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的《下弦月》中，一個人在巨大的冬夜奔走。他奔走于匍匐的小城、陡峭的深澗和遼闊的原野，奔走于異常崎嶇的路上。這個人的奔走是亡命天涯式的，他只為求得最基本的生存，卻一次次遭遇到致命的危險。他找不到歸途，只見塞外無際，來日漫漫，奔走似乎成為他今生的宿命。在嚴酷與陰冷中，一輪下弦月出現，它淘米水一樣的月光可否暫時安頓那顆奔走的心？

這是呂新式的寓言。呂新是中國當代重要的先鋒小說家之一，1986年，20余歲的他帶著《那是個幽幽的湖》走上文壇，引來一片驚嘆。從此呂新創作不絕，30年來，他以自己的創作建構起一個龐大的“文革”博物館，那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歲月與此間人的身心裂變盡在其中。龐大本身不能構成其與眾不同之處，呂新的小說顯現出關于這段歷史的洞見，他在探查一個深藏不露的神秘節點，并發現其中隱含的各種意義。按照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中的觀點，這是小說家對于小說的中心的尋找，小說的主題和中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呂新的小說主題似乎是“文革”，而其中心卻是探尋歷史與時間的真諦，裸呈人的心靈荒原。呂新小說所敘述的故事及其中心之間的距離顯示了他的小說的精彩之處與深度。在這個意義上，呂新的許多小說都是探尋小說中心的杰作，《下弦月》也不例外。

呂新似乎要逼近人性中最難言說的部分，存在變得疼痛難當。讀《下弦月》，你仿佛置身一個巨大的冬夜，嚴寒難耐，大風肆虐，食不果腹，隨時可能面對不可預知的暴虐。小說一開始就對大風進行了書寫：風很大的時候，什么也看不見，風里的土豎起來，變成一塊又一塊的黃布，風刮到哪里，那些層疊錯亂的黃布就在哪里就地展開，盡管每一幅都不厚，卻也足以把好多東西都遮擋在布的那一面。“岡上的風整齊地合唱著，像是一架巨大的無邊無際的風琴在黑暗中演奏。”這是一場自然的大風，也是一場政治的大風，它將許多人莫名地裹挾，并把那些美好的東西擋在外面。這場大風里的人的臉都扭曲得可怕。林烈是這場大風中被扭曲的人之一，他選擇了奔走。他在奔走的時候不忘對這場風暴進行深刻而理性的深思。他認為事情的順序應該是自上而下地開始的，就像一座塔，先是在最高處的塔尖上有了一些細小的動靜，這一回，它直接從塔尖直達塔底，底下燒著了，火熱和濃煙一層一層地往上走。他也對歷史中洪流與個人的命運關聯、大的歷史風暴與小人物的關系進行深思，這是一個清醒的奔走者和思考者。

林烈以及呂新筆下的諸多知識分子都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政治風暴中受挫的知識分子，把這些知識分子放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中考量，其價值與特殊性才會凸顯出來。他們是一群未完成改造的知識分子，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苦難中改造、反思，堅韌地活著。他們往往是哲學專業出身，甚至還有留學經歷，比如《下弦月》中蕭桂英的丈夫胡少海、《掩面》中的父親，他們的個性化思想總使他們帶著懷疑的思考的眼光看待理解包括革命在內的一切，然而，席卷一切的政治風暴卻只要求個人無條件地服從馴順于組織。他們和張賢亮《綠化樹》中的章永璘有相似，又有不同。章永璘是一個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甚至曾經有過朦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經過“苦難的歷程”，最終完成了改造。而呂新筆下的知識分子則未完成改造，他們與那個特殊年代的矛盾激烈。正是因為他們的改造是未完成的，所以他們是一群掩面者，一群追尋者。《掩面》這個小說題目也可以看作是呂新筆下知識分子的形象概括，而尋找則是他們共同的命運，《掩面》中的少女在尋父，《下弦月》中的妻子在尋夫，然而，在那個特殊的歲月里，所有的追尋都是徒勞的。與此同時，呂新筆下的知識分子更具自我約束和冷靜反思的特點。較之章永璘三斤土豆換老鄉五斤黃蘿卜，占老鄉兩塊錢便宜的行為，曾懷林去農場買菜但未動小聰明則顯得更為理性。徐懷玉在刮豬皮時認為自己和胡少海在倉庫里偷刮羊皮的行為一模一樣，她的反省帶有精神性懺悔的特征。

張賢亮和呂新筆下的知識分子都得到來自民間的力量，不同處在于，章永璘并未從精神層面上真正得到馬纓花的照耀，而林烈卻從黃奇月那里獲得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救贖。在林烈走投無路時，在讀者也感覺到一種窒息般的壓迫時，黃奇月出現了。在讀《下弦月》時，你一直期待著一輪下弦月的出現，但是它一直沒有真正出現，只是陰沉的天、黑暗的夜。呂新以月為這個人物命名，自然暗含著某種隱喻。他在小說《后記》中說：“寫到第四章的時候，多出了一種期待，因為黃奇月很快要上場了，而他一出來，那一帶的山區就會敞開，哪怕只是微微地敞開，哪怕只能容納一個人，原先的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會被更多的人看見。”黃奇月是林烈在深澗下放時一個生產隊的隊長，林烈在逃亡中被熟人認出感到喜憂參半，黃奇月卻很尊重地叫了他一聲林老師。顯然，黃奇月是讓林烈活下去的最重要的因素，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他一出現，就出現了月亮，盡管這月亮只是下弦月。“他們走著，在淘米水一樣的月色里悄悄走著。”黃奇月救了林烈，給林烈找住處，送來糧食，把全家人舍不得吃的餃子拿給林烈吃。小說中最重要也最具隱喻性的一個細節是，黃奇月想給林烈找一盞燈，但是林烈堅決不要，他說：“我其實早已經適應了黑暗，你忽然給我拿來一盞雪亮的燈，我還不習慣呢，我會害怕、驚心、不踏實，會覺得有無數雙眼睛都在看著我，我會連覺都睡不成。”“我這樣的人，還要什么亮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卻是黃奇月格外珍重的人，因為他曾經給自己所在的生產隊的孩子們當過老師。林烈與黃奇月的關系就是知識分子與民間的關系，黃奇月與月亮的關聯性就在于民間的精神力量。因此，在小說結尾處，呂新這樣寫道：“月亮出來了，又一個下弦月，又是那種淘米水一樣的月光。”“世界，你這個苦難的人間啊！”

呂新的小說向來以隱喻見長，大風、炊煙、陰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滿隱喻，又具有結構功能。《下弦月》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20余萬字僅寫1970年冬天的人事，這是“文革”的午夜，而來自民間的那輪下弦月則是暗夜惟一的光。這部小說的結構獨特，由第三人稱敘述的主線、回憶性的文字和第三、六、九章中供銷社歲月的副線構成三個重敘事，又由下弦月的意象將它們統攝起來。事實上，回望呂新的創作，每一部作品的結構都很獨特。正是因為變幻的結構和獨特的語言，呂新一直被看作標準的先鋒，然而，在我看來，呂新的先鋒是天然的，他的小說就是天然而成，從一開始就出其不意，但是在呂新，你又覺得這就是他，小說在這里不得不如此。恰如尤奈斯庫所說：“所謂先鋒，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