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踏入文壇，“鄉村的女兒”始終是孫惠芬最重要的身份。她的寫作深深扎根于遼東半島的泥土之中，從《歇馬山莊》到《吉寬的馬車》，從《上塘書》到《后上塘書》，從《生死十日談》到《尋找張展》，她始終以遼南鄉村為地理坐標，持續追蹤著這片土地上心靈的震顫。所謂用文字為故鄉招魂，即使在鄉土題材遇冷，文學紅利消退的時代，這位出生于遼寧莊河青堆子鎮的作家，仍然執著地書寫著遼東鄉村的地方風俗、鄉鄰間隱秘的恩怨糾葛、土地變遷與人的情感流變。《紫山》延續了孫惠芬的文學脈絡，并將目光投向更尖銳的現代性困境：當城市化進程加快，當鄉村的倫理遭遇時代性沖擊，身處其中的個體需要尋找新的救贖。

一

誠如費孝通所言:“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1）長久以來，人們依靠土地生活，耕作固定了作物的位置，也使進行這一活動的人固定了生活的坐標。穩定的生活環境、沿襲已久的生活方式、相似的人員構成，使穩定成為中國鄉土社會的一大特征。孟繁華認為，中國鄉土社會存在著一種“超穩定文化結構”，“它是指在中國鄉村社會一直延續的鄉村的風俗風情、道德倫理、人際關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2）。無論外部世界如何風云變幻，鄉土社會自有支撐其運行的一套倫理規范，這套倫理規范并非巋然不動，而是隨著時移世易，不斷地裂變與重建。

新世紀以來，鄉土社會的“變”仍在繼續，城鄉關系被重構，家族結構發生變動，技術革命滲透，生態意識覺醒……2006年，由《佛山文藝》發起號召，《人民文學》《小說選刊》《莽原》及新浪網共同舉辦了“新鄉土文學征文大賽”。《佛山文藝》主編文能對新鄉土文學做出了較為寬泛的界定：“即作品所表現的生活必須是‘當下’的，或是與當下發生關聯的；再次，作品所面對的‘鄉土’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村，而是一個具有開放、包容性和變化性的廣闊空間，這既包括了原有的廣袤鄉村原野，又涵蓋了正在向城市化發展的小城鎮及城鄉結合部；最后，作品所面對和表現的‘人’，也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他們還包括了那些長期游走于城鄉之間的企業家、知識分子、鄉鎮干部、藝人以及那些還未來得及脫去‘土’氣的城市農民工。”（3）新鄉土文學表現的時間聚焦于當下，表現的空間和對象也得到了擴展，這些都是對“新”的追求的表現。新鄉土小說無疑在傳統鄉土小說之上邁進了一步，它以更現代的眼光審視中國的鄉土生活。

在鄉土中國向新鄉土中國轉變的現代化進程中，面對現代化的沖擊，新鄉土文學轉向現代化敘事，鄉土文學的倫理敘事深入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的“常與變”，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倫理空間化，倫理沖突被嵌入了更具體的空間，城市與鄉村的沖突更加突出，空間不僅是故事背景，更是倫理博弈的“戰場”。路遙的《人生》中，隨著高加林從鄉村到城市的空間遷徙，他也迎來了道德選擇，選擇鄉村中的劉巧珍或城市中的黃亞萍，不僅是感情的抉擇，更是不同空間中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法則的交鋒。二是倫理實踐中的主體性增強，農民不再是“被啟蒙”或“需要被啟蒙”的對象，從被言說的“他者”變為倫理實踐的主體，自動自發地參與現代化進程，成為新鄉土中國的建設者。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農民放棄安土重遷的倫理觀念，擁抱新生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自為的行動，表現了農民在時代變革中的主動意識。三是倫理的流動性和復雜程度提高，傳統鄉土倫理在現代化沖擊下呈現動態調適的狀態，不再是固定的道德符號，而是在城鄉互動中不斷轉化，生成適應時代的新的倫理規范。賈平凹的《秦腔》中，秦腔作為一種傳統鄉土倫理的象征物，面對流行文化的競爭，顯得力不從心。面對這種沖擊，秦腔的陣地在后撤，卻沒有瓦解，它仍在尋找繼續存活下去的途徑。

