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與憂思——我寫“文革”中知識分子命運

陳寅恪

趙蘿蕤

吳宓

俞大絪

曾昭掄

　　最近，湖南文藝出版社相繼出齊岳南耗時8年寫就的長篇紀實作品《南渡北歸》之《南渡》《北歸》《離別》三部曲，共計170萬字。兩年來，該作在內陸已銷售近40萬套，臺灣繁體字版銷售近10萬套，在兩岸讀者間引起反響。2011年，在《亞洲周刊》評選年度全球華文十大好書(非虛構)中被推為冠軍。稱其為“對復雜的現代史進行精心梳理”、“全景再現中國最后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著”。

　　然而，讀者為之感動和哀傷的，并不僅是書中描述的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流亡西南的學術命運，恰恰更是這批杰出學人在“文革”中的一連串政治際遇。兩相對照，人們為經歷千難萬險沒有死于抗戰而死于“文革”的大師，以及這個民族在文化、學術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反思“文革”旨在揭痛的同時，觸動國人曾經的心靈扭曲與本相變形之癥結，亦追究當今“心靈的兵荒馬亂、信仰的分崩離析、道德的無所適從”亂相之源。反思本不止一文一日之功。然撫今追昔，更助于國人警醒與自覺地抵達中國夢、強國夢。

　　“文革”：知識分子的群體哀歌

　　《南渡北歸》第一部之《南渡》，敘述的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時，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平津、上海等地相繼淪陷。為保存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國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的教授和學子自平津、華北、華東等淪陷區南渡西遷。一大批知識分子從此開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求學、辦學生涯。

　　8年血與火交織的抗戰，山河破碎如風中飄絮。但戰時中國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被推向一種奇崛的高度，成為歷史的標桿。歷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敵機無休無止的轟炸中，南渡學人心憂國難，以“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的氣概，將課堂搬到樹林山溝，延續學術與文化薪火。

　　“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其后，凱歌聲中，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開始了歷史上第四次南渡后的大回歸。此為第二部書名《北歸》之由來。

　　抗戰勝利后，流亡的知識分子真回到了朝思夢想的家國故園。然而，經過了零星而短暫的好時光，等待這群自由知識分子的，不是歡欣與笑臉，而是陰云籠罩與血肉橫飛的內戰硝煙以及“反右”、“文革”陰霾。這批知識分子在這個翻云覆雨的大變局前后，開始了新的一輪兇險莫測的人生之旅。其結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面是胡適、梅貽琦、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錢穆、毛子水等大師，攜家帶口，同時帶著他們的個人理想和主義，越過臺灣海峽，進行第二次“南渡”，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傅斯年語)；另一面則是陳寅恪、葉企孫、饒毓泰、曾昭掄、吳宓等一批大師，在“南渡”中突然改轍更張，回歸故土，極力適應，卻終于在大時代的洪流中哀婉地離去，身后情境凄涼；更有一批“北歸”后原地不動的知識分子，緊守故土，積極改造，其晚境更令人唏噓——投湖、上吊、吞毒、冤獄，不絕。如向達、汪篯、俞大絪、陳夢家、傅樂煥、穆旦等。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在“文革”中左右逢源、出賣投靠，紅極一時。如馮友蘭、周一良等，最終又陷于世人瞠目的尷尬境地。斯人已去！真令人欲哭無淚、扼腕浩嘆——這就是《北歸》之后的第三部《離別》的大致脈絡。

　　為大師的離去深情一哭

　　陳寅恪“文革”際遇如何？眾所周知，他通曉十幾種外國文字，37歲即成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被學術界譽為三百年來僅此一人之“大師中的大師”。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在1957年“反右”之后厄運連連，“文革”中更是慘遭荼毒。當時陳寅恪已是臏足失明，造反派把他當作“牛鬼蛇神”從床上拖下來，強迫下跪，背誦毛主席語錄。倘不能背誦或有一句背錯，便遭一頓辱罵、銅頭皮帶抽打或棍棒敲頭的懲罰。1969年春節后，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出中山大學康樂園樓房而進入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的陳寅恪，病體衰弱得進湯水“流食”都已困難，偶有親友躲開造反派的監視，偷偷前來探視一下，躺在病榻上的陳寅恪說不出話來，只是眼角流出渾濁的淚水。

　　1969年5月5日，陳寅恪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待”。陳氏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語，終至淚盡泣血。造反派弄來幾個高音喇叭綁在陳氏的床頭對其喊話批斗�；紘乐厥�眠癥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當即心臟病發作。當時，住在中大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對此作過沉痛回憶：“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造反派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就是小死一場”，她說：“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

　　“元亮虛留命，靈均久失魂。人生終有死，遺恨塞乾坤�！贝藶殛愐�恪死前留給這個世界的內心獨白，也是他向這個扭曲的社會和人心發出的怒吼。

　　1958年陳寅恪被批判后，他的弟子汪篯也受到牽連，遭到一群號稱“革命戰友”的批判與圍毆，汪氏不堪羞辱，當天夜里便喝下“敵敵畏”。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歲，是北京大學第一個在“文革”中自殺的教授。另一弟子叫劉盼遂，“文革”爆發時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被抄家時，劉氏被拖至水缸前，頭上腳下強壓進水缸，令其窒息而死。

