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與藥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無法繞開的一個話題。它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切迫的祛東亞病夫之污名化的努力，更加是中國現代性內涵的深刻隱喻。疾病意味著衰敗、落后和薄弱，而藥則是對此的革新、扭轉和自強。在魯迅題為《藥》的振聾發聵的小說中，所謂的現代科學之“藥”從未出場，代之為核心意象的則是象征著愚昧與麻木的“人血饅頭”，革命者的血飼著衰敗的古國身體，卻無能為力的回天乏術。而在這篇小說中，“次要人物”夏瑜的理念和行動則構成“藥”的另一內涵——革命，然而在混沌未明的改朝換代的曙光之季，它同樣顯得脆弱而曲高和寡。魯迅的大悲痛在于真正之“藥”在中國歷史中的缺席，而可披荊斬棘開創新天的另一味革命之“藥”同樣挫折重重，前途茫茫。然而對于魯迅而言，夏瑜墳頭的白花的設置透露出他絕望之中的信心，他所預見的，是細流成海的可能，病雖頑固，然則絕非不可醫治。

正如魯迅在絕望中所預見的，革命之“藥”與現代之“藥”終于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艱難困苦中玉汝于成，在這個布滿彈孔和血淚的“革命世紀”，中國終于沒有在疾病和創痛中一蹶不振，而是歷經了破繭而出的榮耀。久病成醫，東方巨龍在醒來之前，它的藥品列表中已然不可計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激進主義、改良主義、專制主義、自由主義、科學主義、民粹主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今天，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軍事能力、文化能力等綜合國力亦為八方列強所不敢小覷，看似已然經過了“治病”之階段而可進階“養生”之時期了——國學熱與大眾文化沸騰等事實或可能正是如此發生的。在此背景之下，張煒近期推出新作長篇小說《獨藥師》，關于疾病和藥，關于養生和革命等主題，被這位雄心勃勃的作家再次帶入人們的視野。這部小說的時代背景設置與魯迅之《藥》相差無幾，然則其旨趣與心意及憤怒或絕望之對象，已大有不同。

《獨藥師》從中國傳統養生術和教會西醫院的沖突開場。當麒麟醫院進入半島，“一襲長衫”與“西裝革履”的對決也就不可避免，當地傳統養生的內部派別將化敵為友，共進同退。然而，半島的獨藥師第六代傳人季昨非與走火入魔般的養生家邱琪芝終于無法同心共氣，而革命構成了二者分歧的中心。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正經歷著“幾千年未曾遭逢的變局”，生逢亂世，安身立命的根基需重新打量。邱琪芝力主養生，古往今來的亂世莫不如此，在他看來，養生是比革命“更大的事情”，生死事大，關乎永恒；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邱琪芝的這一架空了社會意義的“永恒”是虛幻的。生死固然事大，然而人生在世，如何生才事關大體，徐竟等革命者是這一觀點的代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邱琪芝關乎養生的本體論依據在于“成仙”，而徐竟等人關于革命的本體論依據在于“人固有一死”。“成仙”意味著永生，養生則是永生的護法，而人若“固有一死”，顯然“活法”至關重要，而非如何才能不死。養生是個人之事，而革命則關乎大眾。季昨非搖擺于這二者之間，不能決斷。

邱琪芝是季昨非“無私無欲的導師”，而徐竟是季昨非“將性命置之度外”的兄長，他們對這位第六代獨藥師而言都影響甚大。季昨非背負著相信“沒有比死再荒謬的事情了”的父親的早亡與其作為革命支持者的尬尷，肩扛著作為季府家業傳承與產業管理的重任，一方面試圖在養生術上不斷精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革命血肉相連。對于他而言，關于安身立命的打量和確立是矛盾而復雜的，遲遲無法錨定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風雨飄搖。而此時得于邱琪芝的助推或陷害，他陷入了男女情欲之泥沼之中。令人厭惡的鸚鵡嘴的女人取走了他的童貞，而此后有玉米香氣的酒窩女子白菊令他不能自拔，身邊人朱蘭以母親般的贈予讓他沉迷其中，終于一次醒悟后的閉關三年和因此而生的齒疾，讓他在麒麟醫院就醫的不得已中竟然遇到了篤信基督的醫助陶文貝，一個幾乎完美無瑕的女子，從此展開了終生的追求，一發而不可收拾，終于在革命的“決戰”的炮火聲中執子之手。這一系列的情愛過程伴隨著他的迷惘和求索，最終，他相信，亂世之中最可珍惜之事，并非養生，亦非革命，而是那以全部生命作為投入的愛情——“愛是生命。亂世之愛尤其如此。”

