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席教授，曾任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您的閱讀史？比如早期閱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

王笛：小時候在成都，街頭連環畫鋪是我閱讀的起點。一分錢租一本，幾分錢就能度過好幾個小時。那時最愛《西游記》《三國演義》等名著，也癡迷于《岳飛》《楊家將》和《鐵道游擊隊》的故事。父親教我唐詩宋詞，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讓我第一次向往世外生活。我記得讀的第一本字書是高玉寶的《我要讀書》。“文革”開始，我9歲，停課期間，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平時閑而無聊，就想找書來讀。我曾和小伙伴翻窗進入省文聯的書庫偷書看。中學時代是我真正愛上閱讀的時期，我和四位好友經常交換書籍，一起讀完了原版四大名著，也沉迷于普希金、托爾斯泰等蘇俄文學。那時背誦的唐詩宋詞，至今仍記憶猶新。這段艱難的閱讀之路，塑造了我的一生。

中華讀書報：不同階段您的讀書各有何特點？

王笛：在大學期間主要是閱讀歷史研究專業的書，主要集中在中國近代史，很少閱讀小說和文學作品，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在美國讀博士期間，不過從主要閱讀中文的書到主要閱讀西方的歷史研究著作。這個時期，我的閱讀范圍和興趣從中國歷史逐漸擴大到歐洲史、美國史和日本史，以及政治學、人類學。2014年，我右眼視網膜脫落，做了手術以后，醫生告誡要保護眼睛，于是我轉向聽書，這下一發不可收拾，我的閱讀量比過去增加了幾倍，因為我每天能夠把睡覺前后、做家務、散步、旅行等的時間利用來聽書。我的讀書范圍也不斷地擴大，從歷史的專業書籍發展到文學、哲學作品，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當代的，外國的還是中國的，從“三言二拍”到張愛玲的全部作品，從羅素到韓炳哲。這些年我閱讀關于中國的非虛構作品和小說特別多，這些閱讀一方面為了消遣，一方面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關注。從那里可以看到很多專業著作里邊看不到的東西。

中華讀書報：閱讀在您的史學研究和寫作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王笛：我覺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曾經在《歷史的微聲》那本書里邊說道：如果一個學者對閱讀失掉了興趣，那么他的學術生命就到頭了。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我們的學術研究要與學術界的發展與時俱進，了解當前國際國內的學術研究發展，否則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上有所突破，只能是閉門造車。而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現存的研究進行學術對話，而不是自說自話，而這種學術對話一定是建立在閱讀的基礎上的。你感興趣的領域有哪些新的發展？閱讀可以開拓自己的視野，也可以加深自己對很多問題的思考。沒有認真閱讀的話，很難想象能夠與同行進行有效的學術交流。閱讀不僅僅是增加自己的知識，同時也是通過閱讀別人的作品，來加深自己的思考，從別人的研究那里得到啟發。而且我閱讀的時候，除了從別人所討論的問題和使用的資料中接收新的信息，也關注別人的寫作。寫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寫得不好，為什么不好。總結別人的經驗和教訓的同時，提高自己的寫作和表達能力。

中華讀書報：求學道路上，身邊有哪些人或書對您產生了較大影響？

王笛：在1980年代，那時候完成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的研究，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城市系統和市場結構研究對我的影響都很大。在霍普金斯大學做博士論文以及以后寫《茶館》和《袍哥》期間，史景遷的故事講述風格，金茨堡等的微觀歷史，改變了我對歷史的觀察和寫作。過去，我是從天空來觀察一個城市，后來進入到城市內部，觀察角度的不同啟發了我對歷史的新認識。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羅威廉，是研究中國城市史的權威學者，他關于傳統中國城市的研究——包括公共領域的發展，對我的學術發展有轉折性的沖擊。在最近二十年，當我的研究開始從宏大敘事進入日常生活和民眾史觀這些問題的時候，詹姆斯·斯科特的人類學、政治學研究對我的影響最大，他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弱者的武器”“日常的反抗”“逃避國家統治的藝術”等等，都打開了我的思路，讓我從不同的棱鏡來看普通人的行為以及他們所創造的歷史。

