之間又存在著巨大的不同。

桑德豪斯的著作也提及了“酒”與“wine”對譯的問題，強調“‘酒’在中文中是一個表意極為寬泛的詞，用來指稱所有含酒精的飲品，包括白酒、黃酒、啤酒和葡萄酒，使得它的翻譯在多數情況下困難重重”。再者，白酒之中，又有不同的品類，如各種香型的區分也不可混為一談：“就像威士忌或杜松子酒的分類一樣，它們除了有著共同的起源，其他方面幾無可通約之處。”桑德豪斯對中國人的造酒術進行了考古，指出“曲”的發明至關重要，讓中國酒的歷史演化從此走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其重要性不啻于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實際上，他沒有提及的是，在中國的文化中，“曲”會被用來指代酒。元代白樸《寄生草·飲》中寫道：“糟腌兩個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曲埋萬丈虹霓志。”從酒糟到濁酒（也即“醅”），再到“酒曲”，恰巧涉及了中國酒的釀造技術。

不過，唐代的酒既有谷物酒，也有葡萄酒，既有“濁醪”，也有玉液瓊漿。如翟理斯所言，至少在一段歷史時期，谷物酒與葡萄酒都是存在于中國的飲品，只是后者更加珍貴稀有。美國著名學者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在《撒馬爾罕的金桃》里談及唐朝的“外來物”時，就以酒為例，聚焦了中西文化交往之中的葡萄酒。其中《葡萄與葡萄酒》一節寫道，中國人早就“精通從谷物中提取發酵性飲料的方式了”，到了唐朝，“稻米已經成為酒精飲料的主要來源”。不過，隨著唐王朝的日益發達，外國佳釀也傳入中土。“唐朝統治初年，由于唐朝勢力迅速擴張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內變得家喻戶曉”，葡萄酒的釀造工藝也隨之傳入中國。

三、“糟丘”的譯法

李白詩中，谷物酒和葡萄酒可以并舉。《襄陽歌》里有一句：“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在這里，谷物釀的酒（曲、糟）與葡萄釀的酒共同存在。“糟丘”一詞如其名所示，涉及中國糧食酒的發酵、釀制方式，指的是釀酒后堆積如丘的酒糟，從而被用來指代大量的酒。不過，就譯詩而言，“糟丘”應是一處難以處理的文字。譯者要么加以簡化，不附任何說明，如《聊齋志異·酒友》有“糟丘之良友”之說，翟理斯譯作“酒友”，以英文習語對譯中文習語，既地道又精準，相較于拖泥帶水的加注式翻譯反倒淺近又富有生趣，是極成功的譯例。“糟丘”這個詞多次出現在李白詩中——“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李白好酒，并且海量，而“糟丘”所指為“釀酒之多，沉湎之甚”，這個詞當然頗得他的歡心。如果“濁醪”是杜甫的心頭好，那么“糟丘”或許是李白的最愛。聞一多先生談日本學者小畑薰良的英譯《李白詩集》，曾批評他沒有進行適當的甄別，疑似偽詩收了不少，卻沒有收錄《襄陽歌》等佳作，令人遺憾。小畑薰良譯本收錄了《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譯文也是刪繁就簡，取了捷徑，未譯出“糟丘”一詞。

在聞先生看來，小畑薰良的譯本不乏疏漏之處，比如“風流”譯作“wind and stream”，“燕山雪大花如席”的“席”譯作“pillow”，“青春”譯作“Green Spring”。

不過，小畑薰良的譯本，也有可擊節叫好之處。如《金陵酒肆留別》一詩的翻譯，“吳姬壓酒喚客嘗”譯作：“While the pretty girls of Wu bid us taste the new wine”（吳地美麗的少女請我們品嘗新酒）。譯文讀來生動活潑，尤其是“新酒”一詞既淺切形象，又天真爛漫。原詩中的“壓酒”是汲取新釀的酒，“米酒新熟，壓而取之。”小畑薰良將這個細節去掉，直接譯作“新酒”，應屬“就地取材”。一來西諺有源出《新約》的“舊瓶裝新酒”一說，引入此處信手拈來又合乎情理；再者，“新”一詞也可能不小心泄露了這部譯詩的一個參照對象：小畑薰良自序中提及大詩人龐德由日文轉譯的李白詩歌。20世紀初，為了一反英美詩壇陳陳相因的現狀，龐德將中國古詩作為改觀英語詩歌的源頭活水，提出了現代派文學的著名口號“make it new”（日日新），它便源自《大學》的“茍日新，日日新”。“新”字概括了現代派詩學主張的內核，影響深遠。當代漢學家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先生所編中國古詩集《中國古典詩歌新選》（The New Directions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采擷了李白、杜甫等歷代詩人的名作，封面上便寫著幾個大大的漢字“新日日新”，也是與20世紀初的“尚新”之意形成回響。

顯然，小畑薰良此句的翻譯對原詩的信息進行了取舍，可謂舊瓶裝新酒。這一改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聞先生也指出：“但是翻譯當然不是給原著的作者看的，也不是為懂原著的人看的，翻譯畢竟是翻譯，同原著當然是沒有可比性的。一件譯品要在懂原著的人面前討好，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酒文化的傳譯自然也不必非要拘泥于字面意義上的完全對等，有時需要采用適當的歸化手段，將酒譯成熟識的酒；有時則需要異化的傳譯，作為一個陌生物、舶來品安放到另一個語境中，引發不同的想象。

