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以探索小說新的敘述形式而聞名的先鋒派作家，格非近年來的創作可以說常常體現出“現實主義”追求和“傳統”價值雜糅的“尋根”色彩。其新作《望春風》講述的是江南的儒里趙村在1957-2007這半個世紀里的變遷，通過主人公“呆子”趙伯渝之眼，觀察、反饋村莊逐漸衍變的復雜過程，試圖折射出江南鄉村形形色色的人生命運，以及家庭和村莊的遭際變化。

新“尋根文學”的悲觀

近年來鄉村經濟發展的凋敝，與倫理秩序的崩潰，使其成為難以言說的“淪陷故鄉”，而鄉村作為一個剛擺脫農業文明不久的群體的心靈歸宿，它的淪陷勢必加劇了人們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都市所代表的工業文明，也在消費文化的刺激下日益光怪陸離，人與人的關系正面臨著空前的緊張感與不信任感，這些都為“尋根文學”在21世紀的重新抬頭，提供了一個難以回避的現實基礎。《望春風》“重返歸鄉之路”的努力，正是通過書寫當代中國的鄉村歷史進程來把握文學之根，用一個村莊的歷史寓言，揭示民族的出路和未來。

《望春風》中長達50年的時間跨度和深切的憂慮呼喚，展現了作者“重返當代中國”以尋找“失落的傳統”的意圖。同樣是描寫鄉村歷史進程，和“十七年”時期的農村題材小說不同，《望春風》是作為前者的顛覆者和解構者出現的：沒有風起云涌的土地改革，也缺乏重新組織的農民與生產，儒里趙村在一派淡泊寧靜里，以“自然”的家族史對抗政治史，以“自然”的地緣/血緣倫理對抗革命倫理，“守護”著當代中國早已遺失的“傳統價值”；跨越“文革”斷裂帶，意在形成新的文化主體認同。

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尋根小說”相比，《望春風》也致力于用關于民族理想生活的寓言、重構的血親家族來召喚人的潛在生命力，和《小鮑莊》《爸爸爸》類似，安排了一個“呆子”式的主人公來作為鄉村變化的觀察者。而與大多數“尋根小說的”不同的是，《望春風》里的“儒里趙村”位于小農經濟十分發達的長三角，是傳統主流文化的代表，講“儒理”，姓“趙”，作者并不著力于“葛川江”、“西藏”等邊疆地區，以邊緣文化來對抗正統主流話語；同時，《望春風》也不存在著大多數尋根小說所具備的“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在這里，讀者并不會看到對工業文明和現代化目標的追尋，甚至是心理上的默認。

因此，《望春風》的“尋根”毫不隱晦，它所渴望的“根”即傳統主流文化和其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它所拒斥的“皮”即現代工業文明。作為21世紀的“尋根文學”，《望春風》的“尋根”主題不可謂不鮮明，但作為缺失經濟視野和歷史視野的“尋根文學”，《望春風》僅僅流露了對鄉村建設、發展與工業文明的悲觀情緒，卻同時暴露了對農業經濟發展的盲區，以及處理傳統與現代、鄉村與都市、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嚴峻、復雜的關系困境時過于簡單化、絕對化的做法。

浮動飄搖的“根”

“尋根文學”從創作者的心理需要出發，“通過對某種歷史的重述、再現，來探尋精神歸宿，而重寫歷史的努力，往往以作者的回憶作為憑借，作者對記憶重新排列、組合，以此建造富于啟示性的感性世界”。《望春風》作為主人公趙伯渝的人生回憶錄，全景式地展現整個村莊的發展歷程，僅在“余聞”一節里便包含了十七個人物的“簡史”，全書包含了近五十個人物的生平，幾乎可以稱為一部“村志”。

趙伯渝離開儒里趙村進城標志著“新時期” 的到來，在他進城之前即從“十七年”到“文革”，“記憶”往往圍繞著故鄉風土、人情世故和家庭恩怨，在他進城即“改革開放”后，“記憶”則是一連串的個人打擊和感傷沮喪。這樣的記憶書寫意味著，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這20年中，儒里趙村幾乎是“風平浪靜”地度過了所有政治風波，儒里趙村的村民無論在“大躍進”還是“文化革命”中，生活都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而對于鄉村最重要的農業生產方面，讀者也很難看到位于長三角地區的儒里趙村，如何在土地改革、糧食三定（定產、定購、定銷）以及生產的集體化運動中生活和勞作，同時也很難看到經過這些一系列的運動，舊的以分散、自立的小農農場經濟為基礎的政治經濟體制，被巨大的、以集體化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黨政國家體制所取代。

