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院是我國文學教育的重要力量。首屆高研班（簡稱“魯一”，2002年結業）的學員們憑借創作實力已經成為主流文壇上的重要作家。從部分學員2014年以來的小說創作可以看出，無論在題材的寬度上還是表達方式的多樣性上，都顯示出他們把握時代脈搏、反映現實生活、剖析精神嬗變的卓越能力。他們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學景觀也是當代小說創作的一個清晰縮影。

鄉土敘事

關注鄉村生活和鄉土文明衰落的征候，以充滿新意的鄉土敘事表現鄉村的時代變遷。對現實經驗進行有效的文學表達，建立起時代的文學形象，是“魯一”作家極其重要的創作追求和實踐。在關仁山的長篇小說《日頭》中，傳統鄉土生活中的家族力量和家族矛盾仍然存在，小說以日頭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為背景，通過權家與金家兩個家族斗爭的故事，集中表達了鄉土文化和鄉村倫理崩潰的過程和新傳統建立的艱難，折射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農村變遷。但是我們也看到，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像《日頭》這種以家族為主線的“史詩性”書寫也發生著改變，潘靈的中篇《一個人和村莊》中，丫口村不僅沒有了家族，而且只剩下一個光棍漢伍包明，盡管伍包明骨子里有著堅強的毅力，但卻無法阻止鄉村的消失，小說以寓言化的方式寫出了城鎮化的趨勢和堅守者的悲涼處境。而在孫惠芬的長篇《后上塘書》中，傳統的家族倫理已經演變為利益關系，農民出身的企業家劉杰夫回到家鄉繼續擴大資本積累，政府官員、鄉鄰和親屬趨炎附勢地圍攏在他周圍，成為農村 “新貴”的推手和幫兇；劉玉棟的中篇《風中蘆葦》通過不同人物之間的不同關系和不同視角切入鄉村生活，折射出了鄉村的變化。而劉繼明長篇《人境》中的馬垃成為了一個兼具鄉土文化價值觀念和知識精英思維的復合型新人，慕容秋出身于城市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面對社會對利益的追求，她轉而向在當知青時插隊的農村尋求精神的升華。小說全景式書寫了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描寫了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身份人物的生活和命運，為身處劇烈變化之中的城與鄉中的當代人同時立傳。

承載民族記憶，復活民族傳統

承載民族記憶，復活民族傳統，進而展現新的時代精神。紅柯長篇《少女薩吾爾登》寫了少年時即從陜西渭北來到新疆伊犁的叔叔周志杰回到家鄉后成了異鄉人，遭遇了痛苦的精神折磨。蒙古族姑娘金花曾經在新疆求學，用傳統舞蹈《薩吾爾登》喚醒了周志杰的心靈。侄子周健工傷殘疾之后，喜歡舞蹈的女友不離不棄，繼承了嬸嬸這套傳統舞蹈后與周健開始了幸福生活。小說揭示了傳統文化在人物精神和性格成長以及命運變化中的作用。雪漠長篇《野狐嶺》是一部在廣闊的歷史和地理空間中書寫的傳奇作品，小說以解開兩支駝隊消失之謎為線索，通過“召魂”的方式講述了一個中國西部蒙漢駝隊駱駝客百年前的神奇探險故事，被稱作“重構西部神話”的佳作。陶純的中篇小說《天佑》則寫出了革命對當代人的影響，老紅軍彭天佑80歲時在后輩的陪同下回到故里，率領后輩逐一祭奠用生命保護過他的人，告誡后輩“長征，是我們彭家的根”。

在堅守傳統之外，展現新的時代精神也是“魯一”作家們的重要方向。荊永鳴的京味長篇小說《北京時間》寫了“我”從內蒙古移民到北京之后，如何通過自我奮斗在首都站穩腳跟并融入北京人生活的故事，鮮活的“京味兒”通過“我”與本地人的交往向讀者傳達了北京人厚道、肯干、甘于固守自我生活的品格。孫蕙芬的另一部長篇《尋找張展》也塑造了一個具有“內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小說通過上下部不同的視角，多側面展示了人物從純真無邪的童年到迷茫叛逆的少年，再到人生目標逐漸清晰、責任心強、樂于助人的優秀青年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張展這個人物與不久前曾被熱議的陳金芳、涂自強這類形象有著完全不同的性格和命運。陶純的軍事題材長篇小說《一座營盤》在批判和重建兩個向度上都有深入的開掘，一方面直面當下的軍營生活，揭示出光鮮戎裝之下的官場病態；另一方面，作者寫了忠誠、淳樸的布小朋參軍后一身浩然正氣，從一個鄉村青年成長為基地司令員的故事，與浪蕩入獄的腐敗分子孟廣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身上透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正義力量。衣向東的中篇《緊急集合》也是軍事題材，小說將戰友情、同學情融合在一起，謳歌了軍人的忠勇和友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顯示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傳統道義觀念。

