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部書的念頭，是在2013年10月26日出現的。

我是曲阜師范大學的兼職碩導，那時正準備給研究生開宗教文化講座。早晨起來重讀《圣經》，讀到“立虹為記”，腦際突現一個念頭：寫一部關于“人類世”的長篇小說。念頭一出，激動不已。我立即發了一條微博：“一個念頭，一部作品。記住今天早晨，這將成為我創作生涯的重要時刻。”

其實，為“人類世”而激動，這不是第一次了。2011年春天，我通過媒體初次接觸這個概念，當天晚上浮想連翩。“那天夜間，我躺在床上耿耿難眠。恍惚間，我的床板成了地殼，地球有生以來的地質沉積在我身下一一鋪陳。一個個地質年代深邃、凝重、悠遠、蒼茫；地質學家在斷層剖面砸下的金釘子，一顆一顆熠熠閃亮。寒武紀里的三葉石熙熙攘攘；侏羅紀里的恐龍吼聲震天；中新世里的古猿張牙舞爪；全新世里的人類昂首挺立……我作為人類的一員正在全新世里豪情滿懷地行走，歷史的塵埃突然從天而降，欲將我就地掩埋，制作為化石標本……”這是我當時記錄下的思緒。

的確，自從發生了工業革命，人類成為重要的地質力量。過去，改變地球形態的力量是風，是水，是地震，是板塊運動，是人畜肌肉。而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的意志與機器的力量便起了主導作用。地球存在的46億年，如果換算成一年，我們就會看到，在除夕前的兩秒鐘，也就是工業革命后的二百來年，地球突然變得面目全非。所以，有的科學家建議修訂地質年代表，用“人類世”來標記這個時代。

忘不了2013年春天，我去濟南開會，路上看到“岱崮地貌”和人類的種種造作，“頭腦風暴”再次發生。我取出隨身帶的幾張紙，一路走一路記，一直記到泰山腳下。望著那座閱盡人世滄桑的山峰，一篇散文在心中生成，題為《突如其來“人類世”》。

這篇散文一萬多字，發在《文學界》雜志，受到一些好評。我本來認為，寫出此文，對“人類世”的思考可以放下了。沒有料到，在我手捧《圣經》的那個早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賦予我新的使命。

這項使命，我當然要全力以赴去完成。我開始大量讀書，書架上，案頭上，到處堆放著地史學、人類學、天文學、未來學以及宗教、環境、海洋、經濟等方面的書籍。我還要做一些實地考察，看山看水，看工廠看港口，采訪各方人士。與此同時，這部書的主題與框架在心中漸漸形成。

那時我母親剛剛去世，父親病弱，生活不能自理，我與弟弟妹妹輪流伺候。因而這部長篇的寫作，有時在日照，有時在老家。在老家寫作多在凌晨，外面是雄雞報曉，屋里是父親打鼾，我的小說隨著院子里花草的生長而生長，我的思緒曾被春日的楊花、夏夜的螢火蟲所引領，在藍天上、在星空中恣意飄飛。

這種生活，我是做了長期準備的。2014年底，我還請人在老家裝了網絡寬帶，交了兩年的費用。然而過了春節才十七天，父親突然撒手人寰。從那之后，我寫《人類世》都在日照，耳邊只剩下破窗而入的喧囂車聲了。

在全書完稿時，我在網上看到了這么一則消息：

據《自然》雜志網站報道，在德國首都柏林西部有一座高約80米的小山丘，從這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美景。在德語中它被稱為“Teufelsberg”，整座山都被綠樹覆蓋，看上去非常原生態。但實際上，這座山在70年前還并不存在——它是用在二戰后從街道上清理出來的超過2500萬立方米的碎石和廢墟堆出來的。因此在去年有一個研究小組造訪這里，開展有關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留下的地質學印記的相關研究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這個研究組名為“人類世工作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聽上去它的名字很簡單，但它所開展的工作卻非常復雜。這個工作組的科學家們必須作出判斷，我們的世界是否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學時期——人類世（Anthropocene）。

就在工作組的科學家們努力尋找相關證據時，世界上其他的人們顯然已經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已經有三份專注于人類世研究的雜志創刊，環保主義者們也非常樂于接受這個名詞和它所代表的全部含義，另外一些領域的人們也是如此，其中包括藝術家和社會學家們。4年前，《自然》雜志曾經建議地質學家們正式考慮接受“人類世”的說法，因為這將為思考全球變化以及如何應對這種變化提供堅實的基礎。

身為一位中國的作家，我也非常樂于接受這個名詞和它所代表的全部含義，并且用這部長篇小說做出回應。

我與書中人物焦石教授是同齡人，現已年屆花甲。在世之日無多，千歲之憂尚存。

唐代詩僧齊己曾說：“道在誰開口，詩成自點頭。”

將頭一點，我心欣慰。

2015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