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想，格非什么時候寫鄉村？曾經看過他的一篇談故鄉和村莊的散文，當時就有種感覺，總有一天他一定會寫的。

讀《望春風》，覺得像一群亡靈在說話，一如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時間倒流，已經死亡的儒里趙村重又復活——房屋重建，花又重開，植物重又生長，人又復活，人們又張口開始說話。各種聲音如交響樂一般，在大地上此起彼伏。大地越是空茫，聲音就越是清晰。

在這片廢墟里，曾經有過很多鮮活的生命，如英雄一般活過。比如趙孟舒、趙錫光、唐文寬、王曼卿、“我”的父親，他們都是匿名的英雄，在儒里趙，以自己的方式生長、死亡。趙孟舒受辱自殺；趙錫光以詩句懷念過去；唐文寬說著誰也不懂的英文；父親自殺為保護同門；王曼卿造出一個植物豐盛的花園，她的身體也成為最好的隱喻。即使像老福奶奶，雖然目不識丁，卻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凈凈迎接死亡。儒里趙，這個名字包含著它的過去，過去曾經有過的某種文化和生活。我喜歡這樣一群人，他們來歷不明，時代讓他們無法自我言說，但儒里趙包容了他們，他們還各自保留著自我，哪怕是王曼卿那樣一個女人，也還保留了一種德。這種“德”不是儒家的“德”，而是對生活的一種堅持。

再如高定邦、高定國、梅芳、春琴等等，他們構成儒里趙村最扎實的生活形態。彼此間既爭吵陰謀，又同仇敵愾，就像不同自我之間的內在張力，雖然力量的方向不同，卻是同一屬性。在儒里趙，他們是主體存在的，有著對生活的強烈愿望和追求，有著自己的情感和選擇。當儒里趙村被消失，大地成為廢墟之后，這些生命只有變為亡靈，在荒草之中游蕩。在城市里，他們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亡靈。

儒里趙村的下一代，“我”、同彬、禮平和那些年輕的女孩子們，他們試圖在城市里尋找自己新的根基和依賴，但是，那種曾經在趙孟舒、王曼卿和春琴們身上存在的“德”沒有了。“我”們對儒里趙村是沒有愛的，禮平野心勃勃，他要改造儒里趙村，把池塘、房屋、樹木、花園全部毀掉，他意識不到儒里趙村的空間意義，也聽不到亡靈的聲音。他身上充滿了惡的力量，這個惡和我們時代的某種力量和個性相一致。

村莊沒有了，與歷史的神秘聯結沒有了。像一棵樹，被移了地方，再也找不到原來的空氣和滋養，就只有委頓了。高定邦到城市里成為走街串巷給人做飯的人，誰會想到當年在儒里趙他也是決定一方的英雄？春琴們住在公寓房里，再也不能夠和銀娣她們結伴在通往各個方向的大地上行走，不能夠侍弄莊稼，并傳播著飛短流長的閑話。那片莊稼地不只種莊稼，還是她們的領地，她們在那里可以呼風喚雨，從容自在。來到城市，無一例外，他們面目模糊、神情呆滯，成為一個符號和沒有任何價值的人。

不是村莊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當村莊沒有后，這一批人，或者，幾千年來游蕩在村莊上空的那些幽靈，真的無家可歸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的終結，是歷史的最大終結。對于社會學家、政治家而言，它預示著新的時代和新的矛盾，預示著斷裂和重建；但是，對于文學家而言，他必須為這些無家可歸的幽靈立傳，必須留下他們的聲音、面貌和喜怒哀樂。

在小說的第一、二章中，作者是單線敘述的，通過“我”這樣一個少年的眼睛看村莊整體的生活形象。但是到第三章“余聞”，小說突然轉換了視角，在第一、二章中被“我”觀照過的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再次呈現。他們自我述說，把自己的內心重又袒露出來，就像河流突然開闊復雜，眾聲喧嘩，每一條支流最終匯成了這條大的河流。因為有了第三章的汪洋恣意，《望春風》真正成為一部關于聲音的小說，聲音的姿態、語調、歷程鮮明獨特，儒里趙村的人最終終于成為自己，哪怕是以亡靈的方式。比如梅芳。在前兩章中“我”是恨她的，她對待“我”和作為算命先生的父親太粗暴，對政治又太盲目地相信，缺乏人性的柔軟。但是在第三章，作家讓她又重新活了過來，我們看到她內在的困頓，她對“愛”的追尋和失去，就好像一個亡靈在追憶自己逝去的人生。

《望春風》并不是一首關于鄉村的挽歌，這樣說太實在了，就好像格非是一個鄉村中心主義者，是一個中國式田園詩的向往者。我不那樣認為。作者并沒有對鄉村的倫理、鄰里關系、文化傳承、村莊形態進行終極化的書寫，甚至，作者沒有作出評價，他只是寫出一種“衰頹”，它包含著非常實在的現實內容（社會進程、城市化、拆遷等等），他要對這些現實所構成的人生狀況、生命形態進行準確細致的書寫。但是，這些實在只是基本元素而已，一旦被歸入小說的敘事和邏輯中，它們就擁有更廣闊的存在。

這里面蘊含著一個更大的主題，它是一首關于永恒失去的詩。大地空茫，生命消逝，亡靈仍在喃喃細語，爭吵、哭鬧、歡笑，而“我”，趙伯渝，站在春風里，朝著東南西北望，希望能聽到這些亡靈的聲音，希望能夠還原那熱鬧、鮮活的生活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