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被王德威視為“當代華語小說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北鳶》一出，這種期待可以說是成為現實。《北鳶》與《朱雀》被定義為葛亮的“南北書”、“新古典主義小說定音之作”受推重。可以預期，《北鳶》出現及影響力的擴大會刺激當代作家某種程度的創作轉向，回到精致的漢語閱讀世界。不要追趕時間，不要無休止地制造“魔幻”現實，留下來聽聽那還沒有斷絕的“命懸一線”的聲音。粗糲躁進制造無數的瘋狂敘述，我們對自己的聲音已經淡忘日久。尋找自己的聲音和表達的尺度，不斷調適，葛亮做到了。

一

江河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一向是大敘事的對象。神圣化的江河往往召喚出因亂世而流離的群體集體性的溯源與回歸沖動。齊邦媛先生的《巨流河》，龍應臺女士的《大江大海》莫不如是。兩岸分治后，大陸文學傳統中的“江河”成為勝利者抒發革命英雄主義的最政治正確的載體。指點江山的霸氣激揚著血性的文字——“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江河之大之恢弘實在充滿著書寫者主觀灌注的膨脹的想象力。葛亮其生也晚，無緣際會大江大海的大時代，后又棲身香港，與“江河”拉開了時空的距離。但憑著家學濡染、個人際遇遙想歷史風華，潛心營建自己的“山河” 。

被無數英雄豪杰競逐過的江河要如何介入呢？家族是個好的入口。葛亮《北鳶》以家族史的面貌呈現，人物大都有家族長輩的生活印跡，因而多了一些近觀的理解和體貼。以常情寫歷史中的人物，將其融入日常情事。歷史不是表演性的，不是戲劇性的暴烈呈現，而是遵循日常的生活邏輯。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認為，“真正的歷史大動蕩，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場面讓我們吃驚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變化，是影響到思想、觀念和信仰的變化。令人難忘的歷史事件，不過是人類思想不露痕跡的變化所造成的可見后果而已。” 新歷史的形成不是無數充滿戲劇沖突的激情場景的剪接與集合，而是一個漸變的文化轉型過程。當“新”成為歷史的規定性，卻無法承諾托付時，返身回看歷史的陰影，在靜默小山河中或許可能獲得一線生機，面向不可知的勇氣。

《北鳶》無意制造現代啟蒙神話，沒有創世紀的神圣時間，謀篇起落無所謂因也無所謂果。小說主人公——棄兒盧文笙在盧家的出現純屬偶然。對于“天降麟兒”，盧家睦說，“這世上，誰又全知誰的底細。他來到了盧家，就是我盧家的底細”。盧文笙的性情也一以貫之，目無俗物，無欲則剛。“文笙”，“永和”也，寓意和諧淳正。《北鳶》時間延綿20年，從民國十五年始，至四十年代中后期。期間有無數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而作者都沒有讓這些事件擾亂了敘事的節奏（事實上，作為歷史事件的意義是歷史敘事者后天賦予的，當下未必被意識到，無歷史意識正是故事當事人的意識）。

與淡化歷史意識相對應的，是故事的非傳奇化，強調恒常與延續性。近現代歷史也好，文學史也罷，出于慣性或是惰性，都視五四為歷史斷裂口。似乎一夜之間，所有的人事都隨之轉身。然而，敘事容易成事則難。新與舊的拉鋸中，革命敘事的草蛇灰線，時隱時現。革命如人生可能的一般“變故”，悄無聲息地進入到生活。在人倫價值上堅守，不妥協。無論新舊，老祖宗的規矩變不得。讀書人有讀書人的品尚風骨，商人有商人的道義，手藝人有手藝人的行規……各有各的身份，也拿捏好各自的分際。

小說與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歷史要抽離出具體的人事，實現理性觀照，小說則總是試圖拆解歷史賦予的意義，回歸到歷史形成前的某種原生態，已實現小說敘事的有效性。小說在拒絕歷史意義時，又尋找另一種自在的歷史意義——生活史。

“楔子”奠定了《北鳶》的基本格調：散淡、悠遠，言淺情深，含不盡之意于“話本”之外。似乎對讀者有約：不要追問過多，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對歷史做出道德判斷，歷史走到現在就是現在。《北鳶》中有不少游離于主線之外的“點化”之筆（或稱閑筆），禪語機鋒之間看透世情。小兒游戲的陀螺竟是氣勢宏闊之寺廟“獨樂寺”得名之處，似嫌不知民生疾苦，卻也別有說辭：五道輪回，人生之變，終究便是自己的一件玩意兒罷了，又何必當真。貫穿全本的主人公盧文笙具有神秘的預言性。他人生的第一次開口說話就是：一葉知秋。這個小小孩兒臉上端穆的神情，以及空洞的、略帶憂傷的眼神，是經歷人生起伏后的無所掛礙。歷史要順應他，一味的抗拒終究要成為螳臂。他的輾轉遷徙如“老殘游記”，由富家少爺而新潮學生，由革命軍人而終成一介商人 。

