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4年拿到第六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到今天，剛過而立之年的上海作家張怡微已經寫了十來年。今年1月，她出版了最新長篇小說《細民盛宴》，講述從小在一個重組的家庭中長大的女孩袁佳喬如何面對繼父、繼母的故事。二胎放開，獨生子女一代的經驗即將成為歷史，張怡微以袁佳喬這個人物記錄下了這一代人的故事。

這幾年，張怡微一直在進行一個叫“家族試驗”的寫作計劃，她寫了失獨、喪偶、過房、離異等故事。張怡微愛寫小市民，愛寫日常生活。有評論家把她的小說稱為“世情小說”，也有人說從她的小說里能感受到張愛玲的海派余韻。

除了文學創作，張怡微目前的主業是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明清小說。剛完成博士論文寫作的張怡微回到上海，澎湃新聞記者與她聊了聊《細民盛宴》的創作。

張怡微

澎湃新聞：說到《細民盛宴》，“細民”跟草根、小市民、小人物、素人這些說法是一個意思嗎？

張怡微：“細民”其實就是小市民，沒有更復雜的意思。寫的時候想說“盛宴”，要找一個詞來形成反差，所以就用了“細民”這個詞。對中國人來說，無論是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階層，吃飯可能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種象征，象征團圓、和好或者一種“準入”和召喚。

澎湃新聞：你覺得《細民盛宴》有一個統一的主題嗎？

張怡微：《細民盛宴》是我一個“家族試驗”寫作計劃中的一部分，之前已經出了《試驗》《哀眠》《因為夢見你離開》等短篇集，今年還會出一個《櫻桃青衣》的短篇小說集，說的其實都是一個主題，就是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因緣際會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這中間包括離異、失獨、過繼、老年人再婚等等。

澎湃新聞：讀《細民盛宴》的時候，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是，你的作品呈現的是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面對家庭的復雜微妙的經驗。這種情感，是你從剛開始寫作到今天，一直非常自覺地要去表達的嗎？

張怡微：很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事，如果仔細去看的話，會發現其實產生的時間并不長。比方一夫一妻，一胎化，或者女性出門工作。現在開放二胎，一胎的倫理模式也被斷代了，獨生子女的生活經驗、倫理經驗好像就要走入歷史，這是很有趣的事。另一方面，獨身子女的日常經驗也從“城市經驗”中退場了。我們一起走過了這段歷史。今年過年的時候，我看到有個app叫做“親戚計算器”，就是輸入“關系”得到“稱謂”，其實這些都是這一代人獨特的“情趣”。這種“特殊性”當然也創造故事。小說能夠記錄這個過程。

澎湃新聞：小說里有的細節非常真實有趣，比如你寫到爺爺將我放在攤頭上顧菜，自己卻跑去勾搭老太太的故事。再比如你寫到一個好友母親突然去世，她不敢回家，這些似乎都很難想象。你在訪談中提到過有的地方是靠抽象。小說里有哪些是典型的抽象來的？對于你這樣的“家族試驗”系列來說，寫作時會不會覺得推理的不如真實的更有力量？

張怡微：其實很奇怪，有時候恰恰相反。真實的事情更像假的，假的事情卻讓更多人相信。很“魔術”。推理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說服別人的過程。比如今年2月《上海文學》雜志上我寫的一個故事叫《過房》，就是兩男一女、中年人的感情故事。生活中我只是聽說過有這樣三個人的糾葛，但我不認識他們，不可能去問清楚原因，也沒有人會告訴我真相，所以只能靠推理。我想了很久，是什么原因讓這個苦澀的平衡始終沒有打破，后來我想至少有一點，就是這三個人中不可能有一個人長得太好看，每個人都覺得這個平衡有被打破的可能性。又如我寫過兩個“爸爸過世了媽媽沒有我想象那么難過”的故事，一個叫《櫻桃青衣》發在去年6月的《萌芽》雜志上，另一個叫《漣漪》發在了今年1月臺灣《印刻文學生活志》上，《漣漪》也是一個我聽來的故事，一個臺灣人告訴我，他70多歲的父親有一天忽然說要見一個老太太，是他年輕時候喜歡的人，老人重逢其實不如年輕人，需要孩子陪伴一起去。他們后來由男方的兒子，和女方的女兒四個人一起做了一個環島旅行，可想而知是非常尷尬的一個旅行，那位朋友說到這件事的時候很無奈，后來四五年我們沒有聯系，但這個旅行一直在我心里。后來我把這個故事移植到了上海，我熟悉的環境里寫完了。這兩個聽來的故事，一開始我覺得都很“家族試驗”，所以就當做我這個系列來操作了。

