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完美地描述了我的問題。”“今天被確診為‘地下室人’。”在社交平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成為當代年輕人的精神偶像，他們從陀氏文學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和陀氏筆下的人物一樣，面對孤獨和選擇，探索自我的存在。

從篇幅較短的《白夜》《地下室筆記》，到大部頭的《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憑借對于人性和道德的洞察，吸引著年輕讀者一步步深入他的文學世界。

讀陀氏，直面人生的“謎”

在上海譯文出版社，俄語編輯劉晨觀察到了陀氏文學這幾年來的“翻紅”。2016年，他進入出版社工作，當時除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白癡》以外，譯文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幾乎不再重印。在他的爭取下，這套書從每年1000冊—1500冊開始重印，一直到2018年左右，陀翁再次受到關注，這套文集也有了更多的讀者。“截至目前，《卡拉馬佐夫兄弟》每年重印5萬冊左右，《罪與罰》2萬冊左右，其他幾個品種，包括《白癡》《鬼》《被傷害與侮辱的人們》《死屋手記》《白夜》《少年》，基本也有1萬冊以上。”劉晨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大約一個半世紀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么又受到了這一代年輕人的喜愛？在劉晨看來，今天的人們所面對的問題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描繪的困境是相似的，比起外部的社會環境，年輕人對自己的存在和生活產生疑問，或許是他們開始醉心于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關鍵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剛開始從事寫作的時候說過一句話：‘人是一個謎，我想解開這個謎，因為我想做一個人’。”劉晨說，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讓他對人這個謎的謎面認識更加清晰，也對謎底卻越來越不解，“這是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難處也是魅力所在。”

復旦大學俄語系副教授李新梅同樣認為，對人類共性的描寫是陀氏文學引發當代人共鳴的主要原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當人物身處某一特定情境，或是面對道德選擇時，無論是善惡，還是他的矛盾、彷徨、掙扎和煎熬，都被極大地顯現出來，這種人的共性在任何時代都是相通的，”她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時代的托爾斯泰做比較，“像閱讀《安娜·卡列尼娜》，可能你需要一定的經歷，才能感受到安娜在她身份下的矛盾心情，但是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需要過多的人生經歷或是時代感受，想象一下人物所面臨的極端處境和選擇，就能很直觀地感受到他所寫的東西。”在她看來，當下的年輕人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困惑、誘惑、選擇和危機，而為陀氏筆下的人物并非完美無瑕，相反，他們都在各自的缺點中逐漸走向善。“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讓人感覺很欣慰很親近，我覺得他作品里的一些內容對于人生有非常好的指導。”

碎片化時代，重拾經典文學

李新梅記得自己讀過的第一部陀氏作品是大學時從圖書館借閱的《窮人》，“書里兩個人物來往之間書信所寫的那種生活，讓我讀來覺得特別貧窮、特別受辱，對于生活的描寫非常陰暗，我并不喜歡。”后來讀到《罪與罰》，她才感受到陀氏文學的魅力。“尤其是讀到拉斯科爾尼科夫跪倒在索菲亞腳下，把她經歷過的苦難比喻成俄羅斯大地的苦難的時候，我一下子被震撼了，靈魂感受到了震動。再然后讀到《卡拉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超越普希金、托爾斯泰，成了我最喜歡的作家。”

譯文社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合集》

在復旦，李新梅主要講授俄羅斯文學，她發現，學生們比起當代俄羅斯文學，仍然更關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爾斯泰為代表的經典文學。與此同時，她也注意到社交平臺上的各種陀氏文學解讀，在她看來，這是向大眾普及經典文學的一種方式，她很歡迎各種各樣的解讀和傳播，“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不喜歡說教，尤其是對于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首先是讓他去了解，喜歡上以后再去閱讀，哪怕是一個小的人物，一本書的封面，由此再去追根溯源，我覺得這樣沒有什么不好。”幾年前，改編音樂劇版《卡拉馬佐夫兄弟》上演，在李新梅看來，這也是讓更多人了解陀氏文學的一種方式，“小說中圍繞老卡拉馬佐夫之死，展現了每個人內心不同聲音的掙扎，在音樂劇里，三兄弟加上老卡拉馬佐夫，像四重奏一樣，用音樂的復調形式展現出來這種復雜的聲音，而復調本身就是這部作品的寫作技巧，我覺得這種展現也很好。”

