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加拿大華人作家）：

十月文藝出版社的韓敬群先生說：“一個沒有離開過故土的人其實是沒有故土的。”這話其實是有背后的哲思的。在我離開家鄉到上海上學之前，我和溫州的關系是自然的，親密的，沒有縫隙的，所以我完全沒有思考過“故土”、“家鄉”這一類的概念，就如同一個牙齒沒病的人，是絕對不會想到自己有牙齒的一樣。“家鄉”這個概念第一次進入我的腦海，大概是在我回家過寒假的時候——我感覺到了變化和隔閡。從那時起我就拼命地想逃離溫州，我只是沒想到，后來我會走得那么遠，一轉眼就錯過了中國日新月異的三十年。在我的一生中，在異國生活的時間和在故土生活的時間相比，大概是一半對一半的。這一半和那一半在時間上是相等的，但在重量上卻大不一樣。童年青少年和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是具有絕對加權重量的。對一個作家來說，成年之后在哪里生活并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哪里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所以盡管我和溫州如今隔著千山萬水，可是我小說想象力落腳的地方，總歸是還我的故土——那是我最強大的文化營養。

在我寫《流年物語》的時候，寫到主人公劉年居住的西角貧民窟，我閉上眼睛，幾乎可以數得出那條街從街頭到街尾每一座房子的樣式，想得起各路人馬在那些院落和街道上進進出出的樣子。可是很奇怪，我只有在多倫多寫故土的時候，故土的樣子才是清晰的，具象的，富有質感的。我一回到溫州，這些印象就變得模糊不清了。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說他寫大海寫得最傳神的時候，是身處美國新墨西哥州，遠離兩片大洋2000公里之外。他需要離大海很遠，才能寫出大海的精髓。也許身在遠方會制造一種審美距離，讓人產生塵埃落定的清晰感。我的寫作是嚴重錯位的：在一個官方語言是英語的國家里，我堅持用漢語寫作，我的發表渠道和讀者群體遠隔千山萬水；我一生都在逃離故土，卻十幾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書寫那個我一直都在逃離的地方。我的文化營養當然不能排除后來的閱讀和閱歷，但最主要的來源只能是故土，我通過寫作來一次次地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