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擁有豐厚的人文學識和文化素養，杰出的學術建樹與超卓的詩性創造力在他的文化人生中得到了融合與互補。他的智性與詩性、才具與才情臻于圓融，堪稱是一位完整意義上的文化巨匠。

郭沫若的形象有時給人以分裂之感，但他作為文學家與學問家的形象是彼此抱合的，因此他被視為一個“球形發展”的天才式人物，也就是說，其卓越才能在多個領域都得到了全面發揮。倘若不能準確深入地把握其精神人格的完整性，就會簡單地將其歸結為主體的分裂狀態。本文嘗試分析的，正是郭沫若作為詩人與學者在精神人格和文化形象方面的統一性和完整性。

學術研究對文學感興的抱合

郭沫若首先是中國現代杰出的文學家。他的《女神》以對時代精神的抒寫，開創了漢語新詩的一代詩風，《屈原》《棠棣之花》等又以歷史資源的開發造就了現代詩劇的卓越風采。郭沫若的戲劇或詩劇幾乎都是歷史劇，是他精研歷史并深耕歷史文化感興的詩性成就。郭沫若貢獻給漢語詩壇的第一本新詩集《女神》，特別是影響巨大的《鳳凰涅槃》《天狗》《匪徒頌》《晨安》《三個泛神論者》等等，也多取材于中國歷史和民間神話傳說。幾乎難以想象沒有歷史感興和歷史文化深耕意識的詩人郭沫若，其創作比任何現代詩人都更倚重于現代人文學術資源。

郭沫若同時是現代人文學術的開拓者和卓越實踐者。他的歷史研究、考古研究和社會思想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冠絕一時，而且也為后來者，哪怕是對其展開學理批判的專業學者所難企及。他的學術研究始終包含著詩人的氣質，帶著濃厚的文學家風采，這同樣說明他的文化精神中詩人品質與學者風范的統一性。沒有詩人氣質和文學感興的學者郭沫若，同樣難以想象。《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甫一出版，即有歷史專家發現此書的特征在于“文學家的筆調，豐麗的敘述”，還有充盈全書的“革命熱情”，同時也發現他對《詩經》等文學資源開發的熱情多過對其他材料的關注。他關于奴隸制社會的主要證據，多采自《詩經》的《七月》《靈臺》《出車》《東征》《破斧》《鴇羽》《擊鼓》，對于《書經》資料的使用，也偏于《康誥》《召誥》《多士》《費誓》等文學性很強的篇章，對《易經》材料的取法也有類似傾向。郭沫若關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也常常指向古人的文學表述習慣和文學意象，諸如“燕之馳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夢”等。他對古代人物和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洋溢著文學的熱忱與興味，關于屈原、曹操、李白、杜甫等詩人和文學人物的研究自不必說，即便是《青銅時代》中論及老子，也存在著“充分地把老子遺說文學化了”的現象。他研讀并整理、標點《鹽鐵論》等古籍，也常常是因為它們具有文學價值，《〈鹽鐵論〉讀本》便是這樣推出的。他明言，前人“不把它堪稱文學作品，這是很值得詫異的”。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那些年，他繼續鉆研古代社會史，通過《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等著作表示出對戰國時代、奴隸制度等問題的熱切關注，實際上體現著一個文學家對現實、時代進行詩性批判的情感要素。

當然不是說郭沫若所有的學術研究都圍繞著對象的文學性展開，更不能說郭沫若所有的學術研究都是文學的學術研究，但他的研究興趣和學術指向常常與文學貫通，他所研究的對象大多出自文學閱讀的經驗與感興，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他在學術研究中最精彩的推論、最奇妙的建樹、最有閃光點的想象，往往與他的文學素養和詩性的想象力密切相關。文學性、詩性顯然不是學者郭沫若其成果學術性的全部，但文學性、詩性構成了郭沫若學術的精華、亮點和魅力、特性。