如今，陀氏文學在網絡上被貼上了“陀翁清醒”“發瘋文學”等標簽進行傳播，連幾年前還較少為人知的未完成作品《涅朵奇卡》也因為和“女性成長”聯系起來而受到關注。面對文學的碎片化傳播，劉晨認為，一方面，有越來越多人來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時候為了便于傳播，不得不做出一些片面的解讀，這是他作為編輯在做圖書營銷工作時候也會面對的困境。“很多作家的偉大之處恰恰在于他無法被簡單地概括，甚至無法概括。當然如果把這些解讀作為一個起點，去深入了解作家、作品，這非常好，如果僅僅止步于此，就有點買櫝還珠的感覺了。閱讀始終是一個無法由他人代替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本身其實很有魅力，請人代勞其實是一種遺憾。”

在社交平臺，許多讀書博主給出了他們推薦的陀氏文學閱讀指南或是閱讀順序。在李新梅看來，對于閱讀譯本的中文讀者來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為成熟的作品，可能是閱讀的首選。劉晨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生必讀的作家，他的某一部作品現在看起來很困難，也有某一天突然就會愛不釋手。從閱讀難度、對作家風格的適應等方面考慮，他會推薦從《罪與罰》讀起，“《罪與罰》是一本帶有懸疑色彩的小說，如果第一次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我覺得不妨從這本入手，但是最終還是要看個人的喜好、性格、閱讀品味、人生閱歷等多方面的影響。”

在中文譯介，陀氏文學還在生長

去年，翻譯過大量俄語、英語文學作品的資深翻譯家榮如德去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開始動筆翻譯《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部巨著，保持著三天翻譯一萬字的高效率，直到交了初稿。他曾將這部巨著稱為“不得不服的苦藥”，對于同時代的很多俄語翻譯家而言，翻譯一部大部頭的俄語文學往往是一場浩瀚漫長的旅程。正是這些翻譯家的付出，讓中文讀者開始第一次了解俄語文學。

因為工作，劉晨曾和榮如德有過交往，對這位翻譯家充滿欽佩和崇敬，而他本人除了編輯之外，也是俄語文學的翻譯，曾譯過《地下室手記》等作品。在他看來，翻譯《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樣的巨著，“若不是與作者達成了一定精神上的契合，是絕無法完成的。”對他來說，翻譯《地下室手記》的過程同樣如此。“書中描繪的那些暗自啃噬自己的場景，我個人也曾經歷過，或者說是我內心里曾經最不愿想起，最想回避的角落，然而翻譯這本書的時候一個聲音反復在提醒我這些角落的存在。”直面精神和思想上的痛苦是翻譯中的一大挑戰，“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里的一個比喻，他說制止牙痛的方式是用手錘墻，手更痛了，就感覺牙齒沒那么痛了，而對我來說，生活中有許多想不通的苦悶，是通過翻譯《地下室手記》讓自己的思想更痛苦，似乎原本的苦也就清淡了一些。”其次，要將陀氏作品中人物說話時“發癔癥”般的感覺傳遞出來，也是一大困難，在這個過程中，劉晨慶幸于自己和“地下室人”已有了共鳴。還有一大難點來自俄語語言本身，在俄語中，詞語的詞義和詞根在多次變化后發生了很大區別，“偏偏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這個詞的用意就是要以這個詞根作為暗示，這在漢語中是無法體現的，而俄語本身則一目了然，”《地下室手記》中也有不少這樣的雙關，翻譯時只能盡量想辦法體現。

李新梅是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她對于陀氏文學的不同譯本都有了解。“像榮如德、徐振亞，他們的翻譯在那個時代是最好的，但不能說后無來者，我相信以后的譯者會越來越厲害。他們學習語言的媒介很多，擁有各種交流的機會，還能借用AI等工具，從理論上來說，未來這些后生的翻譯會更加準確，”她告訴澎湃新聞，“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版本的陀氏文學，年輕人的譯本在涌現，老先生的譯本還在不斷再版。”她相信，陀氏文學會一直生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