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繼明的寫作和思想譜系中，《人境》的出現是意料之中的。這讓我想起路遙在《人生》之后想寫一部“規模最大的書”，路遙選擇了1975年到1985年中國城鄉廣泛的社會生活作為表現對象，劉繼明的《人境》則選取了更漫長的當代歷史，從建國到現在，上部寫馬拉出獄后回到神皇洲重新創業，下部寫慕容秋的高校和知識界的生活。中間穿插的重要場景是農村（空心化和同心合作社的出現）和工廠（楚風集團污染事件和長江機電廠改制）的變遷，同代人的思想差異變化，老一輩的堅守和無奈，新一代們的成長和傷痛。小說全景式地掃描鄉村與城市，作為個體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以及資本新貴、官員都被集中到這個當代中國的重要問題屏風上來，每一個人都在以自己的出身、經歷、認識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回答和選擇。

以文學的方式討論和參與當代中國的發展進程，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最近重讀了《創業史》、《平凡的世界》，一個最大的疑惑是，我們可以用文學的方式為農村合作化背書，又能以文學的方式為單干分田到戶而講述故事，同一種文學在兩種不同的歷史思路之下幾乎都可以自我完滿，文學自身合法性的東西是什么？這是重讀此類文學作品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如何以獨特的藝術真誠超越歷史的局限性，《人境》的一個主導思路是以農民專業合作社重建農村的主體性，這是小說主角馬垃人生重挫之后的選擇，是學者何為的思想資源，也是慕容秋回國之后的思考。中國農村擺脫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模式，建設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也是新農村建設的一種新路徑，從邏輯上可以講通，實踐上也有案例可依，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呈現出來，而又避開空洞化的陷阱是重大的挑戰。如何在史詩的規模中，不疏漏生活的質感，不遮蔽人們實際生活中近乎平均值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在知識、思想和信仰的指引下而不乏對自我“正確”的質疑，是這部小說先天帶有的伴生品。

小說以馬垃串聯起兩個時代，兩種選擇（走向城市和回歸鄉村），兩個偶像（公社化時期的英雄馬坷和1980年代的強人逯永嘉）。在經歷牢獄之災后，馬垃回到神皇洲，回到第一個偶像馬坷未竟的鄉村建設事業中去，重新回到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建設美麗家園的理想中去。回到神皇洲是回到土地的激情，回到一種社會久遠的被歷史和敘事淘汰的道德和理想，重新回到合作社，萃取新的活力和精氣，在馬垃的世界，鄉村不是整個社會的贅疣，而是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生長點。時間跨越十七年的農村合作社和公社化，十年“文革”，1980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90年代以來的打工潮，鄉村人口和資源的流失，小說跟《平凡的世界》、《創業史》相比，的確加載了太多在時間流失中增加的東西，使得這個作品無法單純，當然這也是時代所賦予它的特權，它已經無法回到《創業史》的單純年代。

劉繼明說這是迄今為止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重要是因為這是一部史與思結合的作品，史的部分自不待言，跨越的時間和史實歷歷在目，而“思”的部分，我們幾乎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建國以來所有文學討論過的主題，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知青與鄉村，青春回憶，閱讀記憶，鄉土中國的思考，國有企業改制，底層，社會正義與公平，土地改革，新型合作社，知識分子的責任，老干部與二代，資本運作與政府職能等等當代中國的問題，靠著馬垃這個極其具有文人情懷的人物和故事的演進綴聯起來。不是每一個人物都能起到推動故事情節的作用，有時是一種情懷抒寫，有時是必要的交代，有時是人物出場的需要。回望當代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時間飛逝，在波譎云詭的當代歷史上，這些話題也像水災中的小舟一樣東搖西晃。

《人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有一種深沉得不合時宜的烏托邦情懷，在鄉村凋敝的主流敘事中，作家用這種情懷去重建一個“合作社”，去匡扶資本和政治的正義，建立鄉村的主體性，用小說中農民谷雨的話說就是，“馬老師操心的不止是同心合作社和神皇洲，而是整個中國。”小說中的語調和詞匯，甚至是那些可以便當地引發聯想的社會構想，人物道德對于今天的文學來說，對于今天精致的萎靡氣息來說，不也是一種烏托邦嗎？這部小說中理想主義的人物、正面人物特別多，他們都是慕容秋懷念的知青時代的戀人馬坷的精神后裔，“公而忘私，富于理想。”

小說里面的人物都被一種耽美和理想主義的氣息所鼓蕩著，讓人不知道是真實還是夢幻，所有的故事和情節可能都是真實的，也可以在時下正在進行的生活中得到驗證。但里面的人物往往讓人走神，他們輕易地跨越的生活路徑（比如馬垃讀書和創業），可能是《平凡的世界》中人物終身無法逾越的鴻溝，這些先天智商情商齊偉的精英們，即使經歷了失敗和挫折，他們的理想主義氣息仿佛不是從他們鐘愛的土地中生長出來的，而是來自于某種天賜和命運。小說的精神氣質既接續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也接納了古典人文主義的精髓。逯永嘉、馬垃、慕慕容秋、何為、鹿鹿和曠西北甚至那些擁躉們其實都是烏托邦主義者，是社會精英、理想主義者，盡管他們思想資源、精神氣質、人格類型等各有不同，逯永嘉幻想的“理想國”，人人平等的，不分主義，不受限制，何為要去重建鄉土中國，慕容秋要回到鄉村，馬垃更是身體力行，鹿鹿曠西北保護環境，對抗資本。這是一曲鄉土中國的贊歌，是理想主義者們的大狂歡。在理想主義者們周圍，諸如丁友鵬這樣人物的出現，可能就是一種單純的人物關系的設定和對照，而不是他個人性格發展的必然，丁友鵬擁有一個如此有堅守有原則的父親和信奉自由主義的老師，他卻是如此的自私自利，這個人格的發展來得突兀和任性，可能是具有灼熱情感的小說所帶來的副產品，人性很容易只有兩端，但既然結廬在人境，就必然是一個中庸者們占大多數的世界。而且往往是平凡的世界才能讓我們更真切地看到理想是如何可能，又如何不可能。

阿蘭·芬基爾克勞把文學放置在與上帝、歷史相抗衡的位置上，“不管我們如何努力，如何想象著他將自己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的，并且說服自己相信他會積極作為，他卻任由我們自生自滅。若要令這一祈求有實現的可能，我們所要做的既不是直接訴諸上帝，也不是訴之于歷史這一神正論的現代化身，而是訴之于文學。”但大概只有文學能完成對活潑生動的生命軌跡的扎實安頓，并且深切地約束安撫我們內心深處蓬勃而出的精神囈語。《人境》把歷史大勢的思考放在前面，把對一個世界的重建作為愿景，而且是以一種“回撤”的方式來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我把《人境》看作是劉繼明奉獻給碎片化已久的當代中國文學一份令人驚喜的厚禮。

（作者單位：上海作協理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