郭沫若從不諱言學術研究應該像文學創作一樣為現實服務，這也是他作為學問家與作為文學家相統一的文化認知的體現。在現實批判的文化要求之下，郭沫若對文學和學術都盡可能作柔性的處理，其結果常常是使得學術文本呈現出文學文本的某種形態。這就是他那影響甚大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本特色。這是郭沫若于1944年撰寫的一篇歷史研究札記，其中含有較厚重的學術成分，對崇禎皇帝、李自成、李巖、牛金星、宋獻策等明末人物的評騭謹嚴縝密，對于自然災害頻發、民瘼饑荒嚴重、李自成兵敗梓潼、李信編造謠詞、李自成被圍魚腹山、劉宗敏逼反吳三桂、李巖被誅殺等歷史事件的論證切實充分，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剿闖小史》等史籍資料可謂具足詳備。此文寫法頗具文學風格，類似于章回小說風格的有“自成在十一年大敗于梓潼之后，僅偕十八騎潰圍而出，潛伏于商洛山中”，類似于現代小說風格的如“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全篇則近散文體格，又借助清代董恒巖所創作的院本《芝龕記》進行文學闡發，全文圍繞李自成、崇禎、李巖等歷史人物展開悲劇性的文學渲染，實在是一篇將學術研究借用文學方式加以文本呈現的奇異文字。這樣的文字一經發表，立即引起熱烈的社會反響。國民黨的文人從此文觀察到一種散布“失敗主義”情緒的意味，并且非常靈敏地嗅到了其中借反對明朝來諷刺政府專制、鼓吹農民運動的政治意味；中共領導人則從中看到了抗戰勝利在即宜戒驕戒躁的歷史教訓，號召黨的干部研讀此文。國共兩黨對這篇文章的解讀分歧如此之大，說明它的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論著，它的思想內涵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它所描述的歷史人物和歷史場景、形象意義呈現出一定的開放態勢，這正是文學寫作所具有的文本價值的體現。

以文學的感興處理歷史研究的課題，以審美的情懷分析往古人物的悲劇，以詩性筆法呈現學術研究的成果，這是作為文學家的郭沫若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風格，也是他的一種學術風采。正是通過這樣的學術研究和學術呈現，人們很容易觀察到，文學性與學術性在郭沫若的學術成就中得到了統一的、和諧的以及完整性的體現。

文學風范與學術品格的彌合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寫作，原本是為創作一部刻畫李自成、李巖悲劇命運的歷史劇而作材料準備的。這部劇作的創作計劃因種種原因未付諸實施，郭沫若后來有條件進行歷史劇創作的時候，再也沒有激發起創作這部悲劇的沖動與興致。這表明，在郭沫若的心目中，類似于《甲申三百年祭》這樣的題材，無論是作為歷史研究還是文學創作的對象，其結果都是可以接受的，文學作品或是學術論述都可以呈現并抵達他相應的歷史的詩性的思考。這篇文章倒是激發了文學界、戲劇界對類似題材的創作熱忱，包括夏征農的《甲申記》在內，一批以甲申歷史為題材的戲劇紛紛涌現，形成了風靡一時且影響深遠的“甲申文學熱”。相關的歷史悲劇雖未能寫成，但通過這部學術散文或歷史札記，郭沫若已經既在文學意義上也在學術意義上抵達了開一代風氣的文化境界。這是現代文化史上郭沫若的文學風范和學術風范相統一的價值體現。

無論是在文學創作還是在學術研究方面，郭沫若都是屬于既開風氣又率先垂范的文化巨匠。文學方面，他以白話新詩的輝煌成就開一代詩風，《女神》以充沛的時代情緒和強烈的情感表現，打破了“話怎么說，就怎么寫”的白話分行式的嘗試性寫作模式，并以“詩是寫出來的”的豪邁與自信，以濃烈的情感和飽滿的情愫賦予新詩靈魂，同時創造性地設計了漢語新詩的詩性節奏，使得白話新詩獲得了獨特的藝術風采。在學術研究方面，郭沫若同樣是“但開風氣”地開拓研究領域、探索研究方法，并且率先垂范進行實踐，從而奉獻出豐碩的學術成果。

他是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史學的卓越開拓者，并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系列學術成果開辟了新史學的一片天地。郭沫若自己非常明確地說，《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觀念基礎，也就是“必須知道的準備知識”，所持的史學方法論是“唯物辯證論”。這不僅是他自己的學術特色和優勢，也由此創建了中國史學的新方法、新理念，催生了中國史學的新氣象、新格局。朱自清在1940年代曾客觀地評說《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學術影響和歷史地位：“抗戰以來的許多新史學家，似乎多少都曾受到這部書的啟示。”這一判斷表明郭沫若其實是公認的新史學的開拓者。董作賓更確認，中國的“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與朱自清的觀察和判斷完全一致。

郭沫若不僅將“唯物辯證論”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運用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特別是歷史分期研究方面，還將這樣的觀念和方法普遍運用于古代思想史研究和文字考古學研究。不同背景的歷史學家都注意到，郭沫若創造性地運用了唯物辯證法的新史學方法，并將之用于古代經學的研究和古文字考釋：“他把《詩》《書》《易》里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爐，制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日本史學家藤枝丈夫判定，郭沫若開辟的新史學研究使得中國的甲骨文、金石文字研究別開生面，他認為郭沫若的研究使得中國這方面的學術從王國維、羅振玉、王念孫、王引之注解甲骨文、金石文字的傳統中走出來，“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學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對古代社會給了一幅鮮明的圖畫。”

