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走出去，貢獻什么樣的作品

　　2月20日，來自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節日期間圖書銷售數字的統計顯示，以《蛙》為代表的莫言作品系列共銷售260余冊碼洋12000元。去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關注度仍在持續，據成都商報從實體書店和數據公司等多方調查，莫言獲獎后作品的月均銷量是獲獎前的199倍。而莫言版權方稱，30萬套文集在一個月內已經一售而空。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何建明認為，莫言獲得諾獎的原因之一，是作品被大量翻譯到國外。的確，莫言的作品在版權輸出上位居中國作家第一。在獲得諾獎之前，他的大部分長篇被翻譯成外文。然而，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境況，并非都如莫言般幸運。

　　法國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編輯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北京約見作家格非，談他的《人面桃花》版權輸出事宜。在談到出版合同時，格非表示了對某些條款不能認同。出版商問：“難道你不希望自己的書被法國讀者了解嗎？你的書不能在法國出版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格非說：“我的書不能在法國出版，是法國讀者的損失，我沒有任何損失。”兩人不歡而散。

　　格非說，國外也有好的出版社和好的翻譯，但是自己的作品在版權輸出過程中的談判與合作，多數是不平等、不愉快的。那么，中國文學在輸出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問題？又該如何因勢利導，使更多優秀的中國作品為世界讀者認知？

　　文學輸出，思想力和藝術性是關鍵

　　“國外翻譯家選擇我的作品翻譯，有必然性。必須承認新時期文學那批作家，作品被翻譯是跟電影有關系，但是慢慢地就不受電影的牽引。”莫言認為，翻譯家們有自己的眼光和文學標準，他們選擇翻譯誰不翻譯誰，是根據自己的文學愛好。西方的商業市場并沒有影響到嚴肅的翻譯家的自我選擇。作家們走出國門，應該是靠作品的藝術質量，也是靠作品的思想力量引起了西方翻譯家的注意。“如果沒有好的作品，再優秀的翻譯家，再優秀的出版社，出版再多的書，那也不會征服外國的讀者。”莫言說。

　　中國近幾年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功，國際影響擴大，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度也逐漸提高。同時，中國作家協會及部分高校在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中國文學終于由被別人選擇變成由自己選擇。推薦的機構越多覆蓋面越大，每個機構可能在選本上都會有重復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莫言希望不同的機構在選本上有獨特的風格和重點關注的方向，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特色，不要重復做同樣的事情。多一種眼光就多一些發現，多一些發現就可能讓海外讀者較為全面地了解中國文學的面貌。

　　推薦過去，國外的讀者接受與否又是個問題。前蘇聯曾經拿出龐大的資金推薦自己國家的圖書，但是有些作品推薦出去后形同垃圾，對作家來說只是被翻譯了而已。“我們不要急于求成，文學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這是緩慢的過程。今年翻譯一百本，或者明年一本沒翻譯，對世界沒有任何影響，世界可能會以上百年作為一個周期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文學。”莫言說，現在中國的對外翻譯引起了中國和西方的普遍關注，可能為作品走出去帶來積極效果。

　　“你找人將當代文學作品翻譯好，送到國外去賣，國外讀者不見得買賬。他們有他們的標準。”作家殘雪說，在“文學走出去”方面，國內文學圈還是有些浮躁。殘雪分析，中國的文學作品走向國外，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大出版社找作家簽合同，這一種屬于他們認為有商業利潤的，至少也要賣得快一點；一種是通過翻譯找出版社，翻譯有自己的口味，而且他們知道什么書找什么出版社。這幾年她自己屬于第三種。“我在美國近年基本上是我自己直接同出版社負責人聯系。我從網上查信息，然后寫信去自我推薦，讓他們看作品。而在日本，都是由我的翻譯找出版社。”

