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看書到熱淚盈眶還是讀到楊絳先生的散文隨筆《我們仨》，字里行間那飽蘸了愛的筆觸，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禁從心底里慨嘆于先生筆下三人平淡而有力的情感。再后來，雖從未停止閱讀，但卻鮮被感動至此了。也或許是心為外物所累，再也無力專注于傾聽訴說者或喜或怒、或哀或樂的感情了。既如此，又怎會感同身受至情不能自已呢？

近日來印滿紅色的杭州地鐵一號線刷爆了朋友圈，簡單的句子伴著失意而勞累的旅人，偏偏生出許多力量來，畢竟歡樂向來須臾，雖說魯迅百年前便在期待，而時至今日的我們依舊在為了生計辛苦輾轉、辛苦麻木、辛苦恣睢地碌碌無為著。而當手捧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苦行僧般行走的十年，血肉情誼都已深深傾注在這分量十足的20萬字中。他用溫潤而清冽的筆觸，幾近殘酷地剝析這種如鯁在喉的悲傷——只是在情感與尊嚴里倔強而野蠻生長的無望。跟隨他的筆端前行，仿若是經歷一場不請自來的新生的洗禮，隨性而豐饒，脫胎換骨。

正如俘獲眾人點贊的《平凡之路》的音樂評論：“十年前你說生如夏花般燦爛，十年后你說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十年磨洗，《山河袈裟》作為李修文的首部散文集集結出版，作家在自序中說“人民與美”“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繼續膜拜的兩座神祇”。過去奔忙的十年，在人生的道路上書寫：山林與小鎮，寺院與片場，小旅館與長途火車，以上種種，都是為他的“山河”。他用盡筆墨記錄著塵世間一群被時代裹挾了命運的最普通的平凡人。他們是：潦倒落魄的下崗工人、沒錢回鄉的農民工、每天半夜里偷偷溜出病房看月亮的病危的孩子、想盡了法子來互相接濟的囊中空空的陪護者、韃靼荒漠上放聲高歌的小弟兄、唱著“郎對花 姐對花”的陪酒女、異鄉除夕端上烈酒的天降弟兄、為了子輩不惜一切的母親、與一只猴子結為兄弟的“耍猴人”……恰如他在序言中說“在許多時候，他們也是失敗，是窮愁病苦，我曾經以為我不是他們，但實際上，我從來就是他們。”人民不是別人，人民是你和我的同伴們和親人們、是你和我的匯集，是有生皆苦的體驗者和遭遇現實磨難的親歷者。

山河過處，蕓蕓眾生，李修文筆下的“人”又是特別的：他們是瘋子，《苦水菩薩》提到拾得菩薩的“除卻是一個鰥夫，還是遠近聞名的瘋子”，沒有人敢跟他搭訕說話；《掃墓春秋》中提到了兩個瘋子，一個是不怕鬼和墳地、頭上常年戴著一朵花的瘋婆子，另一個是表面與常人無異，卻是話多，自說自話地向別人描述著他是狐貍精轉世，前三十年是女人，后三十年是男人，等如此詭譎之言；《一個母親》中的兒子瘋了，不再認得他的母親，母親的受難便開始了；《曠野上的祭文》中跛腳的他在四天被人遺忘的關押里變得時而癲狂時而清醒，而誰又會過問他的清醒與否，因為他是一樣的無用，我們無法考據也無心去尋找瘋子們是緣何發瘋，我們只能看到，他們淪為人群中的異類和孤獨者。他們是逝去的人，電信局臨時工老路在墻壁上為他逝去的兒子寫下“每次醒來，你都不在”（《每次醒來，你都不在》）；形跡可疑、四處張望的只是為了找人和他說說話的得了胃癌的牛販子（《看蘋果的下午》）。他們是被禁錮或者始終要出發的人，心懷演員夢的小周一直在說：“我要走，我馬上就要走，最遲下個月我一定會走。”而終究是她的尸骨干干凈凈躺在江底（《小周與小周》）；千里萬里趕去夢中的鄂爾多斯，表妹也只是重新學會了哭（《窮親戚》）。他們甚至是鬼，死去的丈夫砍去海棠樹在妻子的病房前暗自垂淚，無能為力（《火燒海棠樹》）；妻子的鬼魂喝退纏繞著溺水丈夫的厲鬼，而后結束十年陪伴（《鬼故事》），他們是傻子、病人、徒遭厄運也了無痕跡的人……許多讀者在各大網站留下對《山河袈裟》的閱讀體驗：感動。我想這種感動不是對別人悲慘遭遇的哀戚，不是對生命無常的嘆惋，而是物傷其類，觀照自我，畢竟眾生皆苦，無助而孤獨。