革命是反常情的，是歷史的突變。事實上，常情才是生活的本來面目，即便是在外人看來是曾經挺立潮頭的歷史人物，在家人看來，都有合理的情感鋪陳與轉折。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一直示人以反叛者的形象，但面向家人時，他也有凄惶的時候，也想從家人那里得到溫暖與支持。“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葛亮想表現的是“在‘家國’等詞匯的覆蓋下，這些人物內心最溫潤真切的部分”。

二，

而葛亮“察勢觀風”的本事，以及“繼絕學”的承擔自覺，無疑都低調地昭示其寫作終究要走向“大”的敘事學。王汎森教授以“執拗的低音”反思一些歷史思考的方式，談及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風”。 受現代進化觀念左右的歷史談“勢”以示其必然性，不可抗力。而“風”卻是流動的，神秘的，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士風”、“學風”、“家風”、“政風”、“民風”……一切都在變化中，而身處其中的人只能感受其存在，但很難把握、更不用說掌控“風”的變動與流向。他們隨風而行，葛亮寫作起于日常的“靜觀”“感悟”，敏于思慎于言。《北鳶》中引起家變的“風”是八面來風。有自上而下的，有自下而上的，有自外而內的，也有自內而外的。對事故人情的圖繪，流行風尚的細描，“無不有風” ，相互交纏。“風之小者止一事，如裝飾之變是也，風之大者兼眾事，如治術之緩急，士氣之剛柔是也。”“一人之交游，而可以見一時之風俗，數人之行事，而可以明眾人之行誼。”“名字亦風俗之一”，甚至連一代之書也代表一代之風。（劉咸炘）《北鳶》如工筆細描的清明上課圖，即是一派營建“風”的所有物與人的展示與總和。

“風”的無形無狀，風是變幻、回旋的，非直線的。這些特征也暗合了《北鳶》選材角度與篇章布局。就選材而言，盡量避開正史，與歷史對接時總是似有還無的，注重對歷史非中心人物的關注。重視稗史雜記，人物掌故，街談俚俗。歷史敘事離不開時間，但作者有意無意淡化了歷史的線性發展流程。隨人事變遷，空間流徙采取網狀結構。

“風”可以形成“勢”，“風”也可以是與“勢”相對的民間立場。“執拗的低音”是執著的“命懸一線”的民間生命力，也是葛亮的寫作立場。葛亮從“風”入世，但又于無聲中引導著“勢”的進程。對勢是順其自然的接受安排。不著力反抗也不虛無頹喪。風與勢的協調與周旋，未定型于一尊的敘述，隱含著各種可能的未來。看不見的“風”在左右著敘事的走向，人物命運的走向。從全篇結構來看，小說具有某種解構意味，仿佛隱藏著《紅樓夢》假語村言 “空” 的意緒，但《北鳶》“空”而不空，空是活得通透，不空是現實的有“煙水汽”的人生況味。

“變”的“風”與“勢”逐漸形成。沒有人刻意要拆掉那座房子，可房子終于失去了支撐，自己倒下了。葛亮熟悉后現代的解構性，但他更將自己定位為建構者。續命之作，續文化之命，不陷入歷史文化虛無癥。從典籍、家史中鉤沉出物質性的“證言”。實實在在的瑣碎就是確確實實的文化印記。就如文笙的雛燕風箏上，兩株牡丹花開富貴，翅膀上四周的蝙蝠與鹿角是福祿呈祥。然而，這一紙繁華風雅究竟是“命懸一線”，還是“一線生機” ，或者竟能“扶搖直上”？在畫的當下誰也不敢斷言。“細節的意義，不在細節本身，而是建立一種全新的邏輯感，這是一種靜水流深的格局。” 他是一個文學信徒，“對自己文字的虔誠和快樂向往，優雅的姿態，神圣的情感，沒有太多的矛盾與殘酷，沒有孤獨的深沉結構”。《北鳶》之后，張學昕對葛亮的論斷想必是要做局部修正的。葛亮在寫作心態上更接受沈從文。在“常”中觀“變”，在“變”中體悟“常”的隱形力量。

三

《北鳶》中的人物一直在行走，作者心中卻有份篤定。這種篤定來自于厚重的歷史意識，命運的承擔意識。心安即故鄉，無關南北。看似宿命的背后，隱藏著更多豁然開朗的可能性。反抗虛無？這樣的偉詞，怕是魯迅這樣的身份才敢受用。置身于后現代的文化氛圍中，葛亮的定力足以令人動容。他的人和文給讀者以安安穩穩生活、平平實實承擔的綿延之力。為“北鳶”安放到一個暫時安穩的，未完結的去處。王德威所言極是，當代作家以創新突破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內地作家要到世界去，葛亮卻要返回北方－中國。他沉得住氣，涵養得住文字，不貪圖一時之功。其小說美學及歷史情懷已然成型。

《北鳶》的舉重若輕。葛亮將值得張揚的家族史處理成民間史，體現他書寫“行走于街巷的平民英雄”、“無所不在的角色”的文學史觀。民間才是時代的磚瓦的構成。他們的聲音盡管微薄，卻是這豐厚的時代，最為直接和真實的見證。他們的傷痛與快樂，都是這時代的根基，匯集起來，便是滾滾洪流。那便是，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

“謙卑的江河”也正是一個民族以及它的文學傳統的再生之源。 

作者簡介：陳慶妃，華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