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旺的石刻調查日志。

格旺在田野考察中發現的14世紀四臂觀世音石刻造像碑。 格旺供圖

格旺在懸崖上作業。

　　在藏區，無論是街頭巷尾，還是寺廟佛塔、百姓人家，或多或少都能發現一些石刻的蹤跡，但是對于石刻文化的整理、研究卻鮮有人涉足。

　　2016年，在第十四屆日喀則珠峰文化旅游節期間，日喀則宗山博物館推出的“后藏石刻文化藝術展覽”引起人們的關注。展出的幾十件石刻藝術精品，上起吐蕃時期，下迄明清之間，造型精美，風格多樣。由此，“日喀則市展出了一座露天敦煌”的消息也在考古文博界不脛而走。 

　　在外界的一片贊揚聲中，日喀則市文物局文物鑒定與搶救中心文博員格旺卻出奇得平靜。他，正是這一批石刻文物最初的搜集者。此時，在格旺看來，西藏石刻保護之路依然漫長。

　　處處留心開啟的發現之旅

　　2012年，已過不惑之年的格旺考入西藏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他平日里喜歡在八廓街的古玩市場上觀察，這里是他了解藏區文物流向市場的窗口。格旺發現，每到周末，總有一些人在八廓街偷偷交易石刻造像。出于職業的敏感，格旺斷定這后面大有文章。

　　回校后，格旺將自己的發現告訴導師旺多。有著多年宗教歷史研究經驗的旺多教授雖不敢貿然斷定石刻文物保存的數量和隱含的歷史信息，但他鼓勵格旺：“你在文物局的職務方便做這個事情，那就堅持下去！”這句話讓格旺有了信心。

　　2014年11月，正在做巖畫普查工作的格旺，接到昂仁縣旅游局的朋友米瑪多吉打來的電話。米瑪多吉問他：“你不是做文物調查研究嗎？我們這兒有尊新發現的大佛。”聽到這個消息，格旺當即放下手中的活，星夜兼程趕到昂仁。

　　“太震撼了！”格旺這樣形容自己第一次見到大佛的感受。9米多高的摩崖石刻，刻得那么精美，格旺從事文物工作以來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面。接下來幾天，興奮的格旺翻遍了西藏自治區和日喀則市的文物普查資料，竟然都沒有對這尊大佛的記載。

　　格旺就此求教于考古專家、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夏格旺堆。夏格旺堆根據題記和一些線索推斷，這是一尊刻于600多年前的大佛。

　　“大佛坐落在昂仁縣達居鄉境內，這么重要的石刻文物竟然沒有登記造冊。究竟還有多少這樣的石刻造像呢？”與大佛的美麗邂逅，讓格旺陷入了久久的深思。

　　不久，格旺撰寫了對日喀則市石刻文物數量做摸底調查的報告，呈交給市文物局的領導，得到了領導的首肯和支持，這讓格旺更有底氣了。

　　尋古路上的“父子兵”

　　2015年暑假，剛參加完高考的格桑朗加難得與父親格旺有一段閑暇的時光。多年來，格桑朗加一直在外求學，父子倆聚少離多。然而，這對父子心靈的默契總能超越空間的距離。

　　一天，格旺拉上兒子說：“走，陪爸爸做調研去！”“走就走！”

　　父子倆帶上糌粑、肉干和簡單的設備，開上自家的車，就這樣開啟了一次尋古之旅。

　　從仁布縣出發，他們把日喀則市18個區縣跑了個遍。每到一個可能存在石刻的寺廟、村莊，父子倆就將關于石刻文物調查的傳單發放給僧尼和群眾。測量、記錄、簡單地拓印，他們白天工作、趕路，晚上就擠在一起整理資料。有時夜里趕不到旅店，就睡在帳篷里。荒郊野地、密林深谷，父子倆相依相伴。

　　在從亞東到崗巴的途中，格桑朗加發燒了。崎嶇坎坷的山路上，汽車顛簸前行，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想著終日不過吃點糌粑和肉干，就連吃上一碗面都成了幸福的奢侈，格桑朗加挺委屈。爸爸卻什么也沒說，只是默默地做著石刻整理，這讓格桑朗加感受到了一種無言的力量。