中華讀書報：讀書講究方法嗎？或請概括一下您的閱讀方法？

王笛：每個人有自己的不同的讀書習慣和方法。我認為，閱讀專業書籍和自己的研究有關的書籍，與休閑、愛好讀書的方法是不同的。比如說在專業書籍閱讀方面，由于研究一個課題所涉及到的文獻非常多，所以不可能每一本書都從頭到尾讀完，而一般采用的是著重讀那些和自己研究課題有關的部分，而且對自己要引用的或者討論商榷的內容，隨時記錄下來。同時，特別注意這些書的出版信息，包括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以及所涉及資料的頁碼，以作為征引的注釋依據。反之，作為興趣愛好休閑所閱讀的非虛構和小說，首先是聽前面的若干頁，如果我感興趣，我就會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聽完；如果不感興趣，就果斷地放棄，而開始聽下一本書，這些書也不用做筆記。

中華讀書報：您有枕邊書嗎？

王笛：我好多年沒有枕邊書了。在沒有數字化時代，我一般會有枕邊書，每天入睡之前讀一讀。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標準作為枕邊書，一般都是收到的或者買到的新書，先翻一下，如果不感興趣就很快放下，如果喜歡，就陸陸續續放在枕邊讀完。后來圖書數字化以后，特別是可以聽書以后，我幾乎不會在床上看書，而是聽書取代。但是我還是那個習慣，拿到新書以后，會很快翻一下大概內容。如果我想從頭到尾閱讀的話，就盡量去找電子書，然后把它們聽完。

中華讀書報：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

王笛：除了個別的經典的和我的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學術著作，我一般不會去讀那些已經讀過的書，我感覺現在想讀的書太多了，好書也太多了，讀一遍也讀不過來，所以在讀書方面，我還是非常想讀那些沒有讀過的書。

中華讀書報：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王笛：在青少年的時候反復讀過《水滸》《三國演義》，長大以后反復讀過的有《紅樓夢》等等。在進入歷史研究領域以后，反復閱讀的書不是很多。最近一些年反復聽過的書記得有海登·懷特的《元史學》、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詹姆斯·斯科特的《六論自發性》和《支配與抵抗藝術》、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以及霍布斯鮑姆的《原始的叛亂》等等。

中華讀書報：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

王笛：現在最突出的閱讀習慣就是聽書，這樣零碎的業余時間、做家務、散步、出差的時間都利用起來了。而且我無論是讀書還是聽書，都可以不考慮環境，無論在多么嘈雜的環境，都不影響我的閱讀。所以對我來說，時間地點和時間多時間少，都不影響我的讀書。

中華讀書報：最崇拜的作家或學者是誰？

王笛：我是比較反對權威主義的，無論是學術權威還是政治權威。所以談不上對誰特別崇拜，如果說比較喜歡的作家或者學者，我有過直接交往的有人類學家施堅雅、我的博士導師羅威廉、歷史學家史景遷等，他們都是對我影響非常大的學者。

中華讀書報：私人藏書有何特點？

王笛：我早期（到美國之前）大量的書已經捐給四川大學了。現在在澳門的書也主要是用作自己的研究，以及出版社和學者所送的書，可以說是沒有什么特點，也沒有什么重點，加上這么些年我的流動性比較大，也不敢收藏很多的書。最近一些年，我自己購買和收藏的書，幾乎都和研究秘密社會有關。現在成都方面也在和我討論成立一個王笛文獻中心之類的地方，把我的研究資料和圖書集中起來，保存、收藏、開放利用。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學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王笛：我想和卡洛·金茨堡聊一聊，他對我的研究影響很大，但是關于微觀歷史的一些看法，我和他也有某些分歧。我曾經也在電郵上和他進行過討論，但是他的年紀太大，也不敢打擾太多。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王笛：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這三本書一定要符合下面幾個條件，一是值得反復閱讀，二是內容上我感興趣，三是部頭足夠大這樣能長期閱讀，四是要符合我目前的閱讀口味，五是我一直想讀但沒有時間讀的書，因此我想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和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

中華讀書報：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學者或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王笛：我想邀請海登·懷特和卡洛·金茨堡。我最近在《讀書》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金茨堡與懷特的“戰斗”》，主要是討論他們兩人在歷史敘事、認識歷史、歷史方法等方面的分歧。我想聽聽他們面對面進行討論，一定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啟發，而且一定對當前的歷史學有重要的意義。

中華讀書報：對您來說，學術研究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王笛：就是不斷地思考歷史問題，與過去的研究進行學術對話；研究不是自說自話，而是希望所討論的問題和所回答的問題，能夠和現實社會人們所關注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學術研究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并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引起讀者和同行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