二

從黨的十八大開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重要的時間節點對當代文學同樣意義非凡。現有研究普遍將2012年黨的十八大的召開視為“新時代文學”的歷史起點，將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召開視為“新時代文學”的思想起點。楊慶祥認為，“新時代文學”這一命名主要有兩方面動力，“一方面是新的現實、新的作家群體、新的語言表達的涌現，另一方面是面對這種看起來無序的‘新異’進行歸置和講述的渴望以及延續文學史神話故事的誘惑。”（4）這種新的文學史敘述方式，意味著文學格局的整體轉變，也意味著創作觀念和審美規范的更新。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文藝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等重要觀點，為新時代文學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李云雷認為，新時代文學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文學‘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得到確認”，二是“文學的價值和尊嚴得到尊重，‘新文學’的觀念得以傳承”，三是文學“從‘走向世界’到‘中國故事’，重建中國文學的主體性”（5）。鄉土文學歷經百年發展，其倫理敘事一直隨著鄉土中國的改變而變化。進入新時代，鄉土社會的面貌隨著鄉土中國的變革而變化，鄉土文學的面貌也隨著文學格局的整體轉變而變化。新時代鄉土社會出現了諸多新的社會與文化現象：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使鄉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鄉村逐漸走向城鎮化、現代化；農耕文明受到沖擊，農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下降，土地發生貶值；現代科技涌入鄉村，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觀念、人際關系……李遇春指出，近年來在中國作協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引領下，出現了一系列深受好評的主旋律作品，充分體現了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力量（6）。孫惠芬的《紫山》也是“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中的一員，在這部兼備新時代文學與鄉土文學雙重身份的作品中，鄉土倫理敘事再次發生轉變。《紫山》的故事背景仍然是作家心心念念的遼南村莊，小說開篇將時間定格在1992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吹過了鄉土中國的大地，只是尚未完全吹進老黑山下的小峪溝。小峪溝的物質條件相當有限，相對匱乏的物質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決定了這里生活著的人們仍然遵守傳統的鄉土中國的倫理規范。直到突如其來的自殺事件打破了村莊的寧靜，原有的倫理出現了裂痕。

首先，家族倫理是《紫山》中維系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重要紐帶。家族決定了鄉土中國的基礎“三緣”：一是以血緣為基礎，形成個人與家族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二是血緣結合姻緣，形成五服九族親屬制度以維系龐大的親屬網絡；三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民間信仰制度，通過協調族際關系以維持基層社會的團結和穩定（7）。然而《紫山》中的家族倫理所注重的并非血緣，而是親緣。對于蘇夫來說，蘇家的血緣親情更像是一張懸而未決的羅網。拋棄“蘇夫”的身份成為“湯犁夫”，意味著他要自己為自己選擇親緣關系。對于湯立生來說，湯犁夫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大哥，在他充滿貶損與委屈的人生中，這位大哥給予了他前所未有的溫暖與親情。兄弟二人之間并無血緣關系，將他們連接在一起的是實實在在的兄弟之情。《紫山》中同樣有兩個名字的人是冷小環，她所生存的家庭，同樣是依靠情感的聯結而非血脈的綁定。養育冷小環的母親慕水云并不是她的生身母親，而是一位對她充滿憐憫和疼愛的尼姑。母女之間雖無血緣，但有情分，這份母女之情使二人成為彼此在人世間最牢固的依靠。小說的后半部分，慕水云提出二人不再以母女相稱，而是互相稱呼名字，算作是這一世的“同修”，但情感的本質并未隨稱呼的改變而改變，她們仍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情感共同體。親緣關系除了存在于親人之間，還存在于愛人之間。湯犁夫的妻子馮玉鳳瘋癲多年，湯犁夫始終悉心照料。他從未拋棄自己的結發妻子，固然有道德的約束，夫妻之情卻是最重要的因素。他無法忘卻與妻子初遇時的場景，情感成為他們之間不可斬斷的紅線。正因人皆有情，家族倫理才得以存在。