　　一個半月下來，父子倆采集了2356張石刻照片、127幅拓片，格旺厚厚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了約2萬字的石刻采集記錄。 

　　“露天敦煌”初次展現

　　2015年9月，恰逢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和第十三屆日喀則珠峰文化旅游節舉辦。日喀則市文物局的領導建議，格旺以第一承辦人的身份在宗山博物館舉辦一次石刻文化藝術展覽。格旺爽快地答應了。

　　聯絡、整理、布展……籌備工作緊張而忙碌。8通石刻實物、24幅拓片、108張石刻造像圖片，展覽面世后備受矚目。該展覽被譽為“展出了一座露天敦煌”，日喀則市各界群眾紛紛豎起大拇指夸贊格旺，專家建議格旺在全國舉辦巡回交流展。

　　“近兩個月的風餐露宿，終于獲得了來自社會各界的認可，但這僅僅是整個西藏石刻的冰山一角呀！”格旺說。

　　在荒郊野外中上求下索，格旺發現，石刻文物易受到風蝕、雨淋、日曬、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影響，因而導致石刻藝術研究和歷史研究出現斷層；老百姓文物保護意識淡薄，石刻文化的重要性尚未引起廣泛重視，導致部分重要石刻文物嚴重流失；當代老百姓偏愛色澤鮮艷、雍容華貴的現代工藝金銅造像，具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歷史的石刻藝術品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它們或被棄置荒野，或被隨意堆放；少數了解石刻文物價值的人唯利是圖，通過低價收購甚至偷竊等手段獲得石刻文物，導致石刻文物日益減少。

　　石刻文化傳承面臨的嚴峻形勢更讓格旺痛心不已。經考察，石刻手藝人雖大有人在，但大多是瑪尼石雕刻藝人。在日喀則乃至整個西藏，石刻造像這一獨特的手工技藝后繼乏人，瀕臨失傳的境地。對于眾多留存于各種空間角落的石刻作品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已經迫在眉睫。

　　忠實的石刻“守護者”

　　2015年11月，在各方的推動和協調下，《后藏石刻文化調查與保護研究》項目獲西藏自治區審批通過，項目主持人正是格旺。

　　經過協商，課題組進一步明確了方向：研究西藏地區石刻文化的起源、發展與傳播；比較不同地域石刻的分布特點，對各教派造像工藝、側重點進行對比研究，并建立數據庫。

　　2016年1月至7月，經過地毯式收集與整理、針對性就地保護工作，課題組有了重大收獲，新發現摩崖石刻20多處、造像碑3座，零星的造像更是難以計數。

　　《后藏石刻文化調查與保護研究》項目咨詢專家夏格旺堆表示，格旺團隊較為系統地建立了分布于日喀則市18個區縣內的石刻文物的檔案，通過照相、拓片、翻模復制等手段開展的石刻文物保護，為摸清該區域內石刻文化遺產的家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日喀則是古代西藏政治、文化、經濟的重鎮，這里所發現的石刻文物不僅地域特色鮮明，而且制作工藝精湛。尤其是境內發現的部分摩崖造像，無論在體量上、還是在工藝水平和歷史價值方面，都堪稱同一時期西藏石刻文化遺產的珍品。

　　2016年9月，宗山博物館推出的“后藏石刻文化藝術展覽”受到關注，一些媒體希望采訪格旺，但都被他婉拒了：“現在恐怕時機還不成熟，我們的地方文物立法還不健全，這時見諸報道恐怕對保護不利。”

　　2017年1月1日，《日喀則市文物保護管理辦法》頒布實施，該辦法旨在規范文物保護管理制度，打擊文物違法犯罪活動，后藏石刻保護工作也被列入其中。2月，《后藏石刻藝術》精裝版書籍付梓。

　　最近，苦心構思碩士畢業論文《以拉孜為中心的后藏時刻造像源流研究》的格旺，閉門謝客。可了解到筆者采訪的意愿時，格旺竟爽快地答應了。

　　“時機成熟了，是時候讓更多的人了解、參與到石刻保護行動中了。”格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