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據李叔同的《春游》所作的畫作。資料圖片

李叔同發表于1931年的《春游》，是我國現見最早的一部多聲部合唱曲。

資料圖片

“又是一年春來早，柳絮兒滿天飄，暖風輕揚桃花紅了，榆錢兒竄上了梢”——這是1995年風靡中國大江南北的歌曲《小桃紅》中的幾句唱詞，以傳神的細節描繪和朗朗上口的清新曲調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美好的早春畫卷。

從古至今，以“春”為主題的藝術創作在音樂領域中一直備受文人騷客和音樂家青睞，無論是古人把酒吟唱的詩詞歌賦，還是今人娓娓道來的時代歌曲，諸多優秀的“春之聲”都在以不同的藝術角度，暢想著這一充滿希望季節的多彩魅力。

1.詩詞歌賦間的春日懷想

歷史上，吟詠春天的歌曲究竟如何演唱，已不可確知，但是可以從流傳至今的“歌詞”——部分詩詞中，體會它們的韻味。“以春喻時、托物寄情”的創作傳統，早在春秋時期誕生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便已有所體現，盡管這些“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的質樸語句在旋律上是何種形態今天已無從考證，但其字里行間，也足以傳達先民對大自然的審美體驗。

《詩經》中的“春”并非對節氣的簡單直白描述，而是以草、木、蟲、鳥等物種為核心，構建起豐富的藝術象征體系，如“卉木”“倉庚”“玄鳥”“雎鳩”等意象符號。《詩經》還通過大量疊字修辭（“萋萋”“喈喈”“夭夭”等），將自然事物轉化為贊頌對象，凸顯出“天人同構”的詩歌內涵。這些詠春作品把個體生命體驗融入節令習俗中的春游場景，如《鄭風?溱洧》對游春狂歡的生動描繪，形成“感于物而動于心”的詩歌抒情范式，“春”在詩中作為自然時序，投射出人類對生命的禮贊。《詩經》將春耕、采桑等農事活動作為季節刻度，編織進四時輪轉的時空敘事框架，成為“詩教”倫理傳統的早期萌芽。

《詩經》中的“春日情結”為后世詩詞中的“春景書寫”奠定了堅實基礎，無論是樂府的“離愁春歌”（如《子夜四時歌》里的“春鳥意多哀”）、唐詩的“清新春色”，還是宋詞的“婉約春意”、元曲的“和煦春風”（如《天凈沙·春》里的“春山暖日和風”），抑或是昆曲的“纏綿春夢”（如《牡丹亭》“游園驚夢”一折）、京劇的“梨花春雨”（如《梨花頌》里的“梨花開春帶雨”）等，據此都有跡可循。這些與“吟唱”有直接關聯的詩詞曲，常以更富想象力的修辭，展現“春”作為自然景色與人生感悟之間的鏡像關系，抒懷角度豐富多元。

有人直抒胸臆盛贊春天。杜牧《江南春》中“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以絢爛色彩與遼闊視野勾勒江南春色；宋祁《玉樓春·春景》“紅杏枝頭春意鬧”在盎然生機中激活春色；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將早春的朦朧之美刻畫得入木三分。

也有人對春天發出敏感細膩的慨嘆。孟浩然《春曉》中“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在淺白文字里藏著時光流逝的悵惘；晏殊《浣溪沙》中“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于哲理感悟中從惜春轉為珍惜當下；湯顯祖《牡丹亭?皂羅袍》中“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用盛春繁花反襯杜麗娘青春虛度的哀愁及對封建禮教的控訴。

還有人將春天生動擬人化。杜甫《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一個“潛”字賦予春雨生命張力；蘇軾《海棠》中“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把春花比作美人來癡迷留戀。

詩詞歌賦中的人生悲歡，在春日生機與歲月蹉跎的交錯中，凝練成跨越時空的天籟之音，于傳承中不斷觸動著世人的心靈。

2.家國憂思中的深層隱喻

進入20世紀前半葉，中國歌曲創作踏上了現代轉型之路。具體到以“春”為題材的類型觀照層面，便會發現在那段積貧積弱、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中，“春”已不僅是一種自然意象，更承載著個體覺醒、家國憂思與民族救亡的深層隱喻。

