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微在《后記》中寫道：“所謂‘細民’的‘盛宴’，我本人就是細民中的一員，而所謂‘盛宴’，不過是我所見過的婚喪嫁娶的團圓、飲食起居的人生要義。對普通人來說，離散總是大型的，團圓卻很小，這種反差很能打動我。”再沒有比小說標題更能清晰概括立意的所在，它扭結著貫穿全書、“細/盛”對照的張力和反差，它也指向了“家庭試驗”的創作自覺背后，作者替身處的一代人甚至幾代人“作傳”的隱微抱負。在無數個細碎的節點上，小說鏡照著每一個讀者自身，鏡照著每一個“細民”周旋于“盛宴”內外的時刻。

“細民”，一介平民，身份的卑微感集中凸顯在被“離異”這一核心情節擊中的人物身上。袁佳喬原生家庭的破裂，將她卷進了生身父母、繼父、繼母乃至四方家族構成的更為龐雜纏繞的關系網絡中，既已喪失“中心位置”的主人公，以“邊緣”身份往來于各段關系之中，這種微不足道的岌岌可危如與深淵為伴：“默默接受了與自己的深淵廝守。”袁佳喬與小茂的婚戀關系也因此埋下了齟齬的前兆，小茂生活優柔充裕的“輕盈”，使他無視袁佳喬閱歷的“沉重”，他不懂諸多家庭曾經膠葛走過的“千山萬水”，不懂袁佳喬“身后空落落的恐懼”，更不懂借助婚喪嫁娶鋪展開的家族“盛宴”背后的暗礁淺灘。袁佳喬后來的離異，與其說是嫁妝瑣細、胎死腹中、夫家涼薄等諸多偶然因素的合謀，不如說是家族命運點滴流轉的必然。“離異”為討論家族相處模式乃至整個家族命運提供了一個極端且充分的形式，而“盛宴”則為“細民”的集結開辟了華麗的空間，“盛宴”的團圓和隆重在“細民”處得以消解，或者說“盛宴”只不過是家族親緣關系的表象，它在與“細民”的勾連中逼近了某種真相：“盛宴”充斥著“細民”生活和人性的輕薄瑣碎，“細民”也因此具備了扳倒、瓦解“盛宴”的巨大能量，簡言之，即細民不細，盛宴難盛。正是這雙重張力貫穿了整部小說：

“這些繽紛的菜色，冷冷熱熱交織，世故而浪費，桌上一片圓滿，像尚未開封的盆栽。桌下卻一片凄清，我們每個人，都難以收場這令人難以忘懷的局面。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股液體汩汩地從我的身體噴薄而出，像沉靜的火山忽然蘇醒，涌過低沉的、綿延的悲吟。”

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曾著重闡釋“輕”與“重”的辯證，如其所言，“一個小說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務變作為某種無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對象，就難以用實例表現他關于輕的觀念。”他以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作此示范：“我們在生活中因其輕快而選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須臾之間都要顯示出其令人無法忍受的沉重的本來面目。”當張怡微選擇直面塵埃激蕩般的“細民”生活時，“輕盈”與“沉重”的辯證理念同樣運行其間。令人難持其重的并非婚喪嫁娶構成的“盛宴”，而是“細民”置身其中、看似瑣細乏味的日常生活，即便是“相識十年”的至親之人，卻也“越來越抵不過日常生活的消磨”。那些“一陣煙”般無意觀看的平凡，最終聚合成我們的犧牲，這種輕重的顛倒關系，如同難得團聚的祖輩喪禮上，家族“細民”們架起的一桌桌輕嘴薄舌的麻將。正如作者所言，世情小說的落腳點并非人的情感，而是市井生活中不讓人升華的真相，比如《金瓶梅》寫暴發戶的日常，《醒世姻緣傳》里農村的破產，《歧路燈》中的種種黑幕，乃至小津安二郎電影中家庭的瓦解、生活的陰影，她力求借此洞察“犧牲格調背后的那個意圖、同情”。《細民盛宴》以父親為女兒烹調開場，最后反過來以女兒為父親烹調收尾，這大概并非意味著父女關系的和解，而是惘惘提示出命運的代際輪回，生活大概與命運一樣儼然“逼仄的圓”，有其牽絆難逃的膠著和沉重，借用張愛玲小說《花凋》中的說法，“細民”與其周旋其中的日常生活，“兩個尸首背對背栓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

