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頒獎辭：

叢治辰的《上海作為一種方法——論〈繁花〉》,論述了長篇小說《繁花》構筑“紙上的上海”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分析了它作為一種方法，蘊含著如何理解記憶和歷史的多重可能性，其意義超越了一般的“作家論”。論文見解獨到，論述合理，才識俱佳。有鑒于此，評委會決定授予其第六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

叢治辰

“百年新文學視野中的新世紀文學”，這個主題的兩個關鍵詞都讓我感到難以把握：“新文學”經過百年發展，紛紜復雜，其內部充滿此消彼長的相互作用與爭奪，以此為“視野”，究竟是怎樣的視野？而“新世紀文學”這一概念，盡管已經被討論很久，但似乎除了時間定位的意義，始終難以從內在特征加以概括和梳理，因此我們所說的新世紀文學又是怎樣的文學？當然在此時談論這一話題有著特別的意義，那些如今已成巨人的文人學者們，就在恰好100年前將中國文學帶入現代，逐漸形成新文學的燦爛圖景；而由于某種關于時間階段的莫名輪回信念，我們難免期待100年后的今天，文學與文化都會有一次再出發。所以在這一主題下，我寧可暫且不去考慮新文學百年來的復雜性，而回到100年前的原點，思考那時候巨人們的探索，對于今天會有怎樣的啟發。

大略而言，我以為在上個百年之初，那時的知識分子至少在三個層面深入地思考了“新”與“舊”的時代命題：其一是基于家國情懷的思考，20世紀初葉的中國，所有文學與文化的命題，無不在民族國家的大命題之內；其二是對于知識分子自身的思考，在新舊交替的時代，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必須重新尋找自己的作用與位置；其三是關于文學的思考，那當然涉及書面語言的更替、文體的變化與創生，以及文學之于外在世界的意義等等。

就第一個層面，新世紀文學至少面臨著兩重困難。第一重困難是，我們經歷過文學與政治過度親密的時代，那時候文學活力的衰退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之后人們自然而然地向事情的另外一端努力，不再愿意觸碰宏大主題。更何況，一個日益碎片化的“小時代”很快就來臨了，宏大之物似乎愈發被瑣碎之陣淹沒，變得難以把握。因此隨著越來越年輕的寫作者成為創作主力，新文學之初那種立足于文學之外的偉大理想，在文學當中越來越萎縮。當然，20世紀80年代去政治化的文學立法深刻地影響著這些創作者，這一方面使他們可以放心地回避崇高，沉湎瑣碎，退回個體；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他們沾沾自喜于所謂文本內部的歷險，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至今還能看到那么多“偽先鋒派”的原因。但是在經歷過那樣一輪極端的形式創新之后，純粹的形式層面還有多大的潛力與空間？而那曾經將文學從禁錮下解放出來的呼吁，換了一個時代是否同樣也會構成壓抑它的力量？今天文學的自說自話，其社會效應的整體退敗，是否應該回到這個層面加以反思？第二重困難是，其實當然很多作家，仍在關切著宏大的命題，但是這種關切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是能動的，還是慣性的？是富于創造力的，還是機械重復的？新文學之初的那些知識分子們，是帶著真實的社會問題投入到對宏大命題的思考，他們真的探索癥結所在，他們不斷地創造世界觀和解決方案，而今天我們往往看到的卻是陳舊觀念的一再重復：無論時代發生怎樣的巨變，社會結構如何重構，對于歷史的態度都仍立足于簡單的立場與邏輯。這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寫作者的勤奮問題：所謂勤奮不僅意味著不斷寫作，關鍵在于是否寫出了有效的作品；作家的勤奮不應該是在敲打鍵盤的體力勞動層面，而更應是在精神層面，在思考能力的層面和世界觀的層面。不能不斷思考真問題，而重復老調子，我以為算不上創作。這實際上已經涉及第二個層面，即新世紀的作家們，如何體認自己的身份與位置？

關于第二個層面，我想從創作的初衷談起。今天仍然可以讀到不少前輩作家的回憶，在溯及自己為什么踏上文學道路時，他們會說是為了脫離農村勞動，為了到文化館工作，為了吃上國庫糧……他們還會強調文學是個手藝活兒，而自己是個手藝人……這當然也是20世紀80年代文學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那個歷史時期是有重要意義的；而且我相信，也確實有相當的真實性。但時至今日，依然不斷重復這樣的“憶苦思甜”，就或多或少構成了前輩們有意無意的“欺騙”，讓不明就里的年輕人上了當：也許最初開始創作，真的是因為這樣那樣形而下的原因，但一個人如果只是為了吃上白面饃饃而干文學這個行當，何以能夠堅持到現在？在今天物欲橫流的時代，這點動力完全不足以支撐工作熱情，這個事情說不通。因此前輩們的這類自訴，其實更像是在一個侈談理想的時代羞澀地隱藏起了自己對于文學、對于文化以及對于這個時代的激情，與胸中“莫名的大志”，這是更年輕一輩從業者不可不察的。回溯新文學之初，那時候所謂職業文人的觀念，還沒有那么根深蒂固。盡管如今已經有太多研究，探討新舊交替時代的現代報刊新聞業與職業知識分子的生成，以及他們與新文學的發生之關系。但那時的寫作者職業化程度較之今天是差得多了。我們也總是會提起魯迅對自己職業的不斷選擇，選擇何種職業取決于他內在的精神訴求與宏大理想。而今天有多少從業者僅僅是將文學作為一份職業呢？如今我們常常感慨難于看到挑戰閱讀經驗的作品與作者，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也可以在從業者自身身份認定的層面找到病因呢？正因為我們將自己的工作視為專業分工下的某一職業，因此我們很容易變得機械、僵硬、保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追求既定規范內的精致完滿而不愿越雷池一步。最初我們或許是出于得失考量而拒絕新鮮事物，但久而久之那將成為一種下意識的審美趣味，一種難以看到創新激情的審美趣味。