　　走出國門，有的門庭若市，也有無人問津

　　法國的一家出版社，看上去完全履行合同，引進格非作品，付出2000歐元的稿酬，轉手再將版權賣給別的國家，卻不與作家本人溝通。還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的書，不付版稅。作家們聯合起來寫信起訴，后來被告知這家出版社倒閉，資產評估后才能支付作家版稅，要求作家出庭——誰也不會為那一點版稅專門去法國尼斯打官司。中國作家跟國外簽約很少有不上當的，對方的合同很多是霸王條款。有一次在國外出書后，中國作家沒拿到版稅，出版社老總說，請大家吃飯，吃完飯發稿酬。臨走時發給每人一個信封，回去一看，每個信封里裝著的支票，相當于100元人民幣。在海外出書，對方會扣掉30%的稅，這是不應該的，因為我們在國內是合法的納稅人。格非說，中國作家對版稅考慮不是很多，預付的版稅也不是太高，有的翻譯大量刪改文字，大家都覺得無所謂，這個恐怕有問題。還有一些國內的作家，倒貼錢都愿意在國外出版，排著隊給翻譯家、出版機構送書。“我們可不可以反國際化？我說的國際化主要是被翻譯的過程、被創造出來的機制。我們不能無視國際化的領域，必須了解西方社會，但是作家寫作完全是根據自己的經驗，依據的是自己的文學標準。”

　　蘇童的《妻妾成群》因為有商業電影的原因，在法國銷售最好，除此之外，《我的帝王生涯》在市場上表現不錯，后來譯本超過《妻妾成群》，且西班牙、土耳其、葡萄牙等國家都有銷售。但是，蘇童也表示，翻譯作品主要的命運是無人問津。蘇童認為，從某種意義來說，翻譯作品很多情況下取決于機緣巧合。翻譯水平和選擇作者，取決于翻譯家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有多大，如果他們對文學研究是廣泛的、深入的，那么翻譯將是一流的。現在所謂全球化的時代，出版市場互相滲透交叉，這使作品互譯變成自然的現象。在自己獨立的漢語之中，你這顆獨立的棋子本來在世界的版圖上，棋盤是全球化的棋盤，無論出版外文與否，我們的視野都要開闊。

　　如何體面地走出國門，中國作家不必急

　　中國文學在世界出版份額很小，也許還不到萬分之一。格非指出，現在中國文學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國內有潛在的市場，中國的狀況是，一個成名作家，再糟糕的作品首印都能在幾萬冊左右，這樣的體制，限制了很多人才，也保護了很多庸才；二是國際方面，中國還在完成“現代性”的過程之中。反映到文學領域中，涉及海外對文學的評價，充斥著商業的、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影響。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和政治，都不是單純的，國際政治環境關系復雜。格非說，“我認為對國際化這個問題，應該冷靜思考。”

　　格非認為，文學版權輸出應該走專業的路子。他希望有專門從事版權服務的公司，聘請一些真正懂行的版權經紀代理人進行中國作品版權代理。現在版權輸出只是附加的部門，很多機構接觸不到漢學家，不知道怎么保護作家。“我希望中國有若干值得信賴的版權代理，國外需要找某作家時，直接找版權機構就可以。現在國外出版商到中國也很茫然，不知道如何判斷，也不知聽誰的意見，批評家、作家、出版商各執一詞，眾說紛紜，市場非常亂。如果有專業的代理機構，對國際市場了解，對文學本身了解，有專業的國際團隊，會省去很多麻煩。”

　　南京大學教授許鈞曾經說過，一個好作家遇上一個好翻譯，幾乎就是一場艷遇。這句話成為作家畢飛宇眼中的經典語句。他用魯迅的“拿來主義”比喻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他說，魯迅的意思很明確，對外國的東西，我們要自己去“拿”，不能等著人家“送”，拿來的東西是安全的，有價值的。換位思考，其實外國也存在一個“拿來主義”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最好不要急著去送，而是建設自己，壯大自己，讓人家自己來拿。”“拿”就是挑選和比較。文化交流其實就是戀愛，是兩情相悅的事，既然是兩情相悅，你就不能死乞白賴地投懷送抱，這不體面。無論是接受還是追求，你既然參與了這個游戲，你就必須要遵守“非誠勿擾”這個基本原則。他認為，中國文學向海外輸出的最大問題不在翻譯，而在缺乏職業的文學代理人。在中國，文學代理幾乎還是一個空白。這是一個純商業的問題。為什么在中國沒有文學代理呢？因為文學在中國太不值錢，它幾乎沒有利潤空間。一個沒有利潤空間的事情怎么會有商人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