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敘事功能講，“我們回望”這部分充當了《回望》的“后記”，既介紹了該書的成書過程，又對書中的內容進行了扼要評述。作者金宇澄并不避諱談及書中三部分內容在細節方面出現的不一致現象，強調這樣做是為了“保留‘在場感’的某種差池，是保留了‘尋找’的姿態”。自1990年完成該書第一部分的初稿以來，作者一直在收集與整理父母的生平資料，并鼓勵母親以口述的形式還原她的成長經歷和婚姻生活，最終結構成《回望》這本關于父母人生傳記的記憶書寫。

除該書第三部分采取口述史的敘事形式之外，最能體現《回望》記憶書寫“在場感”的書寫策略是互文性的敘事技巧。書中三部分之間的內在互文性保留了記憶的整理過程，以一種元敘事的特征讓作者始終在場。當然，最吸引讀者目光的是穿插在文中的圖片、個人日記和筆記、私人信件等其他形式的內容。此類文本的存在不僅是為了追求敘事方法的陌生化效應，而且通過它們與敘述主線的互文關系為文中講述的內容提供物證和證言。圖片所傳達的信息尤其豐富，有父母家老宅的掠影和記錄他們成長過程的一張張影像、有父母相識相愛再到養兒育女時的合影、有父親寄給親朋好友的信件和明信片的復印件、還有母親在復旦大學的讀書經歷證明和寫給湖州水泥廠的請示公函等諸多內容。這些照片與私人信件等材料一方面作為文中語言敘述的佐證資料出現，另一方面則使《回望》具有了博物館似的記憶功能。讀者在直面和觸摸這些有著明顯歷史印記的材料時，具有回到歷史現場的感覺。文中有一張圖片把母親在復旦大學的在校證明書和在校肄業證明書并置在一起。這兩份證明開具的時間分別是在1949年1月和1949年7月，剛好橫跨解放軍1949年5月27日攻占上海的時間。這兩份證明帶給現代讀者的歷史厚重感不僅在于紙張的破損和上面書寫的繁體文字，而且緣于兩份證明在字貎、紙式、款式以及文字表述等方面因政權更替存在的微妙差異。這些差異表征的歲月滄桑與人情世故撲面而來，讓讀者成為歷史的見證人。

與此同時，各類文本資料參照性的互文敘述策略為敘事內容賦予了視角上的立體感。立體感的敘述對線型的歷史敘述構成一種反作用力，增強了記憶書寫的空間維度，與第二、三部分突出地理方位在父母人生中的作用的意圖形成互動。故鄉黎里是父親生命無法遺忘的驛站，而上海則是母親人生的安身之地。時間的空間化強化了記憶的在地性和文本的在場感。不過，互文參照性敘述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多角度地對同一事件進行描述。其中，關于日共情報人員中西功的功過評價在不同的文獻資料中表述差異較大。1998年第5期的《黨的文獻》肯定了中西功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并積極正面地評價了他在1942年被日方逮捕之后的英勇表現和他出獄之后為中日友好關系做出的努力。不過，1985年7月9日《吳成方談話摘要》提出中西功主要做的是分析研究，沒有為黨的情報事業提供重要的文件。因中西功的口供而遭到暴露和逮捕的父親則提出了強烈的質疑意見。在1985年7月17日的“抗戰時期上海情報史座談會”上，父親認為在承認中西功做出貢獻的同時，應該正視和反思中西功在被捕之后的表現。事實上，中西功在獄中并沒有經受住嚴刑逼供的考驗，“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報部門地下黨員（代表上級的聯系人）地址”。 在此，多角度敘事具有歷史編撰的特點，探索了單一歷史敘事中被遮蔽的可能性和多元性。

多角度的歷史敘事從而為缺席的記憶提供了補位的機會。由于《回望》中父親從事的是地下情報收集工作，有許多歷史事件因行業的特殊性秘而不宣，常常在官方歷史敘事中缺席。父親與好友之間的通信以及個人筆記以當事人的身份為幫助讀者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不同視角。而且，父親平時讀書時有加注和述評的習慣，使一些不為人知的史料以這種形式得以披露。在左翼女作家關露所著作品《新舊時代》的扉頁，父親1985年1月4日憶寫了自己與她一起從事特工活動的經歷以及她因工作需要所遭受的誤解，補充了1984年《新文學史料》關于關露所未提及的史料。當閱讀董竹君的《我的一個世紀》這本書時，父親對文中關于情報人員李復石的記錄同樣做了補位，講述了自己在李復石家中見到的人和事。這些帶著個人情感溫度的點點滴滴為歷史的背影抹上了一道道欲說還休的夕陽。

相比較而言，母親的口述多些細膩與感性。她講述了自己父親的發家史和衣食無憂的童年，講述了抗戰期間父母為維持生計所做的努力和自己接觸進步思想的進程，講述了自己的戀愛和婚姻，也講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一次次的社會運動給自己家庭生活所帶來的沖擊。母親的口述為讀者呈現了個體命運面對歷史潮流所做出的妥協與抗爭，揭示了一位普通女性對家庭的眷戀和關愛以及宏大歷史進程中個人遭遇的人情冷暖。與父親總是在筆記和日記中記錄工作經歷不同，母親的日記用一種更加私人化的敘事展現了個人的情感波動和對事件的觀察反思，以另一種形式對歷史進行了重構。

在“我們的回望”這部分，作者基于篇幅所限和共同經驗太多的原因解釋了為什么對父母1965年之后的經歷采取了略而不詳的寫作策略。盡管如此，作者還是抄錄了自己在2013年6月29日所寫的日記，補敘了父親當天去世的情景。實際上，在還原父母的生平經歷時，雖然時代語境不同，作者總能在比較他們的經驗和自己的經驗中找到契合之處。例如，作者發現，自己1968年到東北下鄉的體驗與父親1942年被捕入獄和1953年接受調查時的經歷本質上差別不大，父母缺席的歷史記憶在后輩經歷中找到了某種程度的補位。書中曾引用法國理論家羅蘭·巴特觀點，認為“語言在性質上是虛幻的。為了試著使語言變得不那么虛幻，必須有一個巨大的測量裝置：求助于邏輯?；蛘?，在沒有邏輯的情況下，求助于誓言”。為了使文中的敘述可信真實，《回望》引入了各種具有檔案價值的材料和當事人的口述。不過，就像有一次開車行駛在太浦河邊時，作者清晰記得汽車途經一座停泊在柳岸旁招呼行人“停車吃飯”的大船，但當車折返回去尋找時，眼前竟是一片空蕩蕩。不知是因為大船已駛走，還是說記憶終究難免出現差錯？而且，歷史細節的容量如此之大，當我們換一個視角審視任何以追求事實紀錄為目的的個人傳記時，是否會發現還有些缺席的資料需要拾遺和補位呢？如果說記憶與想象有時難免存在交叉之處、歷史細節難以窮盡，那么傳記與小說之間的界線究竟在哪里呢？或者，它們模糊不清的界線正是一本傳記具有普遍意義的關鍵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父母在場的記憶具有樣本參照意義，告訴讀者何以成為如今的自己。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