澎湃新聞：對于一個愛寫世情小說的小說家來說，你會很關注一些社會新聞嗎？之前有一次活動上王安憶老師就說她很愛看一些糾紛調解類的電視節目。

張怡微：我很喜歡看新聞故事。因為“沖突”是新聞點，而“沖突”也是通俗小說中推動情節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執，每個人都有很難被他人理解的那一面。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不理解父母處理事情的方式，好像理解太難了，愛他們相對還容易些。因為愛本身就包含了自我犧牲，包含了對他人盲目的寬容，這不是理解，只是一種感情。

澎湃新聞：為什么會選擇去臺灣念書？

張怡微：很偶然，就是我碩士畢業的時候開放招生。我就去了。我和我的室友是第一批赴臺念中文系的博士。

澎湃新聞：讀了博士，念了那么多學術文章，會對你的文字上的靈感有影響嗎？因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考和寫作方式。

張怡微：一定會。一方面在語言上，去臺灣這段時間，讓我認識了漢語的層次。另一方面，學術訓練也讓我的推理能力增強了。但與其說寫論文影響了我寫作，不如說我的寫作使得我的論文語言不怎么好。我導師就批評過我的論文語言常常沒有主語，我留意了一下，我散文中、小說中的語言也常常漏掉主語。我的連詞使用也很不規范。我現在還在努力調整。

澎湃新聞：讀過你一篇文章，講你視野里的臺灣文學。里面有提到很多大陸讀者可能非常不熟悉的一些作家像宋澤萊。能談談你在臺灣期間對于臺灣文學的接觸嗎？和你在大陸時對于臺灣文學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張怡微：接觸不多。但主要的沖擊還是語言上的。我以前也很愛看臺灣綜藝，但真的進入到文學世界，會發現這中間真是有一個很大的語言問題。我去臺灣之前從來不看現代詩，到臺灣之后稍微看了一些，反而很喜歡。比方我有個老師寫了一本書叫《很慢的果子》，很奇怪的一個標題，他說是因為看到有個小販在賣芒果，小黑板上寫的是“很慢的芒果”，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來想了很久才突然明白，“很慢”是臺語“現賣”的讀音。他就直接把它用作文學語言了。詩歌本質上是對語詞本身的想象和虛構，這種啟迪會令我覺得很有意思。

澎湃新聞：讀《細民盛宴》以及你之前的一些“家族試驗”這個系列的小說時，我注意到你用了很多的上海話的詞語。你應該是有意為之嗎？

張怡微：不是的。很多時候就是當下用的語言，就會寫入小說。并沒有那么刻意。

澎湃新聞：像北方作家用方言寫作是有“合法性”的，但南方作家如果用方言寫作似乎會更容易被質疑。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張怡微：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我也不是專家。不過我一直在南方，會看到更南方還有一些官方語言不是漢語的地方，仍然使用漢語寫作。他們也對漢語的發展有貢獻。這其實很有趣。我在做評審的時候，可以一眼看出作品來自大陸還是香港還是臺灣，抑或是中國以外的馬來西亞……大家都用漢語寫作，但漢語本身又創造了界限。另外，許多外在元素其實是會影響到日常語言的。比方臺北多雨，經常下一個月的雨看不到晴天，這本來是個氣候原因。但有次我去買飯，想加一個燙青菜，店員就跟我說，“燙青菜沒有了，以后也不會再有了。”我就很驚訝，不知道燙青菜怎么了。還有一次，我去印論文，卡紙了，我問店員要不要重新打開，店員說，“要哦，因為剛才的那些，它再也不會出來了。”我覺得很有趣。我很喜歡收集這些我自己不會使用的日常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