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里首先贊賞了“輕”的價值，他說：“每當人類似乎被宣告罰入重的狀態，我便覺得我應當像珀爾修斯那樣飛入另一個空間。” 這種認識來自于在米蘭·昆德拉那里明確建構出來的，強調小說文體本身的歐洲小說傳統，這一傳統的核心價值觀正如布洛赫所說：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 它期望小說家在無序的生活之外構建一個陌生的、游戲的秩序，并以此為基礎探索龐雜、沉重的現實生活之外的可能性。珀爾修斯借助“鏡中的影像”避免了對美杜莎的直視，在這一神話對小說創作的象征意義中，“鏡中的影像”無疑就是體現小說文體本身的核心元素——虛構。虛構因此成為小說家的首要本領，似乎對中國的先鋒作家而言尤其如此。然而畢竟卡爾維諾是依照自己個人的審美觀，有意識地抽取了世界文學中的樣本，“輕”的價值熠熠生輝，但它也只是小說美學的一個側面。倘若換個角度來看，某種意義上“輕”也是對現實的逃避。在這一小說傳統之外，還有一種同生活血肉相連的寫作，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說：“一部小說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確實試圖表現生活。”

呂新最近的長篇小說《下弦月》里有一種刻意的沉重。它表面上體現在結構上的復雜、故事中隱晦的象征與暗示、敘述上多重視角的變化、多聲部的疊加以及語言上精致與滯重的并存，實際體現在作品整體上隱喻出來的悖論——一個被時代湮沒的人如何思考這個時代。

故事的主要線索是獨自一人照看三個孩子的懷玉在朋友蕭桂英的陪伴下，外出尋找文革中為躲避迫害而四處流浪的丈夫林烈。在“游戲”的意義上，本該是一個情節跌宕起伏的歷險記，事實上，尋找和逃亡的過程都是平淡無奇的，故事的主體是那個物質貧瘠的時代，而故事本身也猶如時代一樣貧瘠。小說開端敘述的景象似乎是這種整體布置的象征：

“下午四點多，不過說不定也有可能已經五點多了，風小了一些，不再迷眼，北門外那一帶忽然出現了幾個小黑點。”

“風很大的時候，什么也看不見，風里的土豎起來，變成一塊又一塊的黃布。”

這是一個模糊了時間和地理坐標的故事，人物像一個個不起眼在小黑點在背景上忽明忽暗，漫無目的地行走。因為不明方向，他們害怕暴露自身，它們恐懼光明，反而習慣黑暗甚至熱愛黑暗。他們沒有鮮明的個性和面孔，呂新不過在作品中匯集了眾多那個時代的典型形象：小山、小美、小玲、石頭、存存這樣老實、無辜、脆弱的孩子，啟明舅舅那樣不起眼的普通百姓，老舅那樣有志難酬的青年，胡木刀那樣在宏大政治運動中小小的犧牲品，陳美琳那樣的被人嫉妒、打壓的“破鞋”，萬年青那樣阿諛奉承、渾水摸魚的干部，葉柏翠那樣生活在僵化的口號中、極力克制自我乃至將自我塑造成為工具的干部等等。即便幾個主要人物如懷玉、蕭桂英、林烈、黃奇月等人也都沒有不平凡的經歷，因為故事的主體不是人物，恰恰是背景，而很明顯，背景就是文革的時代。

呂新曾說自己“百分之八九十的小說都是以六七十年代為背景的。” 在《下弦月》里，他沒有虛構背景的意愿，他要書寫的就是背景本身。這一背景的基礎由無數個細膩、瑣碎的有關物質的日常行為構成。例如在一場倒賣蜂蜜的交易中：

“懷玉告訴朱瑾，這事不能硬來，千萬不能像拔蘿卜一樣想把杯子一下子拔出來，那太不可能，弄不好只能把杯子弄碎。應該用大拇指頂住杯子的底部，然后一點一點地往上推，往出擠壓，等到 杯子從口袋的口上漏出一截后就好辦了，應該一下子就能抽出來了。”

