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理性與“反烏托邦”想象(張劍)

　　深度解讀 IN-DEPTH

　　科學、理性與“反烏托邦”想象

瑪麗·雪萊

小說《弗蘭肯斯坦》封面，為反映啟蒙時代科學傳播的名畫《氣泵中的鳥實驗》。

畫家約瑟夫·塞弗恩作品《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的雪萊》

　　瑪麗·雪萊，著名的英國浪漫派詩人比西·雪萊的妻子，曾經寫了一部小說，名叫《弗蘭肯斯坦》(1818)，故事講述了一個名叫弗蘭肯斯坦的科學家經過多年試驗，終于用碎尸塊制作成一個“人”，并用閃電將其激活，從而完成了自古以來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使命。然而，這個由科學創造的生靈不是正常的人，而是一個怪物。他有思想、有欲望、有需求，在得不到滿足時，就對他的造物主進行報復，殺死了弗蘭肯斯坦的多名家人。為了消除這個禍害，弗蘭肯斯坦對這個怪物進行了追殺，最后在茫茫冰雪的北極與這個怪物同歸于盡。這個故事所反映的是人類的傲慢、科學的自信、以及科學技術的失控可能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它代表了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思想內部所產生的一種針對科學技術的懷疑主義。

　　18世紀歐洲的工業革命和科技進步大大地增強了人們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的信心。蒸汽機、鐵路、造船、化工、紡織等新發展給歐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可能性，海外貿易、殖民掠奪逐漸打開了歐洲人的視野，同時也為他們積累了財富。歐洲人相信，理性和科學可以幫助人類從野蠻向文明進步，經過數百年的奮斗，人類可以創造出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體系合理、人人幸福的“烏托邦”。

　　雪萊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1820)中想象世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帶來火種，可以說象征了科學和理性的到來。他的解放開創了人類新紀元：從此世界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地生活，創造力得到了釋放，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這一切都是科學進步帶來的結果。雪萊對未來的展望與他的夫人瑪麗完全不同，他們代表了歐洲的科學技術思想的兩個方面。如果說雪萊代表的是對科學技術持樂觀態度的“烏托邦”想象，那么他的夫人代表的就是對科學技術持懷疑態度的“反烏托邦”想象。

　　在19世紀，很多現在看來不是問題的疾病都是不治之癥，浪漫派詩人濟慈在26歲時死于肺結核，拜倫36歲時死于癆病；《呼嘯山莊》的作者艾米麗·勃朗特也在30歲死于肺結核。但是在20世紀這樣的情況改變了，抗生素的發現使肺結核之類的疾病不再是不治之癥，從而大大地延長了人口的壽命。同樣是在19世紀，有人懷疑世界人口的增長將超過糧食生產的增長，饑餓和戰爭將不可避免。狄更斯在作品中所描寫的“愛爾蘭大饑荒”就是一聲警鐘。甚至到20世紀90年代，還有一個美國人寫了一篇題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但事實是，科技的發展提高了土地的單位產量，成功地解決了世界超過70億人口的吃飯問題。

　　的確，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但科學技術也有它的另外一面。在R.L。史蒂文森的小說《化身博士》(1886)中，一個名叫杰基的醫生喝下了一瓶特別的藥水，從而變成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人。白天他是善良溫和的自己，而到晚上他變成了邪惡的海德，痛苦地游走在善與惡之間，成為一個雙重人格的人。這只是一瓶藥水所造成的一個小小的意外。在H.G。威爾斯的小說《時間機器》(1895)中，迷戀科學的主人公亞歷山大制造了一部機器，可以在時空中穿越。結果他來到了80萬年后的未來，看到了一幅可怕圖景：人類已經分化為兩個物種，一個是生活在地下的、粗魯兇殘的被奴役階級莫洛克，另一個是生活在地上的、身體退化的統治階級埃洛依。難道這就是科學和理性給人類帶來的未來？

　　的確，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因素。人們有了更多的手段征服自然，也有了更多的手段毀滅自然，甚至毀滅人類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科學幫助人類發現了抗生素，挽救了生命，但科學也幫助人類制造了坦克、飛機、潛艇、毒氣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首先制造出原子彈，對日本的廣島和長崎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目前，人類擁有的核武器的單枚當量遠遠超出廣島原子彈，并且數量可以毀滅整個地球數百遍之多。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納粹集中營和種族清洗，西方知識分子對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發展道路有諸多反思，例如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1944)中就對啟蒙運動所信奉的理性提出了質疑。當理性被絕對化，那么它就變成了一種壓迫性的力量，因此啟蒙思想本身就包含著自我毀滅的因素。

　　科學技術的發展有時候會超出人們的想象，或者向人們沒有意料到的方向發展。機器變得越來越復雜，甚至擁有了超越人類的智力，人們會問，有沒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它們會脫離人類的控制，或者反過來控制人類？這種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電影《未來世界》(1970)就為觀眾設想了這樣一個可怕的場景。在美國達拉斯的一個游樂園里，機器人被廣泛使用，但是有一天機器人突然失控，開始屠殺人類，從此開始了人類奪回對世界的控制權的掙扎。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人類在這場掙扎中失敗，那么世界將是一個什么情景？在機器人的主宰之下，人類將變成什么？該電影70年代末進入中國，橫掃各大影院，成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美國詩人E.E。卡明斯在題為《空間(不要忘記了記住)被彎曲》(1931)的詩中，諷刺科學什么都可以做到，甚至空間都可以被彎曲。他說，人類似乎代替了上帝，成為“一個眼睛向上的，/平靜、輝煌、賜福的造物主”。只要他輕輕按動一個數字，“地球的最令人敬畏的/四足動物將全變成桌球”。在另一首題為《不要憐憫這個繁忙的怪物》(1944)的詩中，卡明斯稱“進步是一種舒適的疾病”，稱人類為“繁忙的怪物”、“不善良的類別”(Manunkind)和“掌握超級魔力、/無處不在的物種”。

　　人們應該承認，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人類需要做到的是使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英國哲學家羅素在《知識與智慧》一文中稱兩者不能夠劃等號，知識是經過專業化訓練所獲得的信息與能力，智慧則是綜合這些知識、正確使用這些知識的能力。科學就是一種專業化知識，如果沒有正確使用科學的智慧，那么它將會給人類帶來災難。用羅素的區分原則，克隆技術是一種知識，但是它會打破正常的傳承邏輯，造成倫理上的混亂，甚至人們意想不到的后果。轉基因也是一種知識，但是它在改變了植物天然的基因之后，給人類帶來的后果是未知的，不可預測的。科學的目的在于達到某個既定目標，但是具體這個目標會產生什么社會和政治效果，不是它思考的范圍。正是因為如此，在西方的大學里，理工科的大學生都必須學習人文課程，在專業知識以外，增加綜合思考的能力，以及將專業知識與宗教、道德、審美等價值相結合的能力。

　　反映知識走向極端的“反烏托邦”想象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于警覺的人們心中。加拿大著名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羚羊與秧雞》(2003)中描寫了生物科技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這是關于地球上最后一個人的故事。在未來某個時候，高科技生物技術公司為牟取暴利，開發各種免疫和抗病毒藥物，在動物身上進行基因嫁接試驗，培育供人類移植的器官，甚至蓄意研制病毒。主人公“秧雞”是一個危險的天才，他的生物科技實驗失控，導致人類的毀滅，只留下了他的朋友“雪人”，以及他的實驗結果、基因被改造的新人類，在世界的廢墟上孤獨地生活著。這是有遠見的西方知識界給世界的一部《警世恒言》。(張 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