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要做的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細作檢點，對隱藏于民間的俠義、誠信、忠誠、寬厚、仁愛等傳統精神細作描摩，在時間的流淌里校閱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記憶。

從紙面上的“北鳶”到現實中的“風箏”，一虛一實，一雅一俗，都暗合著風雨飄搖的家國圖景。在大時代中身不由己、生死未卜的人們，都像風箏一樣飄浮于天空。這種徘徊于虛實之間、明暗之間、生死之間的辯證法，為《北鳶》帶來了普遍性，也帶來了復雜性。

在2009年的長篇小說《朱雀》中，葛亮以對南京古老氣韻的復現和20世紀宏闊歷史中人的命運的講述，開啟了他的“中國三部曲”。今年出版的《北鳶》為三部曲之二，敘事格局與《朱雀》有所不同。作家將地域從“實存”轉為“虛構”，設置了位于中國南北之間的襄城，將人物譜系集中于商賈世家盧家和沒落士紳家族馮家，通過兩個大家族在歷史滄桑中的跌宕起伏，涵納他對于民國人物和家族士子的遙想與追憶。

《北鳶》從1926年寫至1947年，以盧氏昭如收養文笙始，以盧文笙和馮仁楨收養故人之子終，這開篇和收束，無論是在時間節點還是敘事邏輯上，都與傳統的“政治史”、“革命史”大相徑庭。小說中關于蔣政權的歷史書寫付之闕如，關于北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等政治事件的書寫也并不占絕對比例，且多采取側寫和暗示方式，種種設置中暗藏著葛亮對于歷史邏輯的別樣考量。陳思和稱《北鳶》以“半部民國史”為背景，是頗有道理的。

葛亮志不在“政治”與“革命”，也無心探索國族話語與黨派之爭的來龍去脈。那些宏大偉麗的敘事話語，或是聽起來頗具迷惑性的政治概念術語之類，完全不能對他構成脅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寫什么、能寫什么，也知道自己不寫什么，因此筆觸不會偏離或漫溢。他要做的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細作檢點，對隱藏于民間的俠義、誠信、忠誠、寬厚、仁愛等傳統精神細作描摹，在時間的流淌里校閱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記憶。這聽起來相當“過時”和“老土”，卻恰恰是葛亮視若珍寶的東西。他堅定地、清醒地、因此也必然是孤獨地持有著屬于他的確信：他相信就在并不遙遠的百年之前，在兵荒馬亂和暗無天日的生活表象下，有過一個眉目清朗、樸素無華同時又氣象萬千的“中國”。生活于彼時彼地的人們，即使遭受著戰亂、貧窮、戕害與外寇的侮辱，也自有一份高蹈、高貴的光華。

這種確信與追慕主要集中在盧家。盧氏昭如姓孟，為亞圣孟軻的后裔，卻在民國時代走向沒落，家族恪守的倫理規范也淪為笑談甚至自嘲。大姐昭德嫁給軍閥石玉璞，在丈夫于軍閥混爭中被害后而瘋癲；哥哥盛潯在投靠之人失勢后不得已做了寓公，頹唐度日；昭如嫁至社會地位不高的商賈之家，卻因天性的寬厚、仁義、不計較而與丈夫盧家睦平和度日。在夫家生意受到時代政治波動和外來資本入侵而面臨危機時，她的仁厚天真、無心機、不算計為一家人贏得了生存的空間。倘若將昭德、盛潯和昭如作一比較，便可看出，葛亮對傳統倫理的理解自有其心。他在命運的起落沉浮間賦予昭如以普通人、尋常人的安寧，便是最大的“信”。

