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工細繪出一副百態眾生猶如繁花綻放的漫漫畫卷之后，金宇澄帶著《回望》沉默歸來，在這里眾聲喧囂被收攏進了昏黃臺燈下的書信回憶，濃濃淡淡的人生化作搖椅中望著照片慢慢憶起的真實過往。《回望》中的故事還是關于歷史中的個人和個人的歷史，只是在這個非虛構的故事中，主角是他的父母親人，他們的人生猶如被拋在浩瀚歷史中的小船，記錄了一些情感，承載了一些歷史，刻下了一些城鎮記憶。

《回望》分成了四個章節，第一章和第四章是作者對于父母人生的旁觀和回望，第二章“黎里·維德·黎里”是作者整理的父親人生記錄，第三章“上海·云·上海”是母親自述的人生記憶。父母各自的人生正如文章標題一般，總圍繞著自己的鄉音故土兜兜轉轉，而四章內容在不同敘事者的聲音中相互交織，互為見證與補充，和傳統的中國敘事偏好完滿一般，被講述的諸多故事也在一段跨越時空的講述中擁有了結尾。土地養育生命也呵護靈魂，第二、第三章中父母的人生記錄則圍繞他們的家鄉故土、他們曾經待過的地方描述人生變遷，靈魂成長。在個人歷史的記錄中，我們看見了他們所經歷的磨礪與成長，了解了那些愛與期待，也窺得二十世紀那段動蕩歲月的幾抹真容，聽得歷史的幾段寂寞唱腔。

關于父親，作者的母親說其從不講自己的痛苦，總是講別人的事，說一切已經過去了，不能再講了，很多人都死了（第151頁）。作者在黑龍江下放時與父親說起所見種種，父親盡管知道，或者也曾經歷，但總也不提自己的過往之事。這位沉默的父親故去后作者開始記錄父親往事，因為父親留下了大量的書信、日記、申訴報告，信息來源并不缺乏，通過這些材料可以恢復往事一定面貌，但要讓這份回憶完整卻還需要更多，于是作者拿來了父親的照片，找來了一些書籍，包括地方志、傳記、黨史等，搜索了網絡信息，比如一些詞條和網絡資料，甚至還找到電視節目《面對面》的相關內容。在這部分的敘事中，事件細節、情感細節的提供者是父親，作者將它們按時間順序排列，以人生重要事件為節點摘選父親的信件、日記等材料以擴充細節，并直接引用各種資料作為背景補充。作為父親生命的部分參與者，作者見證了父親的一部分歷史，但在提供細節時也盡量保持客觀化敘事，不以自己的態度和評價去異化父親的世界。沉默的敘事態度符合父親本人的行事風格，也是子于父、于父輩歷史時空的一種尊重。

關于父親的第二章中，一、三部分作者均命名為“黎里”，它們以作者本人為主要敘述者，記載了黎里在戰爭歲月里的完整與和平歲月中的拆遷改變，黎里金家在歷史河流中的興衰變遷，父親在故鄉所經歷的人世百態和對于故土不變的深深眷戀。作者在這個兩個小部分填上了很多細節和細小故事，比如戰爭中的謠言，“八一三”爆發后，那些在轟鳴的戰機和火藥味中顫栗的人們傳言“只要身穿絲綿襖褲，子彈就打不進，死不了人”（第40頁），和十四年前“非典”到來時群眾搶購食鹽類似，這細小的謠言為歷史的宏大敘事備注了人間溫度；比如祖父趕到杭州監獄看望兒子前囊中羞澀，向自己的大女兒借錢被斷然拒絕的故事，以及父親小學同學沈玄溟和他家庭的故事，個人的一生在歷史河流中不過滄海一粟，那些真切痛苦難以被記住，但有了書寫與記錄至少會讓我們知道，它曾發生過。比如一九八〇年阮儀三先生游說黎里鎮領導保護古鎮卻被轟走的故事，不論是黎里古鎮，還是像黎里、塘棲那樣被人為抹去寧靜的諸多古鎮，人的力量總顯得既微小又巨大。在客觀化的敘事中，作者是隱沒的，但對于讀者而言，感受這些珍貴的歷史細節，在自我經驗中驗證情感，或許遠比探知作者態度更為重要。

第二章的第二部分命名“維德”，這是作者父親數個曾用名中的一個。作者的父親生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一生與時代同步，在學生時代結束時加入中共情報系統，作為一名地下情報人員，他為國家奔走過，但也被歷史遺忘過，被日軍關入過囚牢，也被自己的黨員同事關入過監獄。在作者父親的波瀾一生中不可靠的人類記憶，被斷章取義的話語起了重要作用。通過作者摘錄的文件資料，我們看到了當事者對于歷史的補充，這些并不系統的記錄沒有嘗試去還原大歷史，而是對于個人的生平、為人做了盡可能的還原。于是，我們看見了建國前閱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建國后研究《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五五年在南京車站路監獄研讀馬恩、五九年在湖州閱讀《反杜林論》、《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簡史》、七一年之后依然細讀列寧和恩格斯，讀史并比較中歐國情的老黨員，以及一個認為書中未必有真理的老人。他在逆境中堅持學習、努力生存，讓知識和能力幫助自己生活得更有質量，所謂真理，它與苦難，與生存、生活攪拌在一起，其中真意可能只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才懂。

