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藥師》作者張煒

自《你在高原》2011年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暌違五年，張煒的第20部長篇小說《獨藥師》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迥異于張煒之前的作品，這部《獨藥師》的故事更具傳奇性。

《獨藥師》講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山東半島地區養生世家的傳奇故事和在時代變局中面臨的挑戰，側面記寫了清末民初膠東半島上的一段革命史，描述了辛亥革命時期歷史潮流的浩蕩大勢，同時還寫出了“五四”前夕這一劇變時期，宗教文化在中華大地上的沖突與交融。

或許是得益于長期對養生的密切關注，1956年出生的張煒被調侃為“顏值與才華都在線”的“凍齡”作家。聲音溫穩和緩、不疾不徐，淡然里亦有張力，張煒談起作品的姿態像極了他筆下的養生方士在練習“吐納”：氣息周流，無形無跡。

這份定力同樣表現在他的創作準備中，張煒給自己立了個規矩，一部長篇小說，在心里埋藏少于15年，是不要寫的。《獨藥師》即是張煒根據三十多年前在檔案館工作時意外發現的一箱珍貴史料而成。

《獨藥師》的“大實大虛”:人物幾乎都有原型

《獨藥師》作品結構較為別致。除了簡短導讀式的“楔子”，由兩個相對獨立而又相互滲透的文本組成：主體是主人公季昨非的回憶錄，包含了引人入勝的故事和豐富駁雜的心理描寫。其次是作為“附錄”的“管家手記”，以所謂史料記錄為主，從中可窺歷史背景的廣闊，感知革命的風云之勢。張煒將手記部分比作一片海洋，前邊的故事只是一艘輪船。不見滔滔，就難以理解這艘船的處境。

張煒自稱《獨藥師》是“大實大虛”之作，關于革命、愛情、教會、醫院、辦新學等大的框架全是真的。“在我所有的虛構作品里，可能這一部最貼近歷史的原貌和現實。”

辛亥時期，山東半島作為同盟會北方支部所在地，是革命黨人與清廷發生最激烈決戰的地帶。小說里的人物幾乎都有原型，革命家徐竟的原型是徐鏡心，同盟會創始人之一，被孫中山委任為山東主盟人，當年徐鏡心與黃興一起被稱為“南黃北徐”。1914年，徐鏡心被袁世凱殺害于北京，年僅40歲。

至于書中看來頗為傳奇的“養生”故事，張煒表示在山東半島也有很多原型，過去農村幾乎每個村子都有專門專注養生的人，但他們并非追求飲食層面的養生，而是精神層面的。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評論家陳曉明認為，《獨藥師》的難得之處就在于“虛實相交”，“今天中國的小說能夠在精神層面和心理層面進行敘述的很少，大多是貼著事走，在大歷史的邊緣進行敘述，我們能寫的很實，但沒能力寫的很虛。”

《獨藥師》里的中西文化沖突：完全融合不可能

小說處處充滿象征和隱喻，不僅雜糅了半島地區的養生秘史，還有對身體肌理的精微分析。作為貫穿小說的一條主線，在風起云涌的1914前后的半島，死亡帶來的苦難如影隨形，張煒則用“養生”詮釋了自己對于“生”與“死”的看法。

其實，早在30年前創作《古船》時，張煒已對養生密切關注，《古船》里的四爺爺就是專注于養生的角色。時過境遷，他對養生的思考更加深入、更加深刻。如果說張煒在《古船》里對四爺爺的養生帶有某種不屑和批判，而到了《獨藥師》則對養生的理解更加深層豐富。應該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實現內心與外界的和諧統一，這是中國人獨有的生命哲學。

《獨藥師》里還蘊含了中西文化的沖突，基督教進入中國最早是在膠萊河東部半島傳播，山東半島曾經是東西方文化沖突最劇、儒釋道基督四大宗教融合、對峙的前沿地區。具體到“獨藥師”這個人物形象，表現為中醫、西醫兩種思維方式的較量、融合、對抗，“這種沖突至今依然存在，我個人覺得對抗到最后可能會有融合，但是完全的融合也是不可能的，矛盾會始終存在。”張煒說。

“藥”的雙重意象：養生之藥與救中國之藥

亂世之中“養生和革命”如何選擇，是《獨藥師》貫穿始終的探求與詰問。在時代危局的大背景下，“藥”一詞有著雙重意象，既指具象的養生之藥，也指舊中國變革圖存的路徑，代表傳統精神的養生與激進思維的革命不斷產生矛盾沖突。

陳曉明評價，《獨藥師》讓他想到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紅》，表現的也是在文明的轉型與塌陷時期，如何來理解民族的心靈、來寫出一種歷史的存在。

張煒表示小說并不提供結論，書中的這些“藥單”只是提供給大家一個思索空間，盡可能簡明地、清晰地、全面地把各種可能性表達出來。“過分簡單化的對待歷史問題、革命問題、改良問題，就像簡單的養生一樣是錯誤的。如果哪一本書痛痛快快告訴你答案，很快地把問題解決了，往往太簡單化了。”

小說的扉頁上寫道“謹將此書，獻給那些倔強的心靈”。如何理解“倔強的心靈”，張煒解釋，書中倔強的人物太多，他們的命運，特別是犧牲，都與這種性格有關。“我憐惜古今所有的倔強的人物，愿意把這部心血之作題獻給他們。因為他們起碼不是機會主義者，就這一點來說很讓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