當國人迷失在所謂“心靈雞湯”而自我垂憐時，當鋪天蓋地的成功學將自我的力量無限夸大膨脹時，李修文卻塑造了一個個“無用”且“無望”的人，正如著名評論家陳曉明先生所說“文學是弱者的偉業”，李修文在關于他的一篇訪談《“我們來到了痛苦的中心”》中也坦言，“我討厭那些得意洋洋的人，我對弱勢的人天然有一種探究和關注，事實上我所寫的小說人物幾乎都是有各種各樣困境和問題的人；我要寫虛弱、弱勢，我要寫的是一顆虛弱的心。” 人活一世，該是怎樣的無望與徒勞呢？正如《山河袈裟》中多次出現的瘋子，無論他是沉默的還是話嘮般的，“一個瘋子，到了最后，定然被幾乎所有人拋棄，人們懶得去聽他們說話，懶得與他們共同出現，甚至懶得看見他們，卻是迅速達成了共識：他們是不潔、活該和自作自受的。”無望者與孤獨者總相伴而生。強者塑造著歷史，江湖上還流傳著俠客的快意恩仇，普通大眾的悲傷潛滋暗長在高樓下的陰影中、苔蘚遍布的石縫里，悄悄地生長，又悄悄地死去，文學的雙眸，正是要關注這些“悄悄”，給干涸的心靈以潤澤與撫慰。

除卻這世間人事，文學之美是李修文追求的另一座神祇，其文字的匠心獨運也是讀者“感動”之所在。其文字之美，美在其構筑的盛大的浪漫世界與無望人生的矛盾，《火燒海棠樹》中的家庭似乎被層層厄運籠罩，兒子因為幾塊玻璃碴被截肢，丈夫出門買蛋炒飯卻被撞死，留下的婦人在火燒海棠樹時引火上身躺進重癥監護室，似乎是丈夫的亡魂攜斧將海棠樹砍下，然而“這被淚水打濕的斧子并不能讓他上天入地，反而讓他看見了更深的無能：即使陰陽相隔，他的斧子也砍不去厄運、崩潰和近在眼前的滿身繃帶，他唯一能砍去的，無非是那棵院子里的海棠樹。”救我于危難的船工父子在浪濤過后隔江唱起那首花兒“阿哥們是孽障的人……”面對這世間層出不窮的疾病與災難，安穩地過好這被命運裹挾的一生已實屬不易，李修文將“生生死死”這樣巨大的命題舉重若輕，人生一遭，本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值得尊重與敬畏。

文字的觸感在生活細微處延伸，這種美，正是年老的婦人在火車上說的那句：“這景色真讓人害羞，覺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連話都不好意思說出來了。（《羞于說話之時》）”當作者寫到電信臨時工老路找“我”借書時，在書房里不是碰翻桌子上的茶杯，就是褲兜里的鑰匙掉出來，他的慌張，只是因為他是“無論坐在什么地方都被拒絕的人”。在文字與生活的細微之處，我們驚覺打撈著人性的良善與無奈，局促而慌張，無處安放的失意者，正是這生活中時時上演卻屢屢被人忽略的細節成為喚起讀者共鳴與感動的重要因素。

作者自言，寫作是他浪跡山河的袈裟，是他的認命，他的宗教。在這本散文集中，我們都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活著不過是周而復始的受難，“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時刻的尊嚴”，而誰又能否認，無止境地將生活的重石推上山頂不是最強有力的反抗呢？作者充滿禪意的悲憫情懷在《驚恐與哀慟之歌》中顯露無疑，“如果在天有靈，它定會聽見田野上驚魂未定的呼告：諸神保佑，許我背靠一座不再搖晃的山巖；如果有可能，再許我風止雨歇，六畜安靜；許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樣的呼告，不敢有絲毫僭越的卑微與祈求安慰度日的虔誠。禪心構筑的文字情景也有著獨一份的寧靜，正像馴鹿躺在雪鹿身邊“就像兒子躺在了父親身邊，就像大雪躺在了山河的旁邊，就像萬千生靈躺在了菩薩的身邊。”陳曉明在《文學是弱者的偉業》中說：“弱者體現了人類精神的堅定性……弱者了不起的恰恰是他們對活著的那種堅持。” 《山河袈裟》中的“人”，在作者筆下褪去了各種各樣的職業或身份，社會角色的特點被無限淡化隱去，純粹的人性被凸顯，作為“人”這一個體的孤獨性悲劇性也被放大，作者文字中的節制與禪心的寧靜，將這種根植于每個人心靈深處的無望與孤獨表達出來，讓過度膨脹的現代人的自我得以靈魂的蕩滌。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2015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