抗日題材的不斷書寫

通過對抗日題材的書寫不斷豐富集體記憶，為延續傳統提供不竭動力。《天佑》對紅軍長征的理解是一個例子，而抗戰所激發的民族斗志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來源。王松的長篇小說《燃燒的月亮》取材于日本殖民臺灣時制造的“霧社事件”，作者牢記文學的歷史使命，通過傳奇性的敘事書寫了一曲反侵略、反殖民的悲壯頌歌。區別于這種宏大的史詩性敘事，李西岳的長篇《血地》將視點聚焦在冀中抗日烽火中的李長生、李長在、香梅等普通人身上，尤其對其中女性人物的命運給予了特殊觀照，將戰爭大歷史溶解到具體的人所構成的個體世界里，凸顯了真實而鮮活的記憶。作者通過人物熾烈的感情和對敵斗爭的激情將小說寫得血脈賁張，極富感染力。談歌的長篇《大舞臺》寫了隱蔽戰線的城市抗戰故事，以“梅記雜戲社” 班主、共產黨員梅三娘及其三個女兒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兩代人前赴后繼，與日寇周旋英勇抗爭的故事，貫穿著“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民族大義。麥家的短篇小說《日本佬》沒有直接書寫戰爭，而寫了戰后的平民生活。綽號“日本佬”的父親曾救過一個日本孩子，爺爺是傳統信仰的代言人，在他的觀念中無法將抗日與救人兩件事分開理解，正是這種“狹隘”的偏見使人物真實可信。通過上述作品可見，對抗戰史的文學書寫已經步入了私人述史的新階段，小說所表現的是作家個人對抗戰的理解，而非依據已有的歷史結論來進行，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時所說的那樣，陀氏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在公認的、主導的聲音之外尋找到了另一種微弱的、個人的聲音。

深度關懷現實生活

書寫日常經驗

上文提到的《人鏡》在觀照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同時，也不乏對眾生喧嘩所隱含的階層分化和價值撕裂的直視和擔憂，而艾偉的長篇《南方》則以更加嚴厲的方式行使著批判的職能，作為一個敘事形態和主題意義極為復雜的文本，小說以你、我、他三種不同人稱的敘述讓一個“羅生門”的事件一步步變得清晰，而在廓清謎團的過程中，智障者成為最善的人，心機綿密的人則以坑蒙拐騙為生，道德在欲望面前跌落，人性中的惡膨脹起來，人物的復雜命運折射和釋放出了“兩代人人性的無奈、乖張、扭曲和殘忍”。邵麗的中篇小說《第四十圈》更為直接，小說通過一個復雜的案中案，講述了齊光祿和牛光榮在現實逼迫下的無助命運，普通公民與邪惡權勢之間的斗爭結局向來是可以預見的，讀來令人悲憤和哀痛的感覺直指當下的功利世相。林那北的中篇小說《芳鄰》堪稱書寫日常的佳作，一對新婚夫婦遭遇樓上鄰居的噪音襲擾，女主人與樓上“芳鄰”的交鋒同時在網上展開，真相大白之后，原來樓上鄰居竟然是男主人的前妻，鄰里關系的背后卻是情感問題，小說以女性的視角準確表現了現代都市人的情感和人性，并對“80后”的婚姻和愛情做了細致呈現。荊永鳴的中篇《較量》通過醫院里兩個醫生友誼破裂的故事，寫人與自己和社會的較量，揭示和批評了社會整體的病態。

探索人類的精神世界

剖析復雜人性

探索人類幽暗、隱秘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剖析復雜人性。羅望子的中篇小說《群芳》落腳在女性的心理上，5個女人的5個故事既獨立成篇又穿插交織，筆觸細膩地游走在俗世與人心之間，將女性放在社會結構坐標中加以衡量，又反過來站在女性的視角上看社會現實，人物顯現出理性的自主意識。在陳繼明的中篇《圣地》中，獨生女周羽在長江大橋自殺，她的父親兩次前來探訪，悲劇的原因令他心碎。小說呈現了年輕一代的精神困境，顯然“圣地”這個題目也是一種象征手法，除了實指死亡之地，還寓指人類的精神世界。在對精神世界的書寫中，李西岳的長篇《獨門》也有新意，這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通過一個農村少年的成長經歷，向讀者展示了關于人生成長的青澀記憶和反思之后的心靈獨白，表達了自覺的道德批判和人性悲憫，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

從傳統裂變到時代新潮，從歷史敘事到日常書寫，從現實批判到人性挖掘，“魯一”學員們的創作可謂多姿多彩，而限于篇幅未能一一評說的徐坤、戴來、薩娜、許春樵、凌可新、夏堅德、曾哲、謝挺等學員也時有新作驚艷文壇。嚴格來說，“魯院首屆高研班”這樣一個暫時性的集體并不能構成一個文學意義上的“群體”，他們各自在自己的創作領地上努力耕耘，不屬于同一地域，年齡、職業和創作門類以及創作風格差異也很大，惟一相同的就是他們都曾經是這個集體的成員。15年之后仍舊把他們當作一個集體來看，是因為他們在創作中顯現出的鮮明的藝術特色和突出的藝術成就足以成為觀察當下中國小說的重要樣本。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一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