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目的真相

1967年的一個雨夜，醫學院廢棄的德國水塔中，被批斗毆打過后的程副院長奄奄一息地躺在水泥地上，冒雨趕來的外科醫生，卻用他那拯救了千萬個生命的靈巧雙手，將一枚細長的鐵釘精準地釘入了他的太陽穴……

張悅然的新作《繭》，正是圍繞這樁五十年前的謎案展開。鐵釘的創口被輕巧地掩藏在血污之中，被發現時為時已晚，程副院長陷入昏迷、口不能言，直到成為植物人。程家上下一片悲憤，少年程恭決心尋找真相，為爺爺和家族報仇。

如果按照這個線索展開，那么這將是一部抽絲剝繭式的偵探小說，然而張悅然卻并不屑于如此，恰恰相反，正當程恭準備發明靈魂對講機來與植物人爺爺溝通時，卻在無意中聽到了真相：兇手就是同在醫院的李冀生醫生。偵探還沒出手，兇手就已亮相，“追尋真相”之旅沒有啟程，就已終結。

隨之浮現的另一面是，程副院長不懂醫術、剛愎自用，與眾多醫生骨干積怨已久，程家憑借“植物人”哭窮賣慘，在一次次現實利益的甜頭中衰敗下去，李冀生醫術精湛、兢兢業業，最終晉升院士，成為醫學院與李家人的驕傲。兩家人的命運，在一枚鐵釘之間，被悄然置換。

于是，當植物人的孫子程恭，和院士的孫女李佳棲面對面時，這部作品似乎又應該成為一部倫理大戲：榮耀、財富、權力、階級，不可告人的罪惡與被偷走的命運，足以讓他們相互撕咬、相互拷問。但是，張悅然又一次調轉筆鋒，把這一切身外之物抹平，將程恭和李佳棲輕輕地放到了同一個繭殼之中，他們都成為了世俗眼中的蹉跎客與不幸人。因而，“拷問真相”的倫理審判，在殊途同歸中再次宣告終結。

我們常常說一葉障目，看不清真相，只能困于方寸之間，但是這一次，面對奔涌的歷史巨流，小小的真相，反而成為那枚障目之葉，令人囿于愛與罪之中，不得超脫。如何處理真相與假象，個人與歷史，現實與虛無，如何超越真相，獲得自由，成為《繭》最深沉的底色。

歷史的庶子

祖輩與父輩，構成了主人公李佳棲的雙重陰影。祖輩的院士爺爺李冀生，被紀錄片講述成了一個嚴謹敬業、忘我無私的光輝人物，他是集體主義時代的標桿，是犧牲掉的眾多小我構成的那個大我的化身。在國家權力的碾壓之下交出一切，可怕，在時代浪潮的狂歡迷醉中奉獻一切，也可怕，然而最可怕的其實是，他不需要強權施壓，也不被氛圍影響，而是經過精密的計算，決定犧牲部分，而讓主體的利益最大化。夫人骨折，孫女可以放棄比賽照顧起居，兒子去世，自己也僅僅是重新安排了手術排期。循規蹈矩，一絲不茍，這是一代“無情的勝利”。

與祖輩的集體主義不同，父輩李牧原充滿了八十年代個人主義的反抗與浪漫。他的一生，是終身在反抗的一生：他和農村姑娘結婚，是為了反抗父母；他和汪露寒出軌，是為了反抗命運；他支持學生北上運動，是為了反抗權威……李牧原用盡生命，演繹了一場歇斯底里的浪漫，但所有的反抗是為了堅持什么？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表面的傳奇背后，是被同行孤立的跨國倒爺，在販運假冒偽劣商品中討口飯吃，最后死于車禍的“浪漫的潰敗”。

李佳棲所身處的八〇后一代，恰恰受困于祖輩與父輩帶來的恢恢陰影。她不是得不到真相，而是在集體主義偶像破碎、啟蒙主義理想幻滅的時代變革之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真相。她拒絕在爺爺的紀錄片中出鏡，為那座宏大的偉人像添磚加瓦，她想要重塑父親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傳統，但是卻在一次次故人的回憶中碰壁。

“我爺爺沒殺過人，請你以后不要再亂說了。”堂姐李沛萱頂著嘴角的傷疤，頑強地捍衛著她所篤信的這個故事的純潔。她并非不知道真相，但是她如園丁鋤掉雜草一樣，維持著目之所及的整潔，以此作為信仰的安棲之所。