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等重要學術著作也同樣貫徹新史學的學術理路，繼續“想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對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古代思想家的價值評判，基本上奉行“人民本位”的理念，這樣的理念同樣與新史學觀念、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術傳統緊密相連。秉持這樣的理念，郭沫若對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幾乎是翻案式的，他對于古代思想家的價值評定，有時候能體現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之《答客問中》所說的“獨斷之學”的風采，這里的“獨斷”實際上就是獨步、獨立，卓然而不從眾。郭沫若對墨子的否定、對呂不韋的肯定，都與學界通行的判斷相左，而他之所以能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就是因為他有“人民本位”這樣穩定有力的價值觀支撐，對后來的歷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產生了影響。

在郭沫若的先秦諸子批判中，對墨子的評價是他的學術觀點與眾專家最為大相徑庭的。有人說墨子是“工農革命的代表”，但郭沫若正是從“人民本位”的角度否定了對墨子的如此判斷，因為墨子的“兼愛”“非攻”與“人民本位”的革命意趣南轅北轍。他在《群眾》雜志發表的《墨子的思想》一文，認定墨子是反動的宗教人物：“墨子始終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帶有反動性——不科學，不民主，反進化，反人性。”為什么與眾說會有這樣的齟齬？郭沫若從文學和審美的立場出發，對明顯有陳腐鄉愿趣味的墨子頗無好感，至于“宗教家”的判斷，也是對墨子嘩眾取寵的蠱惑性表示反感的意思。當時與郭沫若商榷的楊天錫、筱芷極力反對將墨子定義為“宗教家”：“雖然墨子主張天志與明鬼，但絕不是一位宗教家。他原本是當時的賤人，屬于奴隸之類。”其實，在先秦那樣的文化條件和社會條件下，有影響的思想家都會以宣導者的角色和方式傳播自己的思想，所作所為被說成是“宗教家”應無大差。墨子學說在那時候很有影響力，所謂“非儒即墨”一說可見一斑，而墨子又善于在工匠社會傳播他的學說，郭沫若稱他為“宗教家”是有道理的。楊天錫以為宗教家必定宣傳神鬼之說，顯然是對宗教家身份特征的一種誤解。

郭沫若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方法進行歷史研究，其鮮明強烈的學術開拓性，影響了中國史學的一個時代，輻射到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歷史學科，影響了中國史學界的一代學人。他的學術影響力其實并不遜色于他的文學影響力，文學影響和學術影響呈現出某種互補之勢，二者聚合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這位文化巨匠的完整形象，使得郭沫若的文化形象更加完整。

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依存支撐

郭沫若中國現代文化巨匠的形象，是由他的文學成就和學術成就、文學影響和學術影響相組合、相融合、相聚合而成的，也正是文學和學術這兩方面鑄成了他的完整與輝煌，鑄成了他的風格與品格。要完整全面地理解郭沫若，就需同時理解他的文學與學術成就，理解其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

郭沫若的文學創作經常以豐厚的學術積累作為支撐，就像他的學術研究經常關涉到文學感興一樣。無論是詩歌還是戲劇，他的文學作品都充盈著學術的精神內涵，洋溢著厚重的學術氣氛。詩歌《鳳凰涅槃》在詩前小序中引經據典，闡述鳳凰的來歷，甚至引用到《廣雅》這樣的典籍。他的歷史劇和詩劇創作，都會經過一番學術的考辨和闡析，對故事的歷史背景、人物心態甚至對虛構人物的邏輯合理性的說明，使得這些作品、作品中對相關歷史的描寫和表現，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關系等，都帶有相當厚重的學術分量與品質。當他將這樣的學術研究和歷史推導的結果融入想象性的發揮，他的文學表現就會特別有光彩和魅力。他的戲劇中關于楚湘文化和開放民風的文學表現就是如此。郭沫若的研究與朱熹《楚辭集注》對荊楚之地的說法接近，即認為楚地氣候溫熱，民風開放，人物的穿著和行為風格都顯得比較大膽，因此在其所著《湘累》劇曲中，對古代洞庭景象進行相關描寫時，也做出了相應處理。湘楚之地的風色艷麗，為郭沫若新潮、炫惑、西化的戲劇場景構思提供了學術準備。