在前文對當下繼續探索文本形式實驗的做法表達質疑之后，再來討論第三個層面的問題似乎有點矛盾。因此似乎有必要再次強調，我所質疑的只是那些缺乏難度拾人牙慧的實驗，是那種無法將文本的創新與內涵的深掘有機結合起來的實驗。而在諸多方面，對于文學新的可能性的探索，當然始終是我們應該予以不斷關注的。這諸多方面，當然不僅僅在于扭曲小說的機構，顛倒小說的時空，復雜小說的敘述，而還應該包括對文學組織機制、生產機制、流通機制等方面的創新探索，包括在新技術條件下新文體的生成與有效發展等問題。就此而言，網絡文學當然是應該放在這一層面討論的話題。這一借助新的傳媒手段而產生并在各個相關領域（或者說尤其在相關領域）充滿蓬勃活力的文學奇觀，看似新鮮；但是考慮到新文學的發生與現代新聞出版之間的關系，我們會發現這也不過是百年新文學系統之中的老問題：無論我們從通俗文學的角度來考量其文學特征，還是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探討其之于文學制度、社會組織的有機作用，都不必大驚小怪。有趣的或許在于，我們是否有能力將這樣一個似新還舊的文學現象，納入到我們的認知系統中，并找到一個辦法，有效、健康和更加富有活力地將之納入到文學版圖中。今天我們已經過多地關注了網絡文學，但是似乎除了為資本提供IP，還沒有其他可以看到的成效。盡管在資本運作的層面，網絡文學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的階級差異、新的不公正與新的壓抑，但是在文學層面卻依然混亂，依然莫衷一是。將網絡文學理解為某種超級通俗文學大概是傳統文學界最能接受的論述方式——這在新文學之初，甚至之前都同樣曾經流行過。如今眾所周知的是，我們認作巨人的那些新文學主將，論當時實際的讀者數量，可能遠不如同代的通俗文學作家們。但即便像張恨水這樣銷量巨大的所謂“鴛鴦蝴蝶派”作者，其作品同樣也展現民間疾苦，也涉及抗戰等嚴肅話題。但是今天的網絡文學呢？在純粹的娛樂性之外，提供了多少堅實的東西？“發跡變泰”是通俗文學的永恒主題，自古就是通俗文學提供“爽度”的無上法寶，在網絡文學中亦復如是，只是更像是電腦游戲中的“打怪升級”。但是如何發跡變泰，為了什么要打怪升級，而發跡變泰或打怪升級之后又做些什么？這之間是有差別的。賣油郎獨占花魁，張揚的是小生產者的勤勞和對愛情的忠貞專一，而如果缺乏這樣的價值導向，只剩下對于力量、權力、金錢的純粹崇拜，其中還會有基本的文化自覺嗎？就此層面而言，網絡文學這個新世紀以來最大的文學奇觀，實在又很難放在百年新文學視野中加以考量。而從評介、研究、引導與組織的角度，是否也有可反思處？是不加分辨地單純按照粉絲、收入的排行榜去團結網絡作家，還是另立我們的標準？我們有沒有責任肯定某些網絡文學，而否定另外一些？大IP就一定是好的嗎？在資本與掌聲之外，我們有必要盲目地跟風給他們再加冕一頂文學的桂冠嗎？這可能都是在新世紀的語境中，面對新的文體變遷，文學從業者需要在百年前巨人們的經驗下去考量的問題。

前面談過，新文學之初的知識分子們至少在以上三個層面思考問題，但思考的都是關于“新”與“舊”的問題。這是現代性籠罩下不能逃脫的命題與思維方式，因此百年新文學的視野，本質而言是現代性的視野，是時間的視野。因而之所以回到新文學之初去尋求資源來返觀新世紀文學，當然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將當前的文學繼續向前推進。不難發現，前此提及的新世紀文學諸多問題，其實恰恰是百年新文學發展過程當中所積存的。百年新文學本身或許也已構成某種“舊”了。所以關于“百年新文學視野中的新世紀文學”這一主題，或許最好的結論是：對新世紀文學而言，最好的情況就是不斷走出百年新文學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