　　瘋狂歲月，何以言“善”

　　這段瘋狂歲月所醞成的人性喪失和人類悲劇，難以盡書。

　　原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由趙蘿蕤擔綱，另有俞大絪、胡稼貽、吳興華3位教師，1948年年末，在國共即將易鼎之際，俞大絪據絕其兄、國民黨交通部長俞大維派飛機“搶救”，毅然決定與丈夫曾昭掄留在北平。1952年院系調整后其進入北大西語系任教。

　　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白天挨斗后，傍晚被放回家獨自躺下呻吟。未久，另一伙造反派沖進來揪著俞的頭發拖于床下，繼之往墻上亂撞，讓其交待罪行。俞據理力爭，紅衛兵索性把這位年過半百的女教授剝光上衣，以銅頭皮帶抽打，俞滿地亂滾，哀號不絕。紅衛兵將其家中東西查抄，裝上卡車拉走。當晚，從昏死中醒來的俞大絪無法忍受如此污辱，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此為北京大學自殺的第一位女教授。

　　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掄乃曾國藩重孫、著名化學家，曾任北大教務長、高教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遭革職，翌年轉入武漢大學化學系“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俞大絪的死訊傳到武漢，已患癌癥的曾昭掄當場昏倒。后于1967年12月8日被迫害致死。死后的曾昭掄無人收尸，學校當局任其在單身宿舍床上變質腐爛。多虧曾氏一侄從外地趕來探望叔父，看到如此悲慘一幕，從校外找了一輛平板車，含淚將曾昭掄的尸體火化，而后將骨灰拋于長江。

　　趙蘿蕤的丈夫、古文字與青銅器專家陳夢家，“文革”爆發，因不堪造反派的批斗與污辱，決心“不能再讓人當猴耍了”，于1966年8月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后，后又于9月3日在僅供容身的一間小黑屋里上吊自縊。就在陳夢家第一次自殺未遂的第二天，紅衛兵再度抄了陳氏的家。批斗者把趙蘿蕤的頭發剃成“陰陽頭”，拉往北大校園，遭到更加酷烈的批斗和毆打——而動手毆打趙蘿蕤的人中，最威猛、兇狠，反復掌趙氏耳光的，竟是趙蘿蕤親自教過并讓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輕女性。經過這一場身心折磨和人格污辱，趙的心靈受到重大打擊，精神分裂癥加劇。

　　與陳夢家并列為“四大右派”之一的北大教授向達，“文革”中被造反派押往昌平太平莊勞動，晚上寢室門被從外鎖死，夜間如廁一概不準。向達患嚴重腎病，全身浮腫，尿液不能排出。但仍不準送醫院救治，只押回校內“勞改”。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學巨匠向達可以說在痛苦中被尿憋死。

　　出賣背叛，何以言“信”

　　“人間熱淚已無多”。在極端情境中，親情崩解，朋友反目，同道成仇，比比皆是。到后來，連“冷淚”都鮮有了。

　　人所熟知的因《海瑞罷官》而落難的吳晗，成為10年“文革”開刀祭旗的第一人。吳晗死的時候，頭發被批斗者拔光，牙齒被打掉，屎拉在褲子里。

　　據考據，當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長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尹達，與吳晗、鄧拓有過數度合作，并成為要好的朋友。當年，尹氏不僅與吳晗一起負責組織《中國歷史地圖集》繪制工作，還與鄧拓一起負責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而當“文革”風暴席卷而來的時候，尹達何以自處呢——他以歷史所為陣地，組織了一個“史紹賓”寫作組，即，以中國“史學界一哨兵”自居，揪斗失勢的知識分子。當年翦伯贊、范文瀾很快失勢，成為“史紹賓”揪查、批斗的對象。繼而吳晗的《海瑞罷官》案發，“史紹賓”更是憑著敏感的政治嗅覺，給予吳晗迎面痛擊。

　　其時，貴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尹達回到堪稱“紅色堡壘”的歷史所，召集“史紹賓”寫作組得力干將，在《人民日報》拋出了長達一萬六千余言的文章《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吳晗和胡適的來往信件》，這篇“雄文”給命懸一線的吳晗斷氣前的最后一擊。此后，吳晗徹底地登了鬼錄。

　　1972年，已是79歲的國學大師吳宓被允許返回重慶養病，住在原校內宿舍樓三層一間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吳宓本性一介書生，運動一來，避之不及，只能備受同仁誣陷攻殲。如，他在日記中說，“下午2～6點，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教研組合并運動座談會。某某二同志監臨，命再作交代。而耿振華、田子貞、李維品、朱學蘭、周顯忠、范太前等發言，集矢于宓”——如何“集矢于宓”呢？“命宓與父、碧柳、蘭芳割斷關系。眾逼問宓與張宗芳關系……田子貞又揭發曾宛鳳常捧花來，為宓插瓶中。朱學蘭則述某女助教，在宓外室考試時，宓奉茶，供醪糟……”