當然，人們更關心或者更在意郭沫若以文學的視野、文學的思維、文學的感興甚至文學的筆法介入學術研究的現象。在郭沫若的學術批評中，批評者普遍關注到郭沫若將文學性和詩性思維引入學術思維的特性，不過多從負面進行定性，認為是以文學的想象沖淡了史料的求真，以情感的書寫代替了學術的推論。其實這樣的批評并不符合郭沫若學術研究的實際，郭沫若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包括其對古代社會歷史階段的分期研究，甲骨文、金文研究，先秦諸子的思想與行跡研究，都是通過大量的材料佐證和嚴密的學術論證抵達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和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觀為他相關研究的正確性和深刻性提供了保障，文學性的想象思維和情感寄托無疑增益了他學術研究的靈感、靈性，拓展了他的想象空間和想象維度，使得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如虎添翼般的學術升值。例如他的屈原研究、莊子研究，之所以能得出一系列獨步之論，就與他以詩人性情對這些歷史人物進行文心體驗的方法有關系。因此，將文學性的體驗融入學術研究，將詩性的想象涉入歷史考察，這在郭沫若那里是一種優勢、特色和魅力，不應該受到指責與否定。

郭沫若的學術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粗糲、粗疏和粗拙的痕跡，遺留下不少讓人詬病的話題，其中有些與作為開創者的應有風范有關，如銳意前行、不拘小節、不避瑕疵、不諱隨想；有些也是作為詩人和作家想象力過于豐富、聯想過于靈活造成的結果，如將屈原《橘頌》首句“后皇嘉樹”中的“后皇”，通過簡單的詞語聯想，解釋為“后土皇天”，就顯得有些草率。“后皇”作修飾性的“輝煌”解，應該更加合理。郭沫若學術論述中的不少推斷，都帶有詩性聯想的隨意性，不過這不足以概括郭沫若學術成果的特色，更多的示例證明，郭沫若以詩人的體驗、想象和文學家的構思介入學術研究和歷史闡析的時候，經常能有精彩的學術發現，而這樣的發現可以被證明與歷史的事情或故典的承載完全相符。

郭沫若對屈原的研究，以及他對《離騷》的解讀，多有“獨斷之論”，而這些“獨斷之論”有時就成了不易之論，其中的奧秘就在于郭沫若以詩人的心靈擁抱歷史人物，體驗他們的心境，庶幾能部分還原歷史的實情。對于屈原的自沉，郭沫若認定他乃是為憂憤國家之亡，并引《史記》等相關材料作為佐證，其實也是郭沫若體恤古代詩人的感時憂國情懷而做出的合理判斷。但歷史學家繆鉞則堅持認為屈原“自傷放逐，非傷國亡”，與郭沫若之論爭鋒相對，并舉例說：“屈原至江南后，大約不久即自沉，或在頃襄十年之前，決不及見秦兵之入郢。”然后分析郭沫若的“傷國亡”之論的文學家和詩人理路：“郭君初撰《論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一文，亦在九一八沈變之后，蓋皆痛傷國難，因自己之所感受，而寄懷古人，以為屈原曾見秦兵入郢，而屈原自沉，非徒自傷身世，兼有殉國之意義……”分明是說郭沫若將自己的家國情懷寄托于故人屈原身上，這樣的寄托有理由被認為離學術較遠。不能否認，郭沫若之理解屈原、論述屈原，甚至崇尚屈原，用詩劇筆法謳歌屈原，當然與他現實的愛國情感相關，但郭沫若不會簡單地以自己的現實情感代替歷史人物研究，他的屈原論述有足夠的歷史依據，符合歷史真實。繆鉞以屈原不可能“曾見秦兵入郢”，就斷言屈原至死不可能與亡國之憂有關，這樣的邏輯有明顯缺陷。像屈原這樣士大夫出身的詩人，對國家的前途非常關心，也特別敏感，即便是未曾等到“秦兵入郢”的那一刻，難道就不會因秦的虎視眈眈而憂心如焚，然后以死明志？更何況，根據繆鉞列舉的“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句中的“九年”計算，屈原被流放是在頃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至白起破郢的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首尾正是九年，怎么就能斷定屈原沒見到秦兵入郢？而太史公都有“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之說，認定《哀郢》是屈原的作品，這樣的佐證應該是有力的，也可以說同樣有力地支持了郭沫若的屈原觀。

郭沫若是現代中國成就頗高、影響重大的文化巨匠，卓越的文學創作和深到的學術研究圓滿結合，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互為補充、互相成就、互動互涵，構成了他的文學風格和學術特色，也完整地體現了他的獨特形象。注入文學家的詩性思維，取用并開發文學資源，這些因素對他的學術研究也大有助益。

（作者系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