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熙：酒醉臺北

　　我的飲酒生涯中，有過三次大醉的記憶。第一次是1982年之春，訪問澳大利亞歸來，剛剛回到國門廣州，就忘我地一飲而醉；第二次，是在1991年之冬，電視臺陪同我回訪昔日我所在的一個勞改農場時，大概是由于過多的悲楚的往事，一起涌入我的心扉之故，我醉倒在那塊我曾付出過汗水和流過血水的土地上。在臺北是我20年來的第三次醉酒，仔細究其緣由，我之所以酒醉，不外是出于兩岸相隔了幾十年，手足情濃的感情因素所至。

　　我喜酒而又善飲，始自上世紀50年代——即使是在勞改生活的20年里，我與酒也沒有斷了緣分。在大雪紛飛的冬日，幾杯劣質的白薯干酒進腹，頓感驛路嚴寒化為烏有。當時，我內心十分感謝大禹的女兒儀狄，如果古代沒有儀狄造出使堂堂男兒頓生陽剛之氣的瓊漿玉液來，中華當少了許多鐵血男兒。酒是有情物，因而當我同代的許多文友，因身體健康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與酒告別時，唯我仍然嗜酒如初。我何嘗不知酒精之害，但是“人求其全何其樂”？也許正是我的這種并不附和時尚的行為準則，才使我留下這次酒醉臺北之記錄。

　　那天是1998年10月28日，是我們抵達臺北的第二天，白天的參觀已使我感到十分疲累，晚上盛情好客的主人又在晚宴上頻頻舉杯。我們一行的作家中，善飲的莫言、蘇童、余華等，都被分在另一桌進餐，與我同桌的王巨才有糖尿病，而被我們一路上稱之為“張小姐”的老弟張煒，又屬于那種與酒絕了緣分、嚴格恪守養生之道的文人，這種情況頗使敬酒的友人掃興。我本來也無意當那匹沖鋒的黑馬的，因為當天晚上還有朋友從新竹開車來看我，但又想到這是兩岸文友的第一次相聚的正式晚宴，如此理性地對待主人的敬酒，不僅有失文友聚會的火爆，而且有負中國文人的千年風范。巨才耳聞我有一定的酒量，便催我與之對杯；其實就是巨才不動聲色，我也到了無法自我克制的地步——面對那一次次的臺灣文友敬酒，來自大陸的文人似竟無鐵血男兒，已然使我感到汗顏，于是我站了起來充當了那匹沖鋒的黑馬，與臺灣的文友們一杯杯地對飲起來。在我的認知里，中國大陸的白酒度數最高的也不過50度左右，與之對上數杯，不會出什么問題，因而在對飲中失去了防范(事后才知當天我們喝的“金門高粱酒”，高70多度)。加上臺北的友人大都善飲，我一下子成了晚宴上對酒碰杯的目標。

　　是出于粗心？

　　是出于激情？

　　也許是兩種心緒合而為一的緣故吧，我忘乎所以地貪起杯來。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失準的話，好像是臺北南華管理學院文學所的一位同行，提議我與他對飲“深水炸彈”。這個名詞在大陸是沒有聽到過的，就是把一杯白酒，沉到臺灣產的生啤酒的大杯子里，白酒連同啤酒一同飲下。我已然被酒興激起，便再無任何一點怯懦之情，一杯杯地與這位朋友對起杯來。晚宴下來，我已喝了足有半斤多白酒，再加上混同白酒一塊入腹的啤酒，我開始有了醉酒的感覺。這時耳邊似聽到張煒老弟對我的耳語：“上飛機前，嫂子可是讓我監督你喝酒的。”但此刻停杯為時已晚，我只好野馬撒韁地任其自然了。

　　我是被文友攙扶回賓館的。在回來的路上，恍惚地記起今晚還有朋友要來。待等我走回屋子時，從新竹開了一個半小時的車、專為來看我的友人林韋伶女士，已然在室外等待我多時。我用頭腦中殘存的一絲清醒，向友人握手問候，并把她讓到我的房間里。友人已經看出我已醉酒，便沒在屋內久留，匆匆把她送給我和我妻子的禮物交給了我，并詢及我的行程中能否在新竹停留，就站起身來向我告辭。我挽留她稍坐一會兒并拼命冷卻著我昏昏然的頭腦；在瞬間的清醒之際，我把最近在大陸出的一部新書《走向混沌》三部曲回贈了她。當我在書的扉頁上簽名時，我記得手在哆嗦，可以想象無論是我個人的名字，還是林韋伶的名字，都一定寫得歪歪扭扭，如同醉鬼畫符一般。之后，我的記憶就消失了……

　　待第二天早上起來，我才發現我是穿著西裝睡在床上的。睜開眼睛的時候，正是早上七點鐘整。第二個自我發現是，夜里睡下時沒有關閉臥室的門，好在臺北十月底的天氣還很熱，使我醉臥臺北的那天夜里，沒有傷及身體。唯一讓我頭痛的是那身西服褲子，不僅留下豪飲時斑斑湯痕酒跡，還被我揉得皺皺巴巴的——而當天臺北圖書館“兩岸作家展望二十一世紀文學研究會”的開幕式將隆重舉行。我只好打開箱子，從新更衣，把衣箱翻得亂七八糟。雖然如此，我絲毫不悔昨天晚上的酒醉，試想如果沒有我當對杯的靶牌，文友的相聚，將會為之冷寂失色；“兩軍對陣”，總要有人付出一點“犧牲”，那么就讓我擔當這個角色吧！

　　在那天兩岸作家共議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會議上，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那就是昨晚與我對飲的作家，見我仍然滿面紅光的光臨會場，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們之間留下一段如下的對話：

　　“你沒有被‘深水炸彈’擊沉？看你當時已經飄飄然了。”

　　我說：“下沉了一夜，這不又飄上來了！”

　　“你很善飲，咱們找個機會再會一次。”

　　“那得要換個地方了，你們到北京去，我請你們喝‘酒鬼’！”

　　“酒鬼遇酒鬼，不知是你醉倒，還是我們醉倒呢！”

　　我說：“久別相逢，雙方皆一醉方休，那本身就是一篇浪漫的文學。”

　　臺灣友人們說，那是文學品種中的詩。時代中死了李白與酒的瀟灑，也就死了不少的浪漫文字。

　　一曲飲酒的浪漫情話，就這樣留在臺北了，但是我卻愧對了那位開車從新竹來看望我的朋友。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到了我們臺灣之行的最后一站高雄時，我特意打電話到新竹的朋友家里。我說懇請原諒我那天的失禮，因為文人與酒是難舍難離的——只有將來你們到北京時，我再向你賠罪了！

　　電話聽筒中傳來友人的聲音：“我理解你的心情，當時我只是怕你病倒在臺北；你很健康就好，請你轉達我對你太太的問候。過去不知道你那么愛酒，下次去北京時，我是不會忘記給你帶去一瓶‘金門高粱酒’的。祝你在返程中一路平安！”

　　秋日之夜，偶然翻閱臺灣之行的影集時，看見巨才、莫言、張煒、余華、蘇童、舒婷、王安憶、池莉、陳丹燕等眾多文友肖像的同時，不禁憶起了酒醉臺北的往事。此時又適逢十月之尾，便有了這篇14年前血濃于水——酒醉臺北的文章出爐。

　　作者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