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參加林斤瀾先生逝世10周年的紀念會，一晃過去四年，又到了他的百年誕辰。林斤瀾先生是我在《北京文學》工作時的主編，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他對我的影響可能伴隨一生。1985年，我大學畢業，到《北京文學》做編輯，半年后，他與李陀先生便執掌了《北京文學》。兩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像兩棵可以仰仗的大樹，編輯部上上下下都非常興奮，摩拳擦掌，準備迎接新的變化。那時候的《北京文學》編輯陣容強大、思想活躍，而且年輕人居多，后來成了大作家的劉恒也在其中。林老將汪曾祺、高曉聲、陸文夫、李國文、黃裳、章品鎮、林希這些“老派”作家邀集到《北京文學》旗下，李陀則匯集了張承志、鄭萬隆、韓少功、王安憶、莫言、馬原、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北村、王剛等中青年作家。林老的寬厚、李陀的銳利，還有編輯部總體的樸實，三者融匯互補，形成了那個時期《北京文學》的總體風格，受到文壇的更多矚目。

林老的寬厚，體現在他對同行、對年輕作者、對編輯、對寫作的態度上，他很少與人爭執，盡量用更包容的視角看待事物，遇到分歧或者不好確定的問題，他會以爽朗的笑聲化解，用機智一帶而過。1990年，宣布他離開主編崗位的那天，他的內心并不甘愿，而是想繼續與我們在一起，但是他用慣常的笑接受了現實。不當主編了，他反而與我們這些昔日的手下接觸更為頻繁，我便是他家的常客。我經常一個人去看他，每次他開門見我來訪，臉上都會洋溢愉快的笑容。他會拿出威士忌或者白蘭地，給我倒滿一杯，自己則斟上小半杯，與我共飲。他談高爾基和托爾斯泰，談魯迅的《故事新編》，或者向我了解新近涌現的年輕作者，或者感嘆某位謝世的老作家。他的話題從不涉及《北京文學》的現狀，即使我無意中與他說起，他也會笑笑岔開話題，或者干脆沉默。然而若是編輯部有求于他，他一定義不容辭。有一次編輯部請他去湖北講課，在襄樊（現襄陽）大山里的一個培訓基地，由我陪同。那時他已到古稀之年，竟然與我們年輕人一起登上武當山。我和學員們是小跑上去的，林老則是散步走上去的，由兩位當地的培訓老師陪著。當時，林老看著我們這些年輕男女歡聲笑語地從他身邊穿過往山頂跑時，表情有些微妙的變化，那一刻，他是多么希望和我們在一起呀，但是年齡又讓他無法承受劇烈的運動，那時他內心的活動顯露了他的情緒變化，既有渴望又有無奈，既有對歲月和老去的慨嘆，又有不肯服輸的躍躍欲試。那種豐富而復雜的內心活動只有我能體會到。尤其現在，當我過了耳順之年、覷望懸車之年的時候，我更理解了一個可愛老人的心境。

汪曾祺是最了解他的人，汪老比林老大三歲，可以說是同輩人。在林老辭去《北京文學》主編的那一年，汪老為他寫過一首打油詩《戲諫斤瀾》，表達了文壇老哥倆的真摯情感和知音之交——“編修罷去一身輕，愁聽青詞誦道經。幾度隨時言好事，從今不再誤蒼生。文章也讀新潮浪，古董唯藏舊酒瓶。且吃小蔥拌豆腐，看他五鼠鬧東京。”

1997年和2009年，兩位老人先后辭世，但在我的心里，他們并沒有離去，兩人的笑貌音容時常浮現在我腦海，他們簽名送我的書，我也會經常找出來翻看，感覺他們是許久不見的長輩，在我無法找見的地方注視著我，潛移默化地推助和指引著我。兩位都是我崇敬的作家，然而兩人身后在文壇和讀者中的遭際卻讓我思考。汪老的作品在文壇和圖書市場持續升溫發酵，被更多的讀者接受，而林老的作品卻相對冷清，甚至被人淡忘。這一點，汪老在世的時候就曾為他打抱過不平，專門寫評論發聲。汪老說：“斤瀾的小說一下子看不明白，讓人覺得陌生。這是他有意為之的。他就是要叫讀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識。這種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確實是‘孤詣’。”評論界認為汪老的小說是“散文化的小說”，而林老的小說是“怪味豆”，是“沉思的老樹的精靈”（評論家黃子平語）。我以為兩者在語言上的不同追求，就注定了在讀者中的不同反應和境遇。汪老的語言是漢語的極度簡化，是對“五四”以來歐化漢語的現代性轉換，他在尋找一種中國式的現代漢語的和諧之美，而林老的語言是“反現代性”的，他試圖借助方言和語言的陌生化，讓漢語重現豐富性和表現力，遏制當下漢語寫作中的流俗和平庸。從這一點來說，兩人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文體家，只是林老的嘗試更具悲劇性，但正是這種悲劇性體現出的精神，讓我覺得更“酷”，如汪老所說：“冷淡清虛最難做，斤瀾珍重”，也如林老所言：“我希望我能抓住更多的讀者。但是有一點，我還得走我自己的路，換個別的路我不會，我也不干”。這就是林老對文學的倔強和執著。

前幾天，重讀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林斤瀾文集》，看到他的一段自序，很有意味。門口超市賣魚，切段賣。到了傍晚只剩下頭和尾巴，有顧客問：中段呢，三種回答：一，這魚沒長中段，顯然是謊言；二，被貓叼走了，屬于災難；三，明天有。這個“三”真是個絕妙的回答，也恰好表達了林老對生活、對生命，乃至對文學的態度：摒棄“謊言”，繞開“災難”，期待“明天有”。林老終歸是浪漫主義者，其實也是理想主義者。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