“你總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軌跡和宏大的歷史捆綁在一起，好像覺得只有這樣，他生命才是有意義的……你就不能把他從歷史上解下來一會兒？給他一點自由不好嗎？”相較于堂姐李沛萱的強悍與篤定，戀人唐暉則是一種柔軟的回避。這個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的意義、堅守、甚至真相，只要能夠過好自己的小日子，這不就夠了嗎？

然而李佳棲卻對歷史懷有一種莫名的責任感，她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填補縫隙、撫平褶皺，保存一份“完本”，然而卻又一次次不可避免地掉落入這些縫隙和褶皺之中。李佳棲也好，程恭也罷，他們希望成為真相的守護者，成為歷史洪流的中流砥柱，但卻又沒有足夠的能量來駕馭真相、導引歷史。歷史的重擔仿佛意外被交與了一兩個軟弱的個體。更加殘酷的是，當眾人紛紛如沛萱和唐暉那樣，將歷史的豐沛擱置一旁，以實用主義的姿態來過好個人或家族的生活，潮流竟然也開始順著這條淺淺的河道繼續前行。李沛萱和唐暉成了歷史的嫡子，李佳棲和程恭反而淪為歷史的庶子——他們被需要，但永遠不被重視。

猶在繭中

對于張悅然來說，她所面臨的不僅是縱向的歷史之繭，更有橫向的文學之繭。作為新概念出道的青年作家，張悅然背后是期刊文學傳統的涓涓細流——教授家庭出身的閱讀經驗、《萌芽》雜志走紅的培養園地，但是面前卻是青春文學商業化的汪洋大海——將“青春”“叛逆”“美女”制成標簽，將作品包裝成商品推向大眾。歷史中祖輩與父輩疊加的陰影，此刻被拍平成為相互纏繞拉扯的兩極。

知名的一批八〇后作家，不同于傳統作家培養體系中先廟堂后江湖的路徑，大多是先進入市場，而后通過巨大的商業影響力倒逼文壇獲得承認的。張悅然出道之初，就頂著市場給定的諸種標簽，書寫著略帶憂傷的少女經驗。張悅然的寫作既屬于以叛逆為主色的青春文學，又能揚長避短、用清麗細膩的文筆彌補個人經驗的匱乏。從《櫻桃之遠》到《水仙已乘鯉魚去》，至哀至美，都是女孩子們的人生片段，甚至無法從“女性”的高度解讀。直到《誓鳥》，南洋九死一生的冒險之旅，讓張悅然開始有意識地將走出個人的小屋，叩問外面的世界。在閱歷這座橋梁的勾連下，商業市場的廣度和文學傳統的深度，成為張悅然都想爭取的對象。

然而從2006年的《誓鳥》，到2016年的《繭》，十年之間，中國的文壇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期刊為陣營的傳統文學，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已經沒有足夠的人才、資源與信心，來維持這個系統繼續自主運轉下去。而青春文學里被商業化、標簽化了的“叛逆”，如同李牧原那種無所堅守的反抗，最終不免淪為年輕人荷爾蒙的宣泄口。網絡文學成為草根封神的新領域，也成為資本逐鹿的新戰場。曾經被青春文學標記、被文壇傳統招安的八〇后寫作者，又該怎樣在這樣的文學場中繼續前行？

同一批出道的那些知名的八〇后作家里，公知心、電影夢，都曾是韓寒的招牌，是他用來安放一代人青春與情懷的花園，而郭敬明則實用許多，從寫作者轉型出版商、電影人，錦衣華服少女夢，明星粉絲四冬情，哪張牌好打就打出哪張。然而對于張悅然，那種對文學傳統的追慕和責任，讓她注定無法走得輕快恣意。更何況，張悅然的長篇小說，已經是出版社準備出一部，雜志社就準備發一部，期刊對張悅然的認可，亦是一種變相的自我拯救。她脫離不了商業，也脫離不了傳統，唯有勉力前行，拉起這兩駕馬車。

張悅然與李佳棲，在《繭》之中，通過一次次對歷史的觸摸，各自尋找著她們的方向。能否破繭而出，其實并不是關鍵。關鍵在于，這枚小小的繭殼，究竟是會成為被歷史淹沒的舊所，還是在洪流中漂行的小舟。

但此時此刻，她們都猶在繭中。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