“細民”的沉重感，還與小說對上海工人階層的敘述策略有關。人物的生活經驗、情感倫理，與城市文化、社會結構變遷等時代/歷史要素緊密勾連，或者說，歷史大環境的諸多關鍵性變革，構成了人物活動必要的“噪音背景”。國企改革、下崗大潮、金融危機、住房及教育改革，乃至霧霾等環境變局，社交通訊技術的更新……諸多歷史節點映照、干預甚至決定了人物命運的走向，正如小說中所言：“那二十年中，時易世變。上海許多人家改善住房，然而這一趟順風車，我們家族的每一個人都沒有趕上。我母親、我父親；我繼父、我繼母，均因婚姻的質變而成為了這個城市里刻舟求劍的人。這使得他們糾集在以我為中心的原點，顯得格外患難，格外同病相憐。他們為自己的婚姻問題，付出了不只是離散的代價，他們成為了這個時代掉隊的人。我也是”；“生活的殘忍令我們不再是過往歲月里那樣抽象夢幻的人，技術的沿革也碾壓了我們曾有的熱望與真心”；“MSN的隕落，也添了一把蠻力，為我們的關系做結。我們不再發奮汲取彼此，一個時代也與我們割席”；“世界越來越吵，越來越繁華，也越來越令人摸不著頭腦”。“細民”生活不再是上海都市文化光怪陸離的一個符號，而是扎根進歷史與時代的變遷細節中，作者放棄注目旗袍、背頭、老洋房、石庫門等自己不熟悉的都市意象，轉向知青、支內乃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諸多社會歷史事件，如此沉穩而細膩地展示上海市民乃至城市文化的厚重面向。

在主人公與家族生活、“細民”命運角力的過程中，敏感、尖刻與不幸的諸多瞬間，似乎構成了某種恒常性的存在，但作者并沒有放棄給這苦悶的記憶打開一個缺口。在小說里，夢境時常光顧冰冷嚴酷的現實，給予主人公團圓的幻象，而愛也不時釋放著動人的暖色。有一個情節尤其耐人尋味：離婚時，父親要走了女兒袁佳喬的一本《新華字典》作為紀念，多年后，未來的丈夫小茂巧合地送了袁佳喬一本《新華字典》做生日禮物，這勾起了袁佳喬對于父親的追緬，點燃了她內心最敏銳的惻隱，并仿佛使她得到了與自己命運攸關的啟迪。正如袁佳喬所言：“我生命中只剩有兩本《新華字典》，都很重要，都很難忘。而我日漸成長，卻發現，《新華字典》查不到的事越來越多，而人生許多東西都沒有答案，無解就是最好的注釋，心寬的人才比較容易得到幸福。”這讓人想起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電影《步履不停》（歩いても 歩いても），與父親劍拔弩張的兒子，在與母親掃墓歸來的途中，看到了母親口中歷盡寒冬而涅槃的黃蝴蝶，雙親相繼過世后，當年對傳說不予理睬的兒子，在與妻兒掃墓時重見黃蝴蝶，這一次，他釋懷般地同樣講起了傳說。誠然，一段段難以割舍卻又看得到盡頭的關系，構成了“細民”人生的真相，但正如張怡微所言，無論是流淚的幽谷抑或短暫的過渡，“到底也是要日復一日地度過”。回首“盛宴”皆惘然，而“盛宴”中的“細民”，唯有繼續走下去，走下去。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