在上世紀初“學堂樂歌”運動中涌現出的由李叔同創作的《春游》《送別》等詠春佳作，不但讓中國有了第一首無伴奏合唱作品，還通過“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對古典春景的現代描繪，讓春之聲的書寫與傳統的文人士大夫氣質有了顯著不同，成為一種“啟蒙之春”。與此同時，詩人韋瀚章作詞、作曲家黃自譜曲的《春思曲》中，“更那堪墻外鵑啼，一聲聲道：不如歸去”的閨怨式精神漂泊；以及語言學家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中，“這般蜜也似的銀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魚兒慢慢游”所傳達出的海外游子在春天對故土之思念……都讓“春”成了當時知識分子群體在中西文化碰撞選擇中進退維谷的“他者”見證，其可謂是“鄉愁之春”。

更為醒目的是，我們可以在驀然回首間目睹到中華民族的“救亡之春”：無論是劉雪庵《長城謠》中“高粱肥大豆香”的故園春色與“鬼子奸淫擄掠”后的慘狀并置，還是聶耳《梅娘曲》中“但是你已經不認得我了”所講述的華僑少女的春日回憶與東北淪陷的現實對立，抑或是冼星海《二月里來》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這一在春天播種希望的抗日救亡動員召喚，都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了國家危亡面前匹夫有責的大義凜然。

3.時代之聲里的生活詠嘆

到了新中國成立至今的當代語境下，“春”毋庸置疑成了歌曲創作中的熱點選題之一，大量跨越代際的優秀之作在多風格中詮釋著盎然的春意，其審美路徑也在嬗變中深刻映射著社會文化結構的轉型軌跡，并以不同的歷史階段為特征呈現出審美范式的多重躍遷。

“春”作為意象指代的內涵在不斷發展變化著，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有關春天歌曲所刻畫出的全國人民豪情滿懷建設國家的熱火朝天景象（如《祖國永遠是春天》），到改革開放時期以“1979年春天”為時空坐標的抒情語態轉換（如《春天的故事》），再到新時代“春歌”中自然生態關懷與社會人文頌贊并重的音樂敘事轉型（如《春風十萬里》），“春”作為意象的迭代蝶變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有力注腳。

其中，“春”在文化意義上的日益多樣化拓展，使得“春之歌”除了抒發對祖國對時代的熱愛之外，也開始書寫或童真、或小我的細膩情緒體驗。兒童歌曲在這方面的特征尤為鮮明：以大家耳熟能詳的《春天在哪里》為例，作者將“青翠的山林”“紅花和綠草”等春天圖景置于兒童純真的視角下進行歡唱，一問一答的游戲方式輕松歡快，成為歌曲美育中的當代典范。

流行歌曲在這方面同樣引人注目：無論是羅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所唱出的20世紀80年代都市青年群體的情感困惑，還是進入新世紀后“奮進”題材中的《春天里》以歌手嘶吼式搖滾嗓音所吶喊出的個人成長經歷，再到不久前“新國風”題材現象級歌曲《上春山》《小雅·鹿鳴》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IP的活力喚醒，都讓我們領略了“春”所引發的幾代人在社會情緒共振上的豐富表達。

與此同時，“春”的音樂語法也實現了從傳統媒介中的民族本土化單維調式感，轉向數字媒介中與西方音樂和聲色彩的互鑒融合，并進一步發展到科技狂飆所帶來的“網生代”曲風在音樂本體上的革新式跨越，在當下擁有高人氣的《春風謠》《猶戀桃花月》等“春日元氣”歌曲皆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之作。

以“春”為主題的歌曲，除了自身的廣為流傳之外，還與其他藝術門類產生了互為影響的藝術共振，在彼此融合中，形成了跨領域的審美共鳴。結合具體案例來談：在文學領域，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西北風”歌曲熱潮中，《邊塞風》等作品對家鄉春天貧瘠現實的粗糲描繪，引發了當時文壇上作家群體對鄉土題材的關注；在舞蹈領域和影視領域，隨著舞劇《只此青綠》紅遍大江南北，《只此青綠》電影版也掀起了大眾觀影熱潮，由周深演唱的同名主題曲以“時光回眸一敘，你在起舞的春雨里”的浪漫筆觸呼應著母題的極致化唯美詩意表達，同時也成為傳世畫作《千里江山圖》在歌曲層面的時空回響。

這些古往今來的經典“春之聲”，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的體現，也在與時俱進中展現著新的時代內涵；它們既有獨立的傳誦傳唱價值，也有與姊妹藝術珠聯璧合的呈現。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以“春”為主題的歌曲將繼續憑借其獨特的魅力，成為音樂世界的綺麗瑰寶。

（作者：吳可謂，系中國音樂家協會合唱聯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