但在《紫山》中，作家打破了常規，使得這一在鄉土社會中至關重要的紐帶斷裂，家族倫理面臨著潰散的危機。湯犁夫對馮玉鳳不離不棄，卻無法控制自己的心，戀上自己的弟媳冷小環。在道德與愛情的抉擇中，湯犁夫選擇了前者，二人并未越雷池一步。但落在湯立生眼里，則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對他進行了雙重背叛。湯立生服毒自殺，將湯犁夫與冷小環雙雙打入道德困境。湯犁夫恪守傳統倫理中“兄友弟恭”的法則，卻陷入“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的困局。冷小環本欲和湯立生做一對踏實的平凡夫妻，卻因這場意外被其他人視為勾引湯犁夫的“窯姐”，被指為一切不幸的罪魁禍首。在他們同住的房子里，連接起人們的家族倫理崩塌了。而在這所房子之外，無論是兄弟反目，還是禁忌戀情，都是旁觀者眼中的“好戲”，村民們仍然用傳統鄉土社會的倫理規范對他們評頭論足，這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湯立生的自殺方式是喝農藥，這是一種相當符合農民生活環境的自殺方法，最終湯立生醫治無效腸穿肚爛而死的結局，也是家族倫理潰散的象征。另一象征來自瘋癲的馮玉鳳，她始終喃喃自語著“也對也不對”。在福柯看來，瘋癲與理性的對立不是天然的，而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被人為劃分的，瘋癲看似是理性的眩惑，本質上則是理性所無法言說的直覺性領悟。馮玉鳳的瘋言瘋語，更像是預示結局的讖語，是倫理失序的隱喻。

其次，鄉土社會的民間信仰是其倫理的重要部分，它和民間生活互為表里，形成共生關系（8）。《紫山》中涉及的民間信仰主要是風水信仰，村民們相信風水先生，尊敬風水先生，這是敬畏風水之說的體現。風水信仰在中國鄉土社會由來已久，并且根深蒂固，在民眾的觀念中，風水與命運之間有著微妙的聯系。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時代，古人難以解釋諸多自然現象，于是將其歸結為“天道”的安排，風水與命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因果關系，人們因此重視風水信仰活動。“風水信仰活動在表面上顯現為一個民俗事象或事態，而這一事象卻又是廣大民眾對命運或宿命的理解與思考的心態軌跡的映射與表達，它真實地折射出民眾精神世界的活動。”（9）湯立生死后“詐尸”，宮占魁便為湯犁夫請來了遠近聞名的風水先生烏老道，村民們對烏老道十分信任，言聽計從，可見小峪溝人對身后事的重視。烏老道問出湯犁夫的生辰八字，只消三言兩語就推測出兄弟二人“命格相沖”，要求為湯立生停尸三天出大殯。而無論湯犁夫如何不情愿，也只能按照這位風水先生說的做，準備用犁鏵鐵壓到湯立生的身上。風水先生給出的解決辦法是順應“天道”，這在小峪溝人的信仰系統中是合情合理、不容拒絕的。

但當民間信仰的力量高度凝結在一個普通人身上時，民間信仰本身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烏老道是一個本質上與其他村民并無分別的普通人，雖然頗通風水之術，但他有自己的一顆凡心。自從確信冷小環是自己的女兒，烏老道對她便格外照顧。比起之前為活人著想更為死人著想的葬禮方案，烏老道的變卦則是為了維護活人的尊嚴，尤其是維護冷小環的尊嚴。他寧愿自己背因果，編出“天王不干”的謊言，也要讓冷小環少受點罪。送葬的小峪溝村民依照烏老道的指示行事，他們以為順應的是天道，實則是人道。烏老道的變卦，使人與人的情感悄悄地瓦解了民間信仰，支撐鄉土倫理的信仰系統也隨之崩塌。

再次，鄉村倫理中極為重要的家園情結也受到了影響。小峪溝不是遺世獨立的世外桃源，它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大嶺山能開采出二氧化硅，可以作為制汽車玻璃的重要材料，于是這里有了礦山，有了礦山工人，但工業化因素的介入也使村民們原有的鄉土生活被打破。小峪溝人對現代化的態度是迷惑的，正如村里的女人問湯犁夫，為何二氧化硅產生在我們的山里，卻變成了外面人的經濟？小峪溝人不理解市場與經濟體制的復雜關系，卻有一種樸素的家園情結，“我們的”和“外面的”是截然不同的。“家園意識是一種理想主義情懷，也是一種無論是面向城市還是面向鄉村的激情的現實關照和未來關注，是歷史、現實與未來之間的文化對話……”（10）湯犁夫反對開礦，和支持開礦的人爭論，支持方卻給他扣上了一頂“反對現代化”的大帽子。盡管湯犁夫還在堅持，但小峪溝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想法發生了改變。人們對開礦的支持，是對已有的自然資源的一種讓渡，允許礦山被開采，則是允許家園的原有形態被改變。對于鄉土中國來說，家園情結是在漫長的農耕文明中形成的，安土重遷和落葉歸根的思想是無法撼動的，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但在《紫山》中，家園情結有了一絲松動，鄉村倫理的根基發生了動搖。

