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6年第五屆全國作代會之后，五年一度的盛會又要召開了。這是一次各地作家相聚的盛會。接到會議通知，想到有許多朋友又將會面，很開心。

記得是泰戈爾的詩句：“活得太匆忙，來不及體會。”日子總是匆匆，交友也就匆匆。不必說遠在各地的許多朋友，就是近在北京的朋友，如今一年也不一定能見上一面——這時，忽然想到北大作家班同學李小雨、呂雷病逝，一個近在北京，一個遠在廣州，我均因故未能趕去作最后的送別，至今心里還戚戚然。

每次全國作代會召開，也就成了許多文學界朋友相聚的機會，是大家非常珍惜的美好時光。特別是在預備會上，開會前，大家都到處張望，互相尋尋覓覓，彼此揮手示意。也有會錯意的把陌生的揮手接受下來，給予回報，接著就發(fā)現(xiàn)誤會，彼此尷尬一笑。而更多的是當即接通信息，互相報以愉快表情，真是人生不亦快哉的事情。

參加第五次全國作代會時，我還在廣西工作，當時是興沖沖來參會，興沖沖地來會老朋友。那時我認得的朋友還不多，遠不如現(xiàn)在，可是，不管朋友多寡，心里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會會老朋友——或許正因為朋友不多，才越發(fā)看重這事。

在第五次作代會上，我特別盼望要見到的是我的老同學，也就是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第八期和北大首屆作家班的同學。前者是1986年分開，一別就是10年；后者是1988年告別，分別的日子也不算少。我捧著一份代表住房表，尋覓同學的房號，挨個打電話，一旦打通電話，大都是兩個人就在電話里叫叫嚷嚷起來，然后不是我去訪他，就是他堅持來訪我——那個時候都是兩人一間房，有時候還要考慮會不會影響同屋的起居——遇到無人接電話的，表明對方已經(jīng)出訪，及至打通另一個同學的電話，立刻被告知，未接電話的那位正好在他屋里，于是被喝令“你小子馬上過來”，于是就乖乖的，“本小子馬上過去。”

回想起來，參加第五次作代會的同學真多啊。前后兩個班的同學少說也有60多位，大都是50年代出生，當時正處于文學創(chuàng)作最好的年齡，佳作迭出，分布在各省市，大多數(shù)都被選為代表。可惜那次會上沒有同學召集大家聚會，倘有聚會，人數(shù)多，又兼不少人中年得意，意氣風發(fā)，可以想象那一番熱氣騰騰的氣勢，恐怕還是頗引人注目的。同學聚首，歡喜之余，都會念及各自境況，只是念及幾位過早謝世的同學，姜天民、秦文玉、向義光……無不肅然，無不唏噓嗟嘆。

五次作代會后不久，我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國出版集團任職。此后，每次作代會上同學聚首，不經(jīng)意間我就有了東道之責。所謂東道之責，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我要求自己對每一位同學都要問候到，打一通電話自不必說，還要在會場內外見上一面。每次大會前或者散會時，人流熙熙攘攘，總要東張西望，當然是在找老同學；在偌大的餐廳里，端著盤子像是在找座位，其實我還是在找老同學。總覺得見上一面才放心，說上幾句話心里才熨帖，如此方覺得沒有白來參加會議。

漸漸地，能夠在會場上聯(lián)絡的同學也就稀少了。歲月催人老，新老必交替，作家人才輩出，作代會各地代表的選舉自然也是如此這般進行著。更何況，“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天妒英才，這十多年來，又相繼有多位同學罹病辭世，無論如何是再也不能相會的了——他們永遠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南方的森林》（袁和平）、《女人無魅力》（杜保平）、《最后一分鐘》（李小雨）、《大江沉重》（呂雷）……

第九次全國作代會即將召開，自然還會有各種各樣機緣結識的朋友要會面，理當高興；何況還會有一些同學相會，心下自然歡喜。也期待同學們創(chuàng)作實力不減，作品愈發(fā)厚重，影響力日隆，對此我有期待。其實，不管能不能在盛會上相會，同學永遠是同學，是人生永遠的記憶，大家都會時不時在各自的作品里見到，在彼此的記憶里和想念中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