這“信”是有難度的。信現世、信實利很容易，但是，信情義、忠貞、承諾，這是多么“虛無”，多么地無著無落，聰明的作家通常會避開這種“虛無”，以尋求“實有”的庇護。葛亮卻像昭如一般地“顢頇”，他篤定了這份確信，知道它是恒常、有效的，知道它的延續與彌漫自有其去處，比如以商賈身份行名士氣度的盧家睦。盧家睦出場不多，卻是傳統文化精神的承載者與傳遞者。他與妻子昭如同持仁厚之心，視文笙如同己出。在生意場上，他秉持仁義誠信的信條，忠善行事，全力擔當。對于弱者，他不僅在經濟上匡扶相助，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自居其上，而是以充滿人情味的“交換條件”平等相待，令其不失尊嚴和體面。做風箏的四聲坊龍師傅初到襄城，舉步維艱。盧家睦慷慨解囊，只有一個要求，每逢兒子文笙的本命年，龍師傅專為他扎一只虎頭風箏。互換的條件從他們這一輩開始代代延續。在《北鳶》中，這種家族仁厚氣息的互相濡染、平民百姓的彼此善待、大時代“變故”中“不變”的承諾與援助，是故事的支撐與主體，氤氳著樸正與善意。

和《紅樓夢》《家》的家族史筆法一樣，《北鳶》有“真實”，也有“虛構”。盧家與馮家生活在襄城，因政治、經濟、生意、戰爭等原因，其軌跡不斷輻射到天津、北京、杭州、四川等地。以他們為軸心，小說連結起了一幅危機四伏又光華暗涌的歷史圖景：在這里，有石玉璞、張宗昌、劉珍年（小說中的柳珍年）、張作良、陳獨秀（小說中毛克俞的叔叔，葛亮的太舅公）等民國真實人物，他們或為敘事重心或驚鴻一瞥，令“民國”立現歷史感與實存感。小說中也不乏虛構筆法：軍閥、商賈、政客、名流、買辦、英雄、草莽，在歷史舞臺上呼風喚雨、改朝換代；文人、名伶、樂師、畫工、禪者、教士、匠人，上演著愛恨情仇的國族傳奇，新舊更迭的世易時移。

這家族傳奇與民國風物攪擾在一起，如此地交相錯疊，光影斑駁。然而，我們卻不難體悟到大歷史之下的一份感喟與蒼涼。在《紅樓夢》中，一僧一道帶著“美玉”來到“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開啟了一部假語村言的“石頭記”。在《北鳶》中，這份恍惚迷離盡現于“北鳶”。“北鳶”一語出自曹雪芹《廢藝齋集稿》的《南鷂北鳶考工志》，世人相傳佚失，卻在小說中復現。“美玉”與“北鳶”，典故出于同一個作者，同樣有著實存與虛有錯雜的縹緲虛幻之感。“風箏”在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是貫穿盧家精神血脈與氣度的物象，多次在抗日戰場上救危扶困、化險為夷。從紙面上的“北鳶”到現實中的“風箏”，一虛一實，一雅一俗，都暗合著風雨飄搖的家國圖景。經歷著血與火的洗劫的大時代，在大時代中身不由己、生死未卜的人們，都像風箏一樣飄浮于天空，命懸一線，但這“命懸一線”，又未嘗不可解釋為“一線生機”，毛克俞將盧文笙的畫作題目如此改過。生與死，無非是一體兩面；希望與絕望，也取決于同一來路。能作如是觀者，必然是對一個時代的巨變與荒涼徹然了悟，在大寂滅中看到生機，在時間的深處眺望到光亮。這種徘徊于虛實之間、明暗之間、生死之間的辯證法，為《北鳶》帶來了普遍性，也帶來了復雜性。

往大了說，《北鳶》關乎民國人物的氣度風華；往小了說，它是在家族史中尋覓精神的流脈。這家族史是盧家的，也是葛家的。葛亮對于寬厚溫暖精神的篤信，對于民國風物有溫度的體悟，對于舊時人物的欽慕，都離不開家族的影響。他在《北鳶》扉頁題辭將書獻給祖父葛康俞教授，可見他對祖父的尊崇與敬愛。無論時局如何動蕩，祖父輩不曾改變過安靜淡定、謙恭自守的人生狀態，這份結結實實的從容和高遠也感染了葛亮，令他能夠觸摸到生命的元氣和底氣，以訓練有素的文學筆法與想象力，在“時間煮海”的沸騰里，抵達那個時代的豐盛與遼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