四、“舶來品”與共享的詩意

唐朝人熱衷于將新奇的事物入詩，變成一種特殊的意象。“葡萄酒在當時的確被認為是一種能夠喚起迷人的聯想的、精純稀有的飲料。”薛愛華指出，“在8世紀時，葡萄雖然已經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然而杜甫還是在一組新奇陌生、非漢地物品的比喻中使用了葡萄這個詞。他在詩中以‘葡萄熟’對‘苜蓿多’——兩種植物都是在公元前2世紀時由張騫引進的，而且都是相當古老的比興對象，在這首詩中，杜甫還以‘羌女’與‘胡兒’相對。”在李白的詩中，葡萄酒、金叵羅、鸚鵡杯，都屬于相對陌生、稀有的事物，因而天然帶有幾分神秘和浪漫。薛愛華說：“舶來品對人們有著強烈的吸引力。”來自一個陌生文化的名字總帶有一絲神秘感。即使我們對于這個名字的意思不明就里，也不認識以此為稱呼的人，也會覺得它帶著某種異域的、審美的色彩。柯勒律治的名詩《忽必烈汗》，第一句就是忽必烈汗在大都建了座長樂宮。無論是“忽必烈”還是“大都”，詩人都是要一下子就把西方的讀者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錢鐘書先生就說過，不識地名人名之美者不足以言詩——如果從地名、人名里體會不到美，就缺少一種談詩的感性了。

在一定程度上，名物的稀有性，也賦予其一種特殊的陌生感，或者是音樂感，然后讓我們覺得它所形容的人或者物是超凡脫俗的。從文化交往的另一端看李白，道理也是相通的。無論是他的好飲，還是他的詩名，皆是陌生的存在，所以對于英語讀者而言天然地具有詩意或者是浪漫感。當代愛爾蘭詩人馬洪（Derek Mahon）有一首題為《一個好奇鬼》的詩，其中寫到了曾任船長的岳父，并設想了在另一種生活里和他轉換了身份，這位船長可能是一位詩人，而自己則是一名水手：“……我曾申請加入商船海軍/卻未通過視力測驗/后來淪為一個瘋癲的抒情詩人。/你如李白一般失衡落水后，/他們在你的儲物柜里發現了未發表的詩篇。”這里將中國唐代詩人李白和自己的岳父相提并論，將詩的藝術追蹤到遙遠的異域與久遠的年代，通過這種跨越表達了詩的親切、樸素與恒長。詩并不專屬于某個群體，而是一種跨越民族、超離時空的共有的藝術。

太白好酒，有“因醉入水中提月而死”的說法，雖是傳說，不過卻也符合他的氣質，對此西方人亦有耳聞。翟理斯《中國文學史》對此就有提及。桑德豪斯所編寫的中國酒的編年史專門列出了李白的出生年份，第二章篇首便援引了李白的《將進酒》，也提及了他醉酒后在揚子江中撈月溺亡的傳說。在另外一首詩中，馬洪寫到了“黃河月色”，讓人想到了李白詩中的黃河意象。中國的黃河與愛爾蘭本土的景觀毫無違和感地出現在同一首詩中，形成了一種新奇的回響。無論李白用“葡萄酒”“金叵羅”，還是馬洪用“李白”“黃河月色”，兩個相對陌生的名詞，將這兩首詩預設的讀者瞬間遷移到另一個時空之中，傳達了神秘的詩意。

酒可以引起頗具浪漫色彩的想象，成為一種文化、一個人群、一個時代的文化表征物。酒也因為這樣的聯系具有了個性——朗姆酒讓人想到了海盜，杜松子酒讓人想到18世紀的英國民眾，想到荷加斯的畫，苦艾酒讓人想到19世紀的歐洲藝術家，想到凡·高、波德萊爾。酒自然也能成為某一人物最具標志性的符號，比如詹姆斯·邦德總要飲一杯：“馬提尼，搖晃，不要攪拌。”真實的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大詩人布羅斯基來到美國，留給當時英美詩壇的一個印象就是他嗜飲絕對牌伏特加，以至后來的傾慕者也要買來品一品滋味兒；又如，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侄女寫的《美國大作家的烹飪書》詳述了福克納“秘制”的熱托蒂酒——一種據說可以治療感冒的甜酒的制作方法，讓這種酒從此沾上了福克納的記憶。

在世界文化中，李白、杜甫素有酒名，酒也成了他們的一種標志性符號。從翟理斯，到小畑薰良，再到桑德豪斯，他們所收錄的李白、杜甫的詩歌中，飲酒詩占十之六七，連題目中都處處點綴了酒的字眼，當然也播散了他們的好飲之名。在酒與詩的故事里，折射了人性各種復雜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古今、中外均可以共情、互通，我們在人生得意時，會開懷暢飲：“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在失意后，也會舉杯痛飲、慷慨悲歌：“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這些詩歌讓詩人不朽，也讓我們在推杯換盞或對影獨酌時“融入一個七千年之久的文化傳統”。

（作者：孫紅衛，系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