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作家的節儉(何申)

　　文人古來多節儉。不節儉也不行，杜甫后半輩子幾乎都為生存奔波。“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家里連床像樣的被子也沒有。當然，也有大手大腳的，李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他有來錢的道，別人學不來。司馬相如娶了卓文君日子好了，卻吃出了糖尿病，那時也沒二甲雙呱，還得“節儉”管住嘴，重過苦日子。

　　我最先親眼看到當代作家節儉的，是老作家林漫。林漫原名李滿天，延安干部，大個子，人很慈祥，曾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某個盛夏，去圍場壩上采風。那時條件差，伙房的菜上得慢，林老的習慣是上一個新炒的，就把剛吃剩下那盤連菜帶湯倒上去，然后把空盤子放在底下，吃完了，桌上一摞盤子。有的女士不習慣，偷偷去別的桌。我還行，一直堅持，林老說這輩子就受不了一點浪費現象。他的級別很高，一路上卻全跟我們年輕人一樣，坐租來的稀里嘩啦亂響的破班車，途中啃面包，用手兜著，渣兒都不掉。

　　大詩人田間來承德，與青年作者座談，穿一身黑色舊呢子，講了一會兒他伸手往懷里掏什么，沒掏出來，接著講。講講又掏，這回掏出來了，是一根煙，點著了慢慢抽，什么牌子的，誰也不知道。當時沒有桌上擺煙和水果的做法，抽煙也是各抽各的。田間先生家在北京，他在外時間長，夫人也出門，他寫一紙條給辦公室的同志，請他上北京到他家(想必是有鑰匙)看看，院里有一小壇腌的雞蛋，“可煮一只，嘗嘗是否咸了”。這事廣為流傳，有說“摳”的，但多數還認為他們這些老同志是從骨子里養成了節儉的習慣。

　　因為作家節儉，也有好多鬧出笑話。當初我們這文聯一個作者，省吃儉用買了輛新自行車，喜愛得不得了。那時路不好，怕車子沾泥水。常常是他騎車子出去，回來車子騎他——扛回來。住平房，放院里怕丟了，放屋里怕磕了漆，他就在墻上釘了個大橛子，把車子掛在上面。每天躺床上看著新車，比現今買了寶馬還高興。地震時，別人往床下鉆，他往墻上竄，怕墻倒了砸了車，至于砸不砸自己，事后說，沒顧上想。

　　別光說旁人，就說我自己吧，我還不屬于特節儉的，但經歷過下鄉插隊那些年生活，一開始參加一些特別豐盛的宴請，散了，看滿桌的剩菜，就特別受不了。在外地不能說啥，在承德我說你們不好意思，我不怕，我打包。可架不住有時天天有飯局，老伴都急了，說吃不了也得扔，怪費事。我一看這風氣真不是咱一兩個人能扭轉的，漸漸也就見怪不怪了。

　　多數男作家在穿戴上都不講究，甚至有些拖沓。有一年冬天去沈陽領“芒種”文學獎，就請了我和山東一位作家。我穿一件舊大衣，他穿一件舊羽絨服，往外竄毛不說，拉鎖還壞了，用別針鉤著。進賓館，門衛都攔著不讓進，說：桑訪(上訪)不在這疙瘩。

　　后來條件好了，作家們也漸漸“奢侈”了。天津作家肖克凡請我吃鍋巴菜(早點)，說：“大哥，咱現在有錢了，一人吃兩碗，別心疼呀！”

　　《潛伏》作者龍一外出，事先算好，去幾天帶幾雙襪子，咱天天穿新的，一天一雙。然后攤比三家，“您這多錢一雙？”“兩塊五。”“哎呀，貴啦！兩塊吧！”“行，兩塊。”“那來六雙，給您十塊，正好。”“您這賬怎么算的？”“二六一十二，錯了嗎？”“那兩塊呢？”“噢，我一下買五雙，你怎么也得饒一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