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論世與自我抒情

完全脫離社會的極端個人化的創(chuàng)作傾向或許應該被批判，但文學藝術終究是一個個性化的領地，無論它最終能達至何等的時代高度，創(chuàng)作者的“自我”都是一個無法忽略的起點與前提。對于批評家來說亦是如此，自我的開掘的深度，批評主體的“誠與真”都是展開批評的關鍵。

“自我”是連接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樞紐，故而，文學批評在我看來就是要兼顧“知人論世”與“自我抒情”。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的“知人論世”說開啟了中國文學批評的一脈優(yōu)良傳統(tǒng)。然而，知人何其難也，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人的個性一樣，很多時候很難在“好”與“壞”的層面去簡單評判，而是需要盡力把握并理解其豐富性。所以好的文學批評應該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豐富的而非簡單粗暴的；它應該是針對每個具體文本的評判，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整體評判。攀登文藝高峰的難度可想而知，一個作家也許只有在諸多批評家所形成的整體評判和批評氛圍中，才能找準自己的位置，找到未來的方向感。批評家不應理直氣壯地宣布“六經(jīng)皆我注腳”，他必須克制批評權力的濫用，他應有走進并了解一個陌生人心靈世界的細心與耐心，面對并尊重文本的真。同時，在這樣一個空前復雜的時代，如何認識歷史的真、現(xiàn)實的真、人性的真與文學的真，也考驗著批評家的能力。在“知人”與“論世”之間，存在著這樣一個辯證的互動關系：通過理解作家作品去更好地認識我們所處的時代，又或者，通過了解我們的時代狀況去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對同時代的批評來說，知人論世尤其不可或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和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等等都提供了知人論世的絕佳范例。

孟子與“知人論世”相關的觀點是“以意逆志”。在朱自清看來，“以意逆志，是以己之意迎受詩人之志而加以鉤考”，所謂“詩言志”，“志”是為“志向懷抱”；周作人則呼應晚明以來的主情論，將“志”等同于“情”：“本來詩是言志的東西，雖然也可用以敘事和說理，但其本質以抒情為主。”陳世驤進而指出：“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一言以蔽之，是一個‘抒情的傳統(tǒng)’。”以這樣的觀點，中國的文學批評，自然也在這樣一個“抒情傳統(tǒng)”里面。最極端的例子，或可舉出李贄、金圣嘆評點《水滸傳》，“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當我使用“自我抒情”描述文學批評的時候，我所看重的是作為寫作的批評所凸顯的批評家的自我，他或者表達志向，或者抒發(fā)情感。正如李健吾所言，文學批評是心性的交流與靈魂的冒險，是兩個“自我”的遭遇。批評家從作家的個性世界中所獲多少，取決于他的靈魂深度，他的個性完善與豐富程度，并鮮明地體現(xiàn)在他的批評文體上。

艾青的名言“抒情是一種飽含水分的植物”，尤其觸動我這樣的植物愛好者。

沈從文說：“事功可以為學，有情則難知。”在他看來，成熟的書寫“不僅僅是積學而來”，而“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別的東西……即必須由痛苦方能成熟積聚的情——這個情即深入體會，深摯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它的成長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開”。在上世紀80年代，不少批評家也都是這樣的“自我抒情者”，“他們的寫作沖動常常不只是來自對作家作品本身的興趣，而更源發(fā)于他們自己的人生體驗”（王曉明語）。回顧近現(xiàn)代以來，從王國維、魯迅、李健吾、沈從文等人的文學批評，到上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無不兼顧“知人論世”與“自我抒情”。在伊格爾頓所謂“理論之后”的年代，當我們“絕望地”回到文學自身，又抑或“不忘初心”撿拾傳統(tǒng)的時候，從中或亦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