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寫成了《北去來辭》(林白)

　　我總是不大喜歡對作品進行自我闡釋，我覺得這種自己的闡述會限制讀者的閱讀和理解，何況我與這部剛剛出版的作品距離是這樣近。太近了，反而不容易看清一些東西。

　　概言之，創(chuàng)作談是我感到為難的一類文章。只有在很少的時候，我覺得似乎要說上那么幾句——關于時代、歷史、世界、自我、人性、欲望，城市和鄉(xiāng)村……但忽然又感到，那要說的一切已經(jīng)被我剁碎之后揉在書里了，這樣一想，不如就算了吧。

　　希望我的書和讀者之間有一種神秘的聯(lián)系，所謂“詩性”，我認為絕不是“詩情畫意”之類，而是，在感知上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有充滿歧義的可能。

　　如此，在創(chuàng)作談中剩下的就只有談談寫作的過程了。

　　2007年寫完《致一九七五》之后，我覺得自己再也不會寫太長的作品了。我想寫詩，寫短詩，然后把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詩作集成一本小冊子。但僅僅過了兩年，我按捺不住又再度動筆寫了起來。一年之后，我寫成了一部被我命名為《銀禾簡史》的長篇初稿，16萬字。這時候正好有一個機會到埃及去，我扔下這部長篇稿子，一次都沒有再讀就興沖沖地動身了。

　　在紅海住宿的那個夜晚，月圓海闊、天風浩浩，我忽然決意給這部長篇增加一些東西。這個念頭一出現(xiàn)，海紅這個名字即刻從虛空中咚的一下掉在我面前，仿佛是我早已熟悉的一塊石頭。我興奮起來，打算一回家就撲到初稿上，推倒重來。在我的寫作經(jīng)驗中，興奮是第一要素。我估計，再有半年時間，我的長篇新稿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曠日持久。中間坐了幾趟飛機，我真怕自己從天上掉下來啊！每回出發(fā)的前一天，我總要把手頭的未定稿發(fā)一份給我的出版人隋麗君女士，似乎這樣能使自己略為安心。我從北京到武漢再到廣西北流，隨身的包里一直放著我的紙質(zhì)筆記本和筆，以便把紛沓而至的念頭記在紙上。就這樣，這部長篇把我越來越緊地箍在了它身上。我沉浸其中，對海紅這個后加人物的興趣漸漸超過了銀禾，她的失眠、漂浮、糾結(jié)、迷亂，她的神經(jīng)質(zhì)和自我審視、她的日漸凋謝以及自我更新的企愿……這一切，是那樣地一次次逼近我。我不停地倒騰她的前世今生，以至于一再延宕。

　　我已不記得一共改了多少稿，沿著海紅的足跡，我看到這部長篇達到了現(xiàn)在的體量，這是我動筆之初未曾想到的。而海紅也最終成為這部近40余萬字長篇的第一女主人公。我看著她，仿佛看到了自己。

　　個人經(jīng)驗是這部書中至為重要的內(nèi)容，這意味著，除了我把自己的個人經(jīng)驗給予書中的人物，同時也必須為書中的人物找到屬于他們的個人經(jīng)驗。

　　個人經(jīng)驗是一種實感經(jīng)驗�！皩嵏薪�(jīng)驗”這個詞匯是我從一本書中看到的，我一下十分喜歡，實感——具體、鮮活、生動、豐富，不可以被理論、觀念所充分涵納，在虛構性和創(chuàng)造性作品中，它給作品帶來不可化約的品質(zhì)，從而使我們不至于淪為觀念的傳聲筒。充沛的感性體驗(而不是某種“高于生活”的理論)是我多年來不竭的源泉，在《北去來辭》寫作的漫漫長途中，我再一次憑借著它，前所未有地，寫出了自己在這個時代的百感交集。

　　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有難度的寫作，從未有過這么多的人物，如此深長的時間來到我的筆下，我也從來沒有如此地感到自身和人物的局限。我的筆記本寫滿了6個，還不包括只寫了半本的那另外兩個。我不斷地增添內(nèi)容，同時謹慎地刪去一些篇章。我還神經(jīng)質(zhì)地一再給這部長篇以新的命名，但每次命名又都覺得不甚滿意。定稿最終刪掉了許多——有十幾萬字被廢棄了；書名也從在《十月》發(fā)表時的《北往》變成了《北去來辭》。雖然有的朋友不喜歡現(xiàn)在這個題目，但我一意孤行。3年來我有時堅定，有時猶疑、徘徊，但始終感到內(nèi)心還是滿溢的。

　　我竭盡所能要讓海紅突破她與現(xiàn)實的疏離感，同時希望自己也能找到與世界的真切聯(lián)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夠真確？我越來越意識到，一個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與他者、與世界才能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條遼遠的漫漫長路上，做一個與天地萬物風雨同行的人。

　　世界到底廣闊，除了人類社會，還有大自然以及深遠處的宇宙。對于人類面臨的種種困境，我常常心懷憂慮。不過，一個“90后”女孩對我說：如果人類被自己折騰滅絕了，那說明這個文明已經(jīng)腐朽，就讓它滅絕好了，肯定會有新的文明誕生。

　　寫完《北去來辭》，感到自己身上出現(xiàn)了一個更有熱情的寫作者，感到有一處源泉正在被自己撬開，感到自己更健康、更開朗、更無視失敗。(林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