　　甚至，他日記中如是說——田子貞補充說，“宓某晚發言有云‘打倒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橫掃，即，打倒那些要橫掃牛鬼蛇神的人。即是反對此運動，足見罪大！”平素同仁，瞬間反目，捏造附會，落井下石。吳宓虎落平陽，繼而完全跌入深淵。

　　應當思考“我們的思考”

　　遙想當年，在民族存亡續絕的艱難歲月，南渡的知識分子深明大義，雖顛沛流離而不屈不撓，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戰的力量，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脈與讀書種子，使之弦歌不輟，香火不絕。然而，繼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之后，更有1966～1976年“文革”10年，這一批當年留在大陸、學貫中西的碩學鴻儒噤若寒蟬，從此集體失聲、民主不彰，學術自由消失殆盡——豈止學術與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就連自身生命，已形同一只螻蟻，隨時都有被虐殺的可能。我只是書寫了他們被虐殺、被蹂躪、被封口的歷史的冰山一角而已�！拔母铩敝�中，傳統文化的大廈轟然崩潰，學術陣地尸骨遍野。野草瘋長的文化荒原之中，除了叼著人骨的狼的嚎叫，難以聞到人類文明的氣息了。

　　極目當今中國學術界，一個令人痛心又無奈的事實是：大師遠去了，隱匿于歷史的嵐山霧海之中。延續千年的傳統弦歌不再，道德根系幾乎徹底斷裂，學術進程自源頭始停滯，教書育人的燈火黯淡。大師們當年之“續命河汾之志”成為一曲蒼涼的絕響。大師之后再無大師。人們看到的只是飄渺于天地間幾縷忽明忽暗跳躍著的香火——這便是“文革”為中國文化學術結成的一個惡果。

　　更深遠的影響則是它的遺毒在散布與蔓延。如地下水的污染，究竟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被排除與凈化呢？不要說，殘酷的歷史似乎教化了人們的生存技巧——背叛、出賣、誣陷、攻訐，似乎成為某些人的人生哲學，他們精熟地掌握著進攻防御的戰術技巧，出于利益而見風使舵，明哲保身……就連被稱為“這世上的鹽”的知識分子本身又當如何？一個新的時代來臨，盡管執政者與有識之士奔走呼號，萌發扭轉乾坤之志，卻是步履維艱，代價無窮——知識分子本應成為社會呼吸的肺腔和喉管，然而它們曾經被窒息和割破；知識分子本應成為社會的脊梁和硬骨，然而它們曾經被打斷和根絕；知識分子本應成為中國的一顆最自由的心，承載著傳統的文化與德行之根脈香火，然而他們心有余悸、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他們自身“好了傷疤忘了疼”，甚至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愿望。歷史的鏡子被摔得粉碎，文化溫情全然消失，冷酷無情又面目猙獰，人們變成非理性的群盲，集體失憶。

　　歷史是映照正義與邪惡的鏡子，一個不知反思、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后之視今，亦尤今之視昔”。如今，在“文革”浩劫結束30多年的當今，難道不該還原“文革”歷史、探明真相，找到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嗎？

　　我以為，另一方面，“文革”固然是人性惡的集大成。它將人類社會的進化，復原為蠻荒時代的嗜血族類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喪失了基本的文明。人們血液中的人性惡全被激發出來。最終竟是“善者亦為惡”，隨同著人們去糟蹋一些好人，這就不單單是善惡之辨了。事實上，或許，人們應該換一個視角來審視這一人類歷史上的“人禍”。即，應該超越通常所理解的善惡之爭、正邪之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為，一面是人性中的光明與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惡無法被量化，因而作為個體無法被準確測量和劃歸；另一面是，“邪惡制度下的人性”會將惡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合理化地表現出來——又有誰，能身處時代漩渦而能安然自處？可又有誰對“文革”中的“邪惡制度”負責！

　　因此，僅僅分辨出正義與邪惡是不夠的。簡單的善和純粹的惡，是人類的“天然性”，善惡站在同一邊；而站在另一邊的，是不可或缺的健全社會的法律制度，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道德和諧的文化內在，是對歷史的尊重和道得的敬畏，是人類的“社會性”——健全法律制度、道德自覺和文化良知，中國需要一百年亦不為過！也唯其如此，巴金所擔心的“文革”浩劫才不再重演，中國偉大的民族復興才能得以實現。

　　記得2005年出版的李寧武著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本質》一書指出，“應當思考‘我們的思考’”。即，不但要記錄和研究“文革”，還要對思考方式本身進行反思。以往，關于“文革”的研究存在局限，即多在“簡單否定”的層面上打轉，用“文革”所固定下來的思考模式研究“文革”，從而對之簡單否定與聲討�！皻v史分析如果僅僅停留在簡單的歷史否定上，那么，很容易造成簡單的再否定，形成循環否定的歷史怪圈�！�

　　有人說，在我們中國歷史上，這種教訓實在太深刻了。中國的歷史雖然悠久得足以令人自豪，但一場“文革”把數千年的歷史消耗了一半。這種歷史實踐中的反動與內耗的循環，必然充滿著反人性、反歷史、反人類的血腥味——或許，這也正是《南渡北歸》揭示并省思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