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無論國家，還是我個人生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感悟也更深，如果用關鍵詞來概括，那就是重讀，時代，發現。

這要先從2015年8月的一天說起。那天下午，辦公室窗外艷陽高照，天空潤藍，我忽然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說她是魯院老師，問我想不想上魯迅文學院第二十八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那時，我寫作正處在瓶頸期，急需充電，不假思索地說，沒問題。距第一次上魯院，整整11年了。11年間，我由散文轉向了小說創作，雖有作品發表，但真的談不上寫得有多好，蒙老師不棄，讓我再次重返校園淬火，人已中年，能再回到課堂，真是開心極了。此時的魯院從原來的八里莊搬到了芍藥居的現代文學館，來學習的同學都是第二次上魯院，多數都在全國很有影響，比如獲茅獎的柳建偉，獲魯獎的邵麗、衣向東、李駿虎等，還有當時小說已經寫得很棒的林那北、弋舟、楊遙、斯繼東、東君等，大刊編輯們常來約稿，授課的更是政治、軍事、經濟等各領域的大咖們，阿來、畢飛宇、金宇澄等老師的文學課現在還記憶猶新。

魯院校園不大，但很精致，有湖有花園，入學不久，樓前的銀杏葉就黃了，金燦燦的，特別漂亮。每天清晨我起來跑步，與或坐或站在花園里的巴金、郭沫若、趙樹理等大師的雕像相遇，讓我常常覺得，他們每天都伴隨著我。

不記得是哪一位老師在課堂上說，讀書當讀經典，而且要重讀，反復讀，于是我讀了只匆匆讀過一遍的《脂硯齋全評〈石頭記〉》。我記得兩冊全部讀完時，是兩周后的夜里11點了，仍睡不著，忽感覺原來讀過的書白讀了。我第一次明白了大作家下筆如元帥調兵遣將，字字不可忽略。過去看《紅樓夢》，一直沒有注意作者是如何塑造薛寶釵這個復雜的人物形象的，這次再看，終于看出門道了。薛寶釵雨夜給林黛玉送燕窩、告訴她不要看禁書等細節，情敵之間，一般作家處理，都會寫她們之間的勢不兩立，而曹雪芹卻寫出了薛寶釵對林黛玉既吃醋又欣賞她才氣的內心微妙，并不是像一些評論家所說她如此做，是討好林黛玉。我認為，憑薛寶釵的家室和在賈府的地位，她沒必要那么做。如果她對林黛玉沒有惺惺之惜，才巴不得她當眾出丑，何苦提醒她，這樣自己與寶玉在一起的機會不就更多，障礙更少？這就是大作家的高明之處。還有，前面曹雪芹花了那么多的筆墨寫了薛寶釵的處事周全，幾乎是一個完美的合乎大家族的理想媳婦形象，作者卻忽然大中午的，讓她跑到怡紅院坐在穿著內衣睡覺的寶玉床前給他做裹兜。起初我納悶，作者為什么要這么寫，就像她本對林黛玉不應有憐惜之情一樣，再琢磨我就明白了，這就是人性的復雜。寶釵是作者喜歡的另一個女性，她跟所有正處青春的少女一樣，無論如何壓抑藏拙，但也渴望愛，內心里也有原始的沖動，甚或精神的反抗。

我又自問，《紅樓夢》我讀了好多遍，怎么過去就沒有發現這么多的妙處？這本書我錯過了，那么其他的書呢？就是在這樣的自問中，我重新開始閱讀經典，《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裸者與死者》《火線》等作品，又找來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日丹諾夫的《〈安娜·卡列尼娜〉創作過程》、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回批》、畢飛宇的《小說課》等創作筆記來讀。就是在大量閱讀中，我明白了大師們寫作時，其實跟我一樣，起初也不是一下子就蓋成高樓的，他們也經過了反復醞釀，反復修改。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時，寫了七稿。從它的第一張草圖，情節形成的復雜過程，失敗的一筆和喜悅的一得，瞬息的沖動和難以壓抑的熱情，直到在最后一次校樣上的文字潤色，我方悟經典是這樣寫成的。人物關系的搭建也是一步步構建的，先有了安娜，再有了哥嫂這條線，有了列文，才有了他的哥哥與吉提的又一條線。還有《紅樓夢》中，香菱進大觀園，一個次要角色的進入，作者完全可以一句話就交代了，曹雪芹卻寫柳湘蓮打薛蟠，按人的慣常思維，打人的柳湘蓮應當逃開，作者卻反其道而為之，走的卻是薛蟠，因為只有他走了，已婚的香菱才能進大觀園。這才是千里伏線。就是在大師的指撥中，我恍然大悟，好小說就當細細地讀；會讀了，自然寫的東西就提高了。就是在這樣的分析中，我感覺自己好像才摸到了好小說的脈搏，才有了跟大師們交流的資格。

