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

有時，我懷揣一個面目模糊的故事。這個故事來自一些人的回憶，來自塵封的檔案，或者是一些尚未形諸文字的歷史碎片。我背包里裝著記錄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腦子里回蕩一個民間的口頭傳說，我前往一個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鐵路、公路、鄉間小徑、荒蕪的古驛道——連接起來的一個個地方，去求證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歷史的現場。

有時候，什么都沒有，沒有故事，沒有目標，沒有準備，只是在別人的書中或自己的書中呆得久了，便向往著道路，道路所帶來的流動感，怕跟生活隔絕，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間中遇到不同的人，單個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間，一個故事就出現在面前。

這些年，我的四本書，或者我寫的四個故事，就從這兩種不同方式得來。

四年多前，寫完了取材于藏族史詩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在有關史詩材料的尋訪過程中，聽到了另一個歷史故事的不完整的民間版本。為求證回頭便去讀清代史料。這個故事發生的地方，是今天四川西部的一個縣。把這塊小地方的有關史料從浩繁的清代史料中一一打撈出來，足有上百萬字。這些文字促使我不斷去回訪那個地方，一段廢棄的古道，一座河上曾經有過的橋梁，三四千米雪山上已然消失的關隘，一段曾經有上千人殞命的峽谷。然后，繼續搜集梳理新的史料，然后，再重返現場，從當地人口中聽取那些口頭的傳說，自然也有當地人稀少的文字記載。兩年多時間，在故紙堆中和故事現場的不斷往返，終于使我在第三年寫出了非虛構作品《瞻對：終于融化的鐵疙瘩》。

寫完不久，我依然去往青藏高原。這一回，沒有準備，只是想去看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現實。五月，高原地帶草色剛剛返青，四處殘雪斑駁。有些時候，往高處攀登，雨變成雪。有些時候，從高山牧場去往低處農耕的峽谷，雪又變成雨。在路上，總遇到一些本該在上學的少年。他們從山上下來，在路邊向來往的車輛搖晃著手里的東西。停下車，他們會拿出一塊奶酪，一塊小動物的毛皮，更多則捧出剛從雪線附近的草坡上挖出的蟲草：“蟲草，蟲草，三十元一根，三十元一根。”我熟悉這些孩子，如果是秋天，他們捧在你面前的會是幾只蘑菇。但現在，他們只是說：“蟲草，蟲草。”這天，我停下車，問一個孩子，打算用這些錢干什么，他說：“給姐姐買跟同學一樣的東西。姐姐在城里上學，要有跟城里同學一樣的穿戴。”這句話擊中了我。那天，我改變計劃。在當地縣城一個稍微舒適的酒店住下，打開電腦，寫這個新遇到的故事，故事叫做《三只蟲草》。我想，我要用清新的筆調寫一個善良的高原少年。我要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天真少年在今天這個消費社會中的歷險記，而且，我不能讓他在這個社會中沉淪與迷失。

這個故事使我意識到，除了人與人的關系，其實還可以探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自然界到底能在什么程度上承受人類無休止的索取。沿著這個思路，我又寫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揭示這個消費至上的社會的種種圖景，揭示環環相扣的商業鏈條對自然界，對鄉村，對弱勢群體的剝奪。

這是我近五年所寫的四本書的緣起。一個寫作者，終生都會尋找故事，但一個寫作者，不會只止于講一個故事，而是要盡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隱含的意義。這意義是美學的，也是政治的；是關于人的，更是關于社會的。對這些意義的尋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等待靈光乍現，而是始終使自己在路上，讀書、尋訪、體察。在龐大的知識體系和復雜的現實生活間不斷往返，在我，是通過寫作提升自己的惟一方法。

（作者為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制圖與人物速寫：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