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學研究的新方法

　　新近出版的《西方美學論稿》(王向峰著，遼寧大學岀版社，2011年12月)一書，在體例編排、語言表述、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努力。可以說，作為著者50余年教學科研積累的水到渠成之作，《西方美學論稿》是在西方美學研究領域具有獨立存在意義和價值的一項學術成果。

　　首先，著者憑一己之功達成的史論規模，因其美學觀念能夠融會貫通到全書，使其頗具學理價值。全書五編35章，以時代為線索、人物為綱要，從古希臘美學到后現代的新歷史主義，在全貌、全景式的學術視野里擇要而論，時間跨度雖大但主要人物、流派基本詳全。著者以“像蠶非生產絲不可一樣”的理性沖動，集成如此規模的史論著作，既令人驚喜，更令人敬佩。

　　其次，“講”為主、“論”為輔的表達，給西方美學史論帶來趣味性和易讀性。“講”與“論”，一個強調用口，一個強調用筆，“我口說我知，我筆寫我知”因交流對象不同，成文風格就有了不同。“我筆寫我知”的文章行文縝密，結構嚴謹，文字質樸簡潔，“文約而事豐”；“我口說我知”的文章散淡隨性，即興閑適，表達上口語多、短句多，文氣更有活力，少了刻板之氣，呈現一種素樸散淡的風格。譬如，著者在論及鮑姆加通的自由藝術理論時，寫道：“藝術一詞在古希臘意義廣泛，凡是自然之外由人的技術造成的東西都是藝術，也就是廣義的藝術。這種廣義的藝術有兩種：一種是一般的工藝的建造，如做器皿，有定量標準，而非任意建造。如做杯子，有功用制約。現在工業生產有標準件，技術要求嚴格。而后來，把文學藝術從中分化出來，出現了自由的藝術。其重點在于顯現人，而不是服從功能。而前者雖由人創造，但重點不是顯現人。這一區分，把古老藝術的廣泛包含中的文學藝術劃分出來，實則把藝術與非藝術做了劃分。”這里由語言平易所彌散出來的“簡單味”，有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神韻。這也正是作者閑靜多思、不慕榮利的心境外化，是一種精神魅力的沛然顯呈。正是這種“講”為主、“論”為輔的方法，使《西方美學論稿》有了不同于其他同類研究的語言傳達方式。

　　最后，該書中西互滲的研究方法，讓西方美學史有了多維的呈現。朱光潛《西方美學史》的意義，在于推開了中國學者研究西方美學的學術之門，同時奠定了漢語西方美學史著的基本形態。《西方美學論稿》則在繼承的基礎上做了大膽的嘗試，運用歷史性和思想性兼容并及、中西互滲的論析方法，使讀者既把握了西方美學史從時間維度上的客觀存在，又見識了其內在的思想發展脈絡，更重要的是領略到西方美學思想對中國文學藝術實踐，乃至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積極借鑒意義。著者在論述西方美學家的思想之際，不時地比照中國思想家、文學家的思想，以及中國文學藝術創作的實踐經驗，能使讀者更加透徹地理解西方美學理論。譬如，著者用中國儒家的立德、立行、立言，《莊子·外物》的“得魚忘筌”，《滄浪詩話》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佛教的第一公案，與海德格爾關于語言、詩對于人生存的意義互相參證，使西方美學思想因時空距離產生的隔膜感、生疏感有所消解，更易于讀者的理解和吸納。這樣的西方美學研究不僅具有了原理的“傳播性”，而且具有了原理的“生產性”。中國學者研究西方美學史的真正意義，得以凸顯。

　　總之，《西方美學論稿》一書在西方美學研究同質化日益嚴重的當下，顯得尤為可貴和重要。著者對西方美學研究方法的突破，不僅為西方美學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也為建設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以及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