三

在小說上半部中，鄉土倫理面對的危機是不可忽視的，但并非不可解決的。只要找到合適的路徑，鄉土倫理就能調整自身的形態，適應鄉土社會本身。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來看，相似的文化構成了一種“文明原點的共同性，也成為后來人類文化發展中存在相通性的內在原因，構成了人類文化他信、互信和共信的基礎”（11）。在小說下半部，作家將倫理書寫上升到了更高的維度，與人類文明接軌，為鄉土倫理注入了新的生機活力，使其得以重建，并煥然一新。

解決矛盾和沖突的根本途徑不在于對抗，而在于調和。在傳統鄉土社會中，城市與鄉村之間有天然的阻隔，社會的劇烈變革打破了城鄉之間的屏障，農民大量涌入城市，見到了城市的先進與多面，發現了鄉村的落后與貧瘠。城鄉之間的物理距離縮小了，心理距離卻加深了。“孫惠芬的小說總給人以某種切膚之感，就在于她準確地把握了社會轉型中，城鄉經濟與文化的巨大差異以及人們在鄉與城的游離中所面臨的精神困惑與身份焦慮。”（12）《紫山》延續了孫惠芬一直以來對城鄉問題的關注，當冷小環在小峪溝飽經磨難失去孩子之后，她再次回到了城市。與作家以往書寫的農民工進城的尷尬境地略有不同，再到城市的冷小環適應性極強，順利當上了酒店的大堂經理。她叫回了從前的名字“冷杰瓦”，這意味著主體性的回歸，她不再只有妻子的身份，找回了自己。當冷杰瓦確立了自身的主體性，她在城鄉之間的身份焦慮便不復存在，成為一個自立自強的人的理想蓋過了對過往的感傷和對未來的惶然。在被人陷害入獄刑滿釋放后，她憑借努力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開一個飯店名字叫“杰瓦號”。冷杰瓦的經營觀念是樸素而實在的，米飯管飽，所有來到“杰瓦號”吃飯的人不用再忍受饑寒之苦。“杰瓦號”開在農民街上，目標客戶也是在城市中生存的農民工，它無意中形成了一個屬于農民工的社群空間。“杰瓦號”聽起來像是一艘船的名字，更是一種隱喻：即使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如同漂浮在無邊海面，也有一艘船愿意為他們提供容身之所。在這樣的社群空間中，一種新型的倫理關系誕生了。它不再是由親緣結成的家族倫理，而是由共同的處境和階層情感結成的社群倫理。“杰瓦號”不僅招待著農民工，還接納了湯秀娟——一個與冷小環在家庭倫理上存在深仇大恨的女人。湯立生的死使湯秀娟對冷小環恨之入骨，想盡辦法地折磨這個她并不認可的“嫂子”。但在湯秀娟落難街頭被前夫家暴的時候，冷杰瓦出手相救，并收留她來“杰瓦號”做幫工。此時，冷杰瓦對她的幫助和同情已經與親緣再無關系，而是對一個同樣承受著家庭倫理暴力傷害的女人的憐憫。真實的是，“杰瓦號”并非一個烏托邦，時而有農民工占小便宜，還要面對其他競爭者的惡意。冷杰瓦的選擇是調整經營方式，既能更好地適應農民工的需求，又不損害自身的利益。“杰瓦號”傳遞的是一種“和而不同”的觀念，它不回避沖突，在差異之上追求“和合文化”。“‘和合’作為一種理論思維形態，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形相和無形相的相互沖突、融合，與在沖突、融合的動態變易過程中諸多形相和無形相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13）在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著來自自然、社會，以及人類本身的重重危機，地緣、種族、文明沖突不斷。而“和合文化”是針對這一病癥的一劑良藥，它使人們打破國家、民族、地緣的邊界，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他人和自己，達到求同而存異的目的，使萬事萬物和諧發展。“以‘和而不同’原則為前提的‘和合文化’，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傳統和最具文化影響力的基本精神。”（14）“杰瓦號”這一社群空間，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小范圍內的實踐。《紫山》所體現的在和合文化觀念基礎上形成的社群倫理，比家族倫理更包容，更牢固，更能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