張煒的《獨藥師》與魯迅的《藥》分享了相同的核心意象——“藥”，然而張煒的“藥”強調的乃是“獨藥”。季府祖傳的藥方由季昨非獨自傳承與配置；而對于邱琪芝而言，養生同樣為一味獨藥，養生與革命不可兼得；對于徐竟和王保鶴等革命者，他們的信念不盡相同，比如徐竟信賴激進主義而王保鶴力倡改良主義，然而對于他們而言，無論暴力革命還是人心教化在絕大多數時刻都是獨藥；佛教之于朱蘭或者基督教之于陶文貝，亦為獨藥，可共交流不可共分享；教會西醫院與傳統養生派亦是如此，手術做的事和藥丸做的事乃各自信賴和依憑各自的體系。正如張煒所言：“小說主人公的身份是‘獨藥師’。書中人物對救世的‘獨方’當然有不同的看法，如革命者徐竟認為當時社會上只有一位‘獨藥師’，他就是孫文（孫中山）。而已經西化的女子陶文貝、虔誠的佛教徒朱蘭、非暴力主義者王保鶴等等，可能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獨藥師’吧。”“獨藥”之“獨”首先為張煒與魯迅不同之處，如果說魯迅自己已然便是一位“獨藥師”或者進化論、啟蒙主義乃是魯迅的“獨藥師”，那么張煒顯然站在一個更加超然的位置來看待多元的世界和駁雜的分歧。

關于疾病與藥，關于養生與革命，二十世紀產生了無意窮盡的分歧和爭論。前者衍生出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爭論，啟蒙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爭論等等；而后者則流淌出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爭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等等，不一而足。而這些爭論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獨藥師》的文學再現，不同的主張灌注在人物的性格、行動、情感等方方面面。張煒刻意對任何一味“獨藥”都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在一種冷靜和節制的敘事中保持著歷史化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小說的形式上另外提供了“楔子”和“附錄”作為支持。“楔子”指明這部小說的主干部分乃是檔案員“我”發現的史料的整理，這是正文之記錄的客觀性之保障；而“附錄”則以劇中人物管家的手記的視角補全了這部小說剩余縫隙，并摻入真實歷史人物“混淆視聽”，而敘事人聲音則仿若太史公曰之口吻。張煒的這樣一種策略一方面是今天這個倡導多元文化和理性主義的時代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正在于向這個多元文化和理性主義的時代開炮，而張煒的彈藥恰恰來自于掩蓋在這部小說冷靜而克制的敘事策略下的沖動和大欲，而這種沖動和大欲相比于客觀理性的記錄，則來自于一種更大的歷史真實，而任何歷史真實只能是當代現實中的真實。

《獨藥師》背景宏大，頭緒紛繁，然而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個動作，或許是“追求”。徐竟對于革命的追求，邱琪芝對于長生的追求，朱蘭對于佛教的追求，季昨非對于陶文貝的追求，等等。縱觀這些追求，無一茍且，無一動搖，沒有任何情感的夸張，更加不夾雜任何懦弱自欺的半途而退。這是一種認真、投入、為了一種精神高度或者信仰決心的追求，一種為理想生活方式立名立法、為一種價值立場殞身不恤的追求。在我看來，《獨藥師》最大的歷史真實則正來自于這樣一種濃烈而不可思議的追求的這個動作，它的真實性的基礎來自于它在當代社會的極度匱乏和被不可理喻的貶低。在這部小說的最開始，張煒是將《獨藥師》這部書題贈給“那些倔強的心靈”的，這位上世紀八十年代出道以來便標榜人文價值和精神追求的作家在他的花甲之年依然故我。在他看來，今天這個時代，是多元主義的，太多元主義的，理性主義的，太理性主義的，在這樣的實證主義泛濫物質主義橫行的世界中，人們迷失了自我，在紛亂的所謂多元選擇中喪失了自己的根基，在虛假的所謂快樂的物質大海中理性的選擇了非理性。

張煒說：“在半島上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為了改變一個時代、為了重新設計的理想的生活，一部分人可以投入自己僅有一次的寶貴生命，不惜犧牲自己，這是多么驚人的事實……除了犧牲，還有濃烈的愛情和深刻的仁善，是這些人類最寶貴的情感和品質……一個拼命追逐物質的時代會有那么多深刻的、遍地叢生的愛情和仁善？這是不太可能。”在那犧牲、愛情和仁善背后，是一種自由而奔放的獻身般的追求的沖動和大欲，今天，追求的動作依然真實，然而追求的對象已經天翻地覆。對于這樣的窒息理想主義可能性的現實，張煒的憤怒抑或絕望絕不亞于魯迅在《藥》中對于愚弱的國民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可貴的是無論是魯迅還是張煒，都將這種憤怒或者絕望節制和巧妙的灌注到文學敘事的肉身之中，使其綻出打動人心的美學力量和人性回響。布魯姆曾在《西方正典》中將晚近之時代冠名為混亂時代，張煒則以另外一個亂世中的堅韌不屈的追求者的群像來批判也激勵著眼下的這個亂世。精神世界的亂世并不比現實世界中的亂世更可以掉以輕心，對精神世界的整肅和清潔責無旁貸，或許，這便是張煒自己所捧上的一味“獨藥”吧。

（作者石磊，博士，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