如同黎里部分作者本人對于細節的記錄，父親“維德”同樣記錄了很多并不十分為人熟知的歷史邊角，比如中日抗戰中日共與中共的交集，挖掘了“佐爾格案”中日共在情報案中所受損失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共傷亡；比如對情報人員程和生為情報系統工作并犧牲的記錄，留下了這位英雄式人物的剪影。在這本書中，這些史料讓鐫刻亡者姓名的“積蘚殘碑”（第119頁）再次明朗起來。

與父親部分的被動記錄不同，作者請母親以時間為序，對大量的照片進行整理和細節的回憶。本書的第三章以母親為敘事者，結合父母兩人的日記，對她的往事做了記錄。關于母親的第三章以“上海·云·上海”為名，上海是母親出生與成長的城市，也是父母定居的城市，“云”是母親初二時改成的單名，很美，卻似乎預示了二十世紀中期漂泊無定的人生，盡管與丈夫相比，作者母親看起來似乎是一位被人生溫柔以待的人。

作者母親的人生相對平順，在家族的興起過程中享受了較好的物質生活，受過良好教育，較為積極地參與社會變革，建國之后的工作也十分平穩。與丈夫自由戀愛多年后結婚，有共同話題，感情基礎深厚，生有兩子一女。她的生命不曾缺乏愛，但在二十世紀的波濤中，她不可避免地經歷了丈夫多次被捕入獄帶來的忐忑難安，多次感受了因工作變動與孩子被迫分離的思念疼痛。這一章節的敘事中仍然十分客觀，但那些焦慮、憂愁的情緒卻很容易被讀取，或許是因為歷史難以被看清，人也經常看不清自己，但在別人的故事中，我們總可以透過他們的視野，看見自己的人生和人類一些共同的情感。

如果說作者父親的一生或多或少地呈現了二十世紀的主流歷史，那么作者母親的人生則更多地記錄了一位女性和一個家庭的成長史。“上海·云·上海”按母親人生階段劃分，第一部分以高中為界，講述中日戰爭背景下少女“云”的家庭和她的成長；第二部分以母親作為維德的結婚對象調回上海為界，勾勒她的青春歲月；第三部分講述了“云”成為一位妻子和母親之后的歲月故事。

三個部分描繪了政權交替之中和之后，社會環境不斷變動，人和家庭被迫適應并為更好的生活不懈努力的小歷史。從中我們可以了解那一代青年人與戰斗、勞動結合的熱血青春，看見在他們身后國家走向公有化，又緩慢走出的過程，還有那個年代政府職員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窺得那些批斗為家庭帶來的種種傷害，發現下放的多種弊端。當然，還有更多的歷史細節，比如在華東軍事政治大學短訓時，三位同學離校出逃被追回和處理，不論身處何種歷史環境，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自由意志從未缺席。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妻子和母親在動蕩年月中適應多變的工作和操持家庭的不易與堅強，以及她在困頓中為自己買一只小包、買一件外套、帶孩子們看場電影所帶來的感動。

行文中，作者母親的真實情感并不隱晦，盡管她在學習和工作中表現優秀，獲得了很多榮譽，但這些并沒有遮住她對于家庭和親情的珍惜愛護。軍大短訓期間，她渴望和親屬相聚，干部下鄉以及下放湖州期間，她思念孩子和丈夫，渴望回家。為維持家庭，最為艱難時她白天工作，夜晚授課以掙取額外的十元工資，所幸在丈夫與她的書信來往中，我們可以看見兩人溫情脈脈的關心與體諒。在父親篇章中，國家大義十分動人，在母親篇章中，盡管情感克制，但這些兒女情長同樣被書寫得十分動人。

個人化的歷史很難書寫，它是發生過的事實，但一生的長度和復雜性決定了人的歷史不會只是一條簡單的單線索敘事，尤其在只有資料而無親口敘述的時候。作者在最后一章“我們回望”中寫道：我走進了本以為清晰，其實相當陌生的地方，遠看一個普通的青年人，如何應對他的時代，經歷血與犧牲，接受錯綜復雜的境遇和歷史使命，面對選擇，從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線，實在也是復述的一種周折（第343頁）。盡管難寫，本書完成的狀態卻十分好，全書以一九六五年為界，縮減了類似沈玄溟家里那位吳醫生的故事，以減少文本過于龐雜的可能，并以時間和空間為坐標，對書中人物進行定位和約束，再佐以豐富的資料以非虛構的形式呈現父母的人生。

這些從形式到內容都極其豐富的資料避免了作品過于個人化的傾向，彌補了記憶的不可靠。而作者的筆法有著海明威冰山原則般的自我約束，敘事客觀，僅以彼此的敘事作為補充，不加解釋和議論；以時間為線索，條理清晰；修辭非常樸素，幾乎看不到過多比喻和形容詞；情感抒發極少，僅有的一些情感相關內容也以引文等形式出現。這些個人化的歷史猶如冰山位于海水上的部分,看起來已經足夠宏大，但不可否認水面下有更多的內容需要讀者自己去挖掘、去感受，無論是情感還是史實。

客觀化敘事必然留有空白和空缺，而這個敞開的文本在完成記載的同時，其實已將再創作的筆交給了讀者。當讀者的人生閱歷，讀者的知識素養、精神結構，讀者的閱讀意向參與本文創作后，這部《回望》實際才可真正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可說作者沒有加以引導。沉默堅忍的父母從年幼、年輕至年老，在跌宕的人生中一次次接受境遇，做出選擇，對于時代和命運他們的認知和言行不應僅限于家庭內部的私閱讀。實際上，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文本，讓這些紛繁舊事在歲月中張開嘴說出自己的聲音，在相互交織中呈現一個完整的真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