漫長的敘述似乎將兩個人生命的全部都浸泡在一杯粘稠的蜂蜜里，人的價值被物質湮沒。同樣，林烈的思考抵不住香煙的誘惑，他的哲學被土豆在嚴寒下的保存方式和水餃的做法占據。《下弦月》的時代背景是復雜、巨大、強力、堅實的，所有人物的話語和行為都像針線一般一道道在背景上穿梭，他們在黑暗中探尋光明出現的可能，話語和行為本身卻被織成阻礙光明的幕布，各種掙扎只使得幕布更加細密，直至密不透風，遮擋住全部的智慧的光亮。

對呂新而言，寫作某種程度上就是生活本身，而作品內容就是生活的實質，他的作品本質上是記錄而非探索，對他而言，似乎不存在借助小說逃離現實生活的可能。他直面的現實生活幾乎全部是由過去構成的，而未來也將被過去充斥，換句話說，回憶只是現實的回憶，而未來也只能是現實的未來。在他那里，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系是穩固的，它們甚至早已融為一體。呂新渴望自己被“石化”，正如他在小說中嘗試用各種風格和視角定格“文革”那個時代，因而他要故意丟棄手中的鏡像（作為先鋒作家他當然深諳虛構的技巧），直面美杜莎。如果說先鋒作家普遍重視小說文體本身，對呂新來說，內容無疑更加重要。他曾說：“我現在常常有這樣的感覺，內容是在左右著形式，決定著形式。” 現實只能從過去的傷疤中生長出來，而未來只能在現實中繼續這種宿命。

或許呂新意識到自己已經被這粗糙、單調而沉重背景淹沒，因而他情愿作品中的人物化為背景的一部分。于是故事的最后，我們依然不知道林烈逃亡的前因后果，不知道懷玉如何繼續生活，不知道老舅會有怎樣的前途，不知道蕭桂英同周校長之間有沒有男女關系，不知道朱瑾的為何淪落至如此狼狽，也不知道黃奇月為何這般熱心地幫助林烈。這是一個隱喻，在呂新看來，他們個人的故事并不重要，因為那個時代沒有個人的存在，每個人的故事都都遵循同一個的時代邏輯，它們大同小異。既然個人的命運充滿偶然因素，再討論因果關系也就沒有意義。

那個時代似乎已經被封閉，與我們徹底隔離了，余華、王朔、王小波等等作家對自己的判斷充滿自信，他們超越并俯視那個時代，調侃、嘲諷的文字一遍一遍地淋在那個時代上。但在《下弦月》這部小說里，我們不知道葉柏翠、王主任等人是否真的是道貌岸然，也不知道萬年青是否真的是大言不慚。呂新的人物不會像圭多一樣“一躍就越過墓石，落到另一邊，一溜煙跑掉。” 也無法“通過智力上的猜想而上升至宇宙性的思考。” 他們形容枯槁、腳步沉重，求生的本能限制了他們的“輕”，他們智慧無法超越時代，他們是那個時代背景上的針線，是它的一部分，也是為了銘記而獻身的殉難品。

呂新的目的就是要把“重”落實下來。他的批判和反諷中有著不同于上述作家的一絲遲疑，原因在于故事中人物對自己滔滔不絕、義正言辭的陳述背后有著對那個時代絕對的信任，這也正如我們如今信任自己的時代和判斷一般。身在當下，呂新情愿將自己留在過去，如此一來他便在生命體驗的意義上獲得一個問題：溝通是必要的，然而此岸和彼岸能夠溝通嗎？悖論之下，“反諷”的意義何在？此外，對比正在逐漸被虛擬的當下，在呂新詩意般的敘述中還有著對那片土地和唯有在苦難之中才顯現出的溫情和奇跡的懷念，如果全然批判，這些痛苦而絕望又該作何解釋？或許我們只能理解為這是從黑暗的過去向當下照射過來的微弱的光亮，而它是呂新全部的希望所在。

天文學上，“下弦月”是月相的一種，出現在月末的后半夜。在一個未知的地點，它僅僅給林烈提示著一個模糊的時間——大約農歷新年快到了。沒有時間，談何未來？林烈的后半夜注定無法入睡，他在那個時代背景上行走、奔跑、躲避。呂新為他設置一個迷宮，使他偶爾停下來思考，也只能是越來越莫名其妙。他的腳步在那上面來回穿梭，將它踩得更加結實、沉重，使它在這個時代之外的真空中不斷下墜。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