《紫山》是一部鄉土氣息十分濃郁的小說，這得益于其中涉及的諸多民間文化和傳統資源。無論是村民們信奉的風水規則，還是暮水云信奉的佛教文化，乃至湯犁夫安身立命的木匠工藝，都屬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獨特的是，小說中的傳統資源不是墨守成規的，而是進行了現代化的轉化和發展，成為鄉土倫理新的文明養分。小峪溝人篤信風水，在發送湯立生的當天，天降暴雨，電閃雷鳴，峨山上所謂的“風水石”滾落，這些都被人們視為天道。但在這場葬禮中，看似順應天道、公允行事的烏老道救走了自己的女兒冷小環。天道不再純粹，“風水石”的民間信仰符號也失去了意義。但結合小說中提到，礦山開采后山體滑坡時有發生，“風水石”的滾落就并非偶然，從天而降的大石更是生態危機的具象化隱喻，其符號意義迎來了現代化重生。美國學者艾愷研究了19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反現代化思想后提出：“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義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有價值的其他東西作為代價。”（15）暴雨、雷擊這種區域性極端天氣的生態寓言，象征自然對鄉土倫理異化和文明失衡的報復。人在雷雨之中的避無可避，消解了“人定勝天”的啟蒙邏輯，證實了人與自然實際上是一個共同體。《紫山》超越了以人為核心的人類中心主義，將關切的目光投向了鄉土社會的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16）鄉土中國的變化，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表現之一。而生活在鄉土社會的農民的現代體驗和精神世界，又與鄉土中國的變化息息相關。農民在心態上的嬗變，可以看出他們對于現代化的態度以及適應程度。劉文祥曾指出：“未來塑造新農民的關鍵應該是：寫出人們在現代化過程中豐富的心理體驗，關注人們精神世界的復雜性。”（17）湯犁夫滿足了新鄉土寫作對于“新農民”形象的豐富想象，他既鄉土又現代，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小峪溝的縮影。湯犁夫的別稱是“湯木匠”，十里八鄉的人們之所以鐘情湯木匠的手藝，就是因為他會在自己打的家具上，留下主人喜歡的雕刻。他并非一個普通的木匠，而是一個懷有匠心的手藝人。而在成為木匠之前，湯犁夫曾經是一名光榮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作為修汽車的“技術大拿”，被外派到非洲參與鐵路建設。木雕技藝與汽車修理，無疑是鄉土與現代的一種交鋒，湯犁夫最終選擇了對鄉土的持守。面對資本、權力對鄉土的入侵，湯犁夫反對開采礦山，更鄙棄宮占魁等人的錢權交易。他對木雕手藝的堅持，是以古老的工匠精神反對資本暴力。以技術為核心的科學中心主義加速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異化的弊端，湯犁夫的努力或許只是螳臂當車，但工匠的精神是屬于全人類的，作家為現代社會的全球性精神危機提供了可能的中國式鄉土方案。

湯犁夫的非洲經歷，既是《紫山》中隱秘的敘事伏線，更是中國故事參與全球對話的微觀縮影。湯犁夫的身份具有雙重性：既是汽車修理的“技術大拿”，又是攜帶遼南木雕技藝的手藝人，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匠心與現代工業技術進行了一次跨時空的對話。作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他在非洲鐵路建設中的技術援助，超越了簡單的工程幫扶，成為跨文明倫理實踐的具象化載體——以工匠智慧彌合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的裂隙，在異國土地上共同編織出“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圖景。湯犁夫所代表的中國援助，消解了技術作為權力資本的暴力性，構建起平等互助的倫理基礎，展現出中國故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技術援助不是施舍，而是基于共同生存需求的文明共舞。

張福貴曾指出，人類文明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時代：一是“點”的時代，人類在隔絕的環境下，基于相似的生存需要產生了相似的文明形態；二是“圈”的時代，由于某種較高級的文明有機體向周邊擴展，形成了某種文化圈；三是“球”的時代，人類文明出現共時性同步傳播的態勢，全球化大勢與局域性分化是未來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致走向（18）。在《紫山》所呈現的世界，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了“球”的時代，與湯犁夫有血脈親情的蘇家信仰基督教，冷小環的養母信仰佛教，宗教不是“圈”時代的某個文化圈僅有的，已經流傳到了遼南地區的村莊。但在這里，慕水云信奉的不再是宗教性的佛教，而是世俗性的佛教。慕水云的修行實踐，顛覆了傳統佛教“遁世苦修”的刻板印象。雖為出家人，她卻收養了棄嬰冷小環，嫁給了丈夫冷相旭，將“普度眾生”的宏大教義降維至日常倫理。慕水云在女兒的飯館“杰瓦號”幫工，對來往的農民工食客心懷悲憫，以身體的重復勞作成為“肉身菩薩”的現世顯影，周濟食客的善舉則暗合“眾生平等”的佛理內核。這種“佛在人間”的實踐，與強調的“和合文化”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形成共振——通過將佛教的出世理想轉化為入世責任，慕水云構建起融合血緣、地緣與佛緣的新型共同體，勾勒了一幅倫理新形態。

《紫山》對鄉土倫理的書寫突破了靜態規范的束縛，展現出對文明新形態的適應性演進能力。鄉土倫理通過自我調適機制，在城鄉融合與全球化浪潮中完成價值體系的重構，既保留文化根基又實現現代化轉型，體現“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同時又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在文明交流中形成價值公約數。通過技術共享、文化互鑒等實踐，探索具有普遍意義的倫理方案，使地方性智慧升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資源。《紫山》中體現的鄉土倫理觀念，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要求殊途同歸。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9）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涵極為浩瀚，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紫山》則以文學的方式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打開了新的空間，以“和而不同”的東方智慧，為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提供一種非霸權、非對抗、非掠奪的方案，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在新時代的注腳。

結 語

《紫山》以遼南鄉村為棱鏡，折射出中國鄉土社會在現代化浪潮中的深刻裂變與緩慢重生。《紫山》的突破性在于，作家以冷峻的筆觸剖開倫理的創口，讓潰散的鄉土文明在陣痛中顯露出再生的可能。小說通過湯立生之死這一倫理核爆事件，將鄉土倫理的潰散推向極致，卻在廢墟中生出更具韌性的倫理形態。當冷杰瓦的“杰瓦號”飯店成為農民工的諾亞方舟，當慕水云將佛堂化為世俗救贖的驛站，當湯犁夫以木匠技藝抗衡現代工業，傳統的家庭倫理被重構為空間性的社群倫理，固化的道德教條讓位于動態的倫理調適，這種書寫突破了鄉土文學慣常的“啟蒙—批判”或“懷舊—挽歌”范式，展現出鄉土社會自我更新的內在動能。

在全球化語境下，《紫山》以其獨特的倫理敘事，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三重視野。其一，守正創新的中國智慧。木雕技藝和工匠精神古已有之，在1990年代的遼南鄉村依舊存在，拒絕斷裂的文明觀，恰是對西方現代性“顛覆—重建”模式的超越，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守正創新”的特質。其二，“佛在人間”的倫理實踐。慕水云的修行不再囿于青燈古佛，而是將佛教“眾生平等”轉化為具體的責任倫理。這種世俗化的信仰形態，既保留了傳統文化的根系，又以開放姿態回應現代社會的原子化困境，為人類精神危機提供了“此岸即凈土”的解決方案。其三，“生態共同體”的文明自覺。“風水石”和暴雨雷電從天道懲戒轉化為自然抗議，小說以極具張力的意象暗示，鄉土文明的重建必須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

孫惠芬以“在地者”的切膚之痛和“觀察者”的冷峻目光，破譯了鄉土中國在裂變中重構的文明密碼——它既非對傳統的復刻，亦非對現代的臣服，而是在地經驗與人類價值的辯證對話。《紫山》不僅是一部關于鄉村命運的作品，更是一份刻在中國土地上的文明宣言——它證明，最深重的危機中往往孕育著最富生命力的新芽。

注釋：

（1）費孝通：《鄉土中國》，第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孟繁華：《百年中國的主流文學——鄉土文學/農村題材/新鄉土文學的歷史演變》，《天津社會科學》2009年第 2期。

（3）文能、王山：《關于“新鄉土文學”的對話》，《文藝報》2006年10月12日。

（4）楊慶祥：《什么是新時代文學？》，《北京文藝評論》2024年第1期。

（5）李云雷：《“新時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分期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0期。

（6）李遇春：《新時代文藝創作深刻體現文化強國戰略》，《光明日報》2023年6月15日。

（7）周大鳴、黃鋒：《家族主義的傳承與發展——紀念鳳凰村研究100周年》，《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8）（9）梁家勝：《互為表里的生活與俗信——從宿命觀念和風水信仰切入》，《民族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

（10）夏子：《鄉土文學的家園意識》，《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11）張福貴：《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文學文化自信》，《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12）馬琳：《空間場域·身份認同·人文關懷——經濟變遷背景下的孫惠芬小說》，《小說評論》2009年第S1期。

（13）張立文：《和合學》，第5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14）（18）張福貴：《“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取向與中國新文學主題的再理解》，《文藝研究》2023年第7期。

（15）〔美〕艾愷：《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第231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1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7）劉文祥：《新時代語境下的“新鄉土寫作”現狀及其未來進路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1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第13-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