而在“改革開放”之后，記憶只觸及到了個人的失敗和鄉村的全面衰落，讀者們也無法從中看到80年代初期農業的繁榮，鄉村工業化的興起、農村過剩勞動力向農業外轉移以及全民飲食結構的變化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發展。

在作者有意識的規避下，50-70年代的鄉村組織、農業生產、政治生活與主流話語中“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維度被有意地忽略了，新時期以降的農業變革與契機也隨之消弭。可以說，50-70年代的思想資源和新時期的農業實踐經驗，本來是最有力量來評判、反抗現代性普世話語、現代工業文明的武器，但都被作者拋棄，作者將“文學之根”寄托在一位遺老趙孟舒上——娶青樓女子為妻，撫琴長嘯，遁入山林，不問政治，用一種類似魏晉風度的“古風”來和現代性與工業文明決裂，直接跳過了近代、現代與西方血肉糾纏的歷史，將當代直接“接續”傳統。

并非說創作者必須嚴格按照社會史與經濟史來進行創作，但對于一部企圖將“文學之根”放置于鄉村的長篇鄉土小說來說，生產和政治的缺席，被有意避開的令人難堪的貧困、匱乏和愚昧，則意味著想象的脆弱與無力。即使在長江三角洲，商品化程度高，國家政權勢力滲透少，村社組織力量薄弱，同族集團高度穩定，但舊制度的連根撥起，生產和消費方式的徹底變革，在儒里趙村似乎都無法產生波瀾，只能暗示了儒里趙村作為一個理想化的烏托邦，容置“文學之根”只能是想象中一廂情愿的解決方式。

想象的危機

在小說的結尾，主人公趙伯渝在顛沛流離、朝不保夕中與“嬸子”春琴結合在一起，在趙孟舒之孫趙同彬的幫助下，兩人一起居住在父親自殺的便通庵中，懷著“亂倫”的可能性結成夫妻，村莊已經破敗不堪，老一輩相繼離世，年輕一代道德淪喪、飛鳥各投林，趙伯渝期望儒里趙村再次進入“天命”的循環之中得以復興，那時，缺席的母親將歸來。

在鄉村無法承擔烏托邦的意義之后，宗教性的、代表傳統文化的便通庵則成了農業文明的“諾亞方舟”，趙伯渝與春琴自耕自種，放棄了電視、報紙、自來水、煤氣、冰箱等所有現代社會的必需品，并自得于這種“自然性”的真淳生活。算命先生、國民黨特務父親趙云仙，則作為舊社會文人的代表，和兒子趙伯渝在便通庵里完成了生命的輪回，口口聲聲期待“革命者”母親的趙伯渝，實際上既從未理解母親，也從未放棄父親，而是在對自殺的父親的懷念、追憶、模仿中，體驗著心靈上的無盡安慰。

《望春風》最終解決危機的方式，是利用“自然”來反抗現代性和現代文明：利用家族和地緣的“自然性”，《望春風》完成了對政治、革命倫理和“反資本主義現代性”話語的逃避；利用主人公生活方式的“自然性”，《望春風》完成了對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的拒斥。可以說，究其宗旨，《望春風》是持文化保守主義的，它的旨趣不在它書寫的50年里，而在早已消散的歷史陳跡里。

《望春風》單向度地把“失落的傳統”抬至至高無上的神壇，卻回避了甚至沒有回答“當代文化、工業文明社會能否（或者何以不能）成為文學之根”這一必然關聯的問題。小說把一種幾乎無法實現的可能性當成了唯一的可能，無限提升了“失落的傳統”的高度，甚至不惜沾染反現代、反工業文明的“政治不正確”的嫌疑，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失落的傳統”確實已經失落，已經無從在當下體現自身的現實生命活力，只能返回“現代之前”獲取。小說對長三角農業發展的描摹與預判，也證明了當代文學特別是21世紀“尋根文學”中對農業與經濟不小的認識盲區。

必須要指出的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關系與危機，自“五四”以來一直未能基本解脫，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在內的許多試圖解決這一困境局面的努力，都或多或少成為了困境的注腳。“文學本身并不足以提供解決問題的充分可能，任何一種文化，當它一味企圖自我證明（純粹在自身系統內部尋求價值支持）時，那它必定就還是極其脆弱的。”《望春風》直接跳過近代與現代，設想一個從未發生西方侵略與民族革命的文化共同體、從未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中國”的治愈方案，這種試圖繞過中國/西方的關系困境而直達“傳統”的努力，注定只是一曲無力介入現實的想象性挽歌。 

（作者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