再說一個詞，那就是“時代”。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的國家和軍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對我這個參軍36年的老兵來說，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戰。最難適應的是體能考核，每次跑三公里，幾乎都是在跟以往懶散的自己較勁，一公里、二公里、三公里，可以說，跑到最后，到了虛脫的狀態。何止是體力上的角逐，心靈上也經歷了巨大的陣痛，既興奮又困惑。興奮的是部隊變化太快，無論編制、訓練模式、裝備、兵員構成，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一名軍人，倍感自豪。困惑的是，我越來越不熟悉部隊和官兵生活了，新的一代代兵他們在干什么、想什么，我如何才能找到與他們交流的密鑰，寫出鮮活的他們，進而反映出時代前進的步履，是擺在我面前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這就提到了最后一個關鍵詞——發現。

多年來，我利用工作或假期到全國各地采風，跑了新疆、貴州、江西、云南、浙江等地的鄉鎮村寨，農村的變化無論環境還是人的精神面貌，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我記憶中的鄉村還是30年前，人們還在為溫飽奔忙，而不是現在四處是青山綠水，田野里奔跑的是機械化的農機工具，農民們在用抖音、直播賣果品、土特產。小村里的人們在互聯網時代，精神世界與城里人的距離已越來越接近，用的是液化氣，談論的話題是全球，是全國，是審美，是一個個連我都陌生的新詞。

當然我去得最多的還是部隊。在一次次下連隊中，我發現部隊基層連隊的主官，已由過去戰士提干的土生土長干部，被更多的大學生軍官代替，穿孔雀藍的文職人員已成為軍隊發展的主體力量，新的武器裝備已遠遠超出我的認知范圍。每次到部隊，我都恨不能多待些日子，多跟官兵促膝談心。近兩年我到過陸軍某部紅一連、海軍潛艇部隊、駐香港部隊采訪等，與官兵同吃同住，觀看他們一次次訓練。在黑夜，我觀看戰機在天空飛翔的軌跡；在訓練場，我與跑在浪橋上、在軟梯中攀登的官兵心一樣跳得飛快；在泥水飛濺、道路泥濘中的行軍隊伍中，我跟與自己兒子一般大的官兵并肩而行，真切地用心靈、用行動體會軍人這個特殊的稱謂，意味著什么。再唱《強軍戰歌》時，我感到每一個字都像集結號在耳邊吹響：“聽吧，新征程號角吹響，強軍目標召喚在前方，國要強，我們就要擔當……”

這個時期，我的創作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我不再只寫小兒女的情懷，而是把年輕軍人放在這個廣闊的時代背景下，去揣摩他們與上一代軍人的共同點和異同，去體會在這個變革時代他們的內心糾結與心靈涅槃。就在這樣一次次的發現中，我感覺心中有了不息的激情，筆下有了力量，創作的水平也有了質的提高，相繼創作了中篇小說《耳中刀》《花似人心向好處牽》《手中語》等，還有長篇小說《從軍記》。近七八年來，我平均每年發表六七個中篇小說，每次寫時都很激動，可是一變成鉛字，我就悲哀地發現，可以寫得更好呀。

就是在寫與讀中，十年時光，彈指而過。

現在我在重讀《靜靜的頓河》。頓河的浪花，沿岸四季的風光，還有葛里高利、阿克西妮亞、娜塔莉亞等我最喜愛的頓河兒女，他們不停地告訴我們：我是這樣想的。連馬嘴唇上的色澤、原野上的野花都告訴我，你不可忽視我，你要仔細觀察我。

近日，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揭曉，讓我欣喜的是軍隊有六部作品上榜，這對軍隊作家是莫大的鼓舞。作為一名軍旅作家，如何講好強軍故事，謳歌英雄的人民軍隊，這是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寫作如長征，漫漫無期，只有繼續去寫，去發現，用體溫感受和呈現這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才能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