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文學公共性的缺失與重構

　　所謂公共性(Publicity)，當代德國著名思想家尤根·哈貝馬斯在其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提出：“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它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立的。有些時候，公共領域說到底就是公眾輿論領域，它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相抗衡。 ”華東師范大學許紀霖教授則認為，“公共領域最關鍵的含義，是獨立于政治建構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它們對于政治權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時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只要在整個社會建制之中出現了這樣的結構，不管其具有什么樣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都可以判斷，它是一種公共領域。 ”

　　“文學公共性” ，也稱“文學公共領域”或“文學公共空間” 。哈貝馬斯認為：“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與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 ”北京師范大學趙勇教授由此推論：“文學公共領域應該是十分重要的領域，因為它既是政治公共領域形成的基礎，又是聯結私人經驗與政治公共領域的中介與橋梁。作為私人經驗的政治訴求首先是通過文學形式的固定才進入文學公共領域的，而在此領域中因文學公共話題形成的公眾輿論，又可成為進入政治公共領域的前奏。如果說政治公共領域的輿論是剛性的、直來直去的，文學公共領域的輿論則顯得柔和與委婉，而經過文學與訴諸人性層面的疏通與鋪墊，文學公共領域的輿論進入到政治公共領域之后很可能會具有一種美學力量，它可以讓政治訴求變得更容易被人接受。 ”

　　首都師范大學陶東風教授直接為“文學公共空間”下定義：“它是一個獨立于國家權力場域，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學公眾參與的交往對話空間。 ”文藝評論家南帆認為：“這是一個談論公共事務的場域；這里所出現的聲音、觀點將得到全社會性的矚目和議論。 ”

　　當代中國文學公共性缺失現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作家過于關注私人領域，有效回避或遠離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使文學承載的思想文化的引導功能變得越來越微弱，從而也使文學的社會話語權不斷萎縮和幾近失語。文學的公共性缺失可歸納為以下幾種情況：

　　文學價值取向的偏差。文學是“人學” ，應該堅持人的理想，站在人的立場上，關注社會現實，以人的價值、理想、精神對非人道的“物”抗爭，對不合理的現實進行批判。文學最重要的價值在于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的豐富內涵，表現對人類精神、人性的深刻關懷。文學價值是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辯證統一，始終體現、凝結并發展著真、善、美；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肩負著社會輿論的引導者和社會行為的示范者的重要使命。然而，當下中國一些文學作品卻反其道大肆描寫人所具有的動物本能及潛在的欲念，追求個人意識和極端私人化的自娛自樂，遠離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和文學傳統的“載道”功能；文學為金錢所綁架，以庸俗的艷情、色情敘事去諂媚、迎合社會一些萎靡或墮落精神需求。文學價值的種種偏差，迅速瓦解文學傳統話語的權威，文學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

　　文學內容供給的缺位。文學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內容與形式是文學作品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中國古人倡導“文以載道” 、“詩以言志” 。“載道”和“言志”是“文”和“詩”存在的基礎。無論是新樂府運動，還是古文運動，中國古代幾次重大的詩文革新運動，都舉著反形式追求、反靡麗文風的旗號。然而，在當下中國，許多作家脫離社會生活，缺少必要的生活積淀和獨特的社會體驗，他們的創作素材不得不靠報紙的社會新聞版內容或者影視碟片來填充，甚至靠憑空想象捏造；同時，許多人過于追求華麗的語言以及純形式的文學藝術。文學內容供給的缺位，導致中國當下文學的“皮囊化” 。

　　文學監管機制的缺失。目前，社會一些“黃、賭、毒”作品的出現，既嚴重沖擊了出版業的市場秩序，也毀損了文學的聲譽。其中有人為原因，但更多是制度缺陷造成的。長期以來，我們對作品的評估、監管和治理的法律或機制特別缺乏，一定程度上滋生或助長了這種文學亂象。評論家白燁曾批評網絡作品處于“無監管、無批評、無引導”的“三無”狀態，傳統作品，同樣如此。目前的文學批評，更多只對作品的內涵、價值以及現象作一些探討，經常是“蜻蜓點水、無關痛癢” ，還存在著有意的貶損或吹捧，談不上對文學的“監管” 。

　　文學傳統精神的淪落。中國文學藝術源遠流長，在數千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不斷積淀、總結、提煉和完善，逐漸形成了優秀的文學傳統精神。然而，在當下中國文學，這種精神卻被褻瀆了。有些作家長期脫離或無法審視當代現實，忽視對民生、社會的深層關懷；他們思想落后，缺乏歷史穿透力和人性洞察力，沉迷于自我歷史回憶，自說自話，或以自然主義和失敗主義的態度面對現實，把人生之惡絕對化、主題化，讓人們不斷浸泡在苦難、痛苦、仇恨、壓抑、兇惡、畸形、污穢或變態的情感狀態之中；面對市場化，他們放棄了文學特有的審美理想和獨立原則，以迎合畸形的社會需求為寫作目標，制造越來越多的文學垃圾，不僅讓文學蒙羞，也加速了文學的邊緣化。

　　重建中國文學公共性的路徑選擇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形式，文學公共性的基本使命就是改革、型塑人的主體結構和情感意志，并在社會心理的中介下以審美的方式介入現實生活，促使社會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甚至其精神關系發生歷史變革，謀求建立一種新的存在秩序與社會關系結構。目前中國應當通過一系列的改革，采取多種措施，實現向文學公共性本位的回歸。

　　筆者認為，具備“文學公共性”特征的作品，至少應當具備以下四個基本特點：

　　第一，從文學價值取向或目的看，在一定時空范圍內，文學代表人們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訴求。第二，從文學參與者看，文學雖然是個體勞動，創作必須個性化，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和思考以及個體的審美意識，但文學是和時代、社會、歷史、民族緊密相結合的，不應該呈現私密性，而要體現社會大多數民眾的文化意愿和公共精神。第三，從文學參與社會輿論程序看，作家通過發表作品或觀點，在公開、公平、合法的狀態下與受眾進行心靈的溝通或平等對話，承擔了社會公共議題的設置職責，發揮了促成輿論交鋒從而達成社會共識的功能。第四，從文學的本質和精神看，人們基于理性、正義而參與創作活動，發表的作品或觀點，具有介入性、干預性、批判性以及明顯或隱含的政治訴求，并能引發公眾的廣泛共鳴和